澳门学与澳门发展道路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7:10:23 未知 吴志良 参加讨论
摘 要：澳门当代学术的形成与发展，与澳门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步伐高度吻合。在此一过程中，“澳门学”概念应运而生，并成为探索澳门发展道路的助推器。澳门学的提出，自有其历史背景及现实取向。如果澳门人文社会科学或澳门研究可被统称为“澳门学”，则以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最为明显，但学科研究整体而言并不平衡、水平参差，跨学科的学术成果也明显缺乏。虽然澳门学从一开始就有清晰的问题意识和正面又正确的价值取向，直接促成了澳门宏观叙事的建立，推动了澳门社会主流核心价值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了澳门特区主导性话语权的确立，但澳门学是在澳门社会实践和经验的认识非常有限、学术准备极其不足的语境下提出的，因而存在先天缺陷、后天发育不足的困境。为此，以本土知识体系构建澳门学，应成为当务之急。具体而言，既需要重点填补某些学科研究的空白或不足，逐步达至各学科均衡、协调、规范发展，并逐步建立其学术自主性；又需要挖掘和弘扬澳门社会实践和文化经验的价值和意义，并使之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发挥作用。由于澳门学的研究对象是“澳门”这个特定区域所发生的事情，因此研究视角就不能只有澳门的过去，也应包括澳门的现在和未来；又由于澳门的社会和经济规模细小，因此研究手段应加强采用微观分析方法，并以注重质量和水平为导向，不强求宏观分析手段和研究成果的规模。构建澳门学的中心意义和核心价值，在于客观叙述历史和科学解释现实，并对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澳门发展道路的选择，必须建基于澳门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实践，而研究澳门的历史发展规律和现实社会需求，有赖于澳门学的研究成果，彼此互为依存，共生共荣，任重道远。 关键词：澳门学 成果 成因 挑战 发展道路 作者简介：吴志良，198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葡萄牙语专业，1986年赴葡萄牙进修，1991年在澳门东亚大学完成为期两年的公共行政课程，1997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历史文化工作委员会主席,、澳门学者同盟主席，兼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以及澳门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澳门历史与政治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澳门政治制度史》《东西交汇看澳门》《悦读澳门》等。 澳门当代学术的形成与发展，与澳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高度吻合；当代学术因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而生，又反过来为后者提供智力支持。20世纪70年代中期葡萄牙的政治民主化与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直接推动了澳门的政治制度开放、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快速转型，也使澳门当代学术的形成和发展有了可能；与此同时，澳门学术的进步又为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在此一过程中，“澳门学”概念应运而生，并成为探索澳门发展道路的助推器。近十年来，在澳门学术界的积极倡议和推动下，“澳门学”引起国内外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以建设本土知识体系为核心任务的澳门学的学科建构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澳门学的聚焦点也从偏重历史文化考察扩展至对澳门未来发展的高度关怀。因此，回归倡导“澳门学”的初衷，总结澳门发展的实践经验，探讨如何为澳门未来发展提供知识和智力支持，将是本文的主旨和心愿。 一“澳门学”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现实取向 20世纪70年代，中、葡两国的政治转型和政策转向，决定了澳门当代史的走向。1974年，葡萄牙推翻独裁统治，实行非殖民化政策，确立了澳门作为葡管中国领土的自治地位；两年后，《澳门组织章程》的颁布，则为澳门的政治行政自治、社会自我治理创造了条件和奠定了基础。1976年，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两年后提出改革开放，为澳门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和源源不断的动力，促使澳门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1979年，中葡建立外交关系，澳门政治、法律地位明朗化，发展前景更加清晰。1987年，中葡两国政府经过多轮友好谈判，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和平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澳门从此步入政权交接的过渡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开始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并在澳门推动成立基本法起草咨询委员会，广泛征集澳门民意，动员市民为澳门平稳过渡、基本法起草、特区创建建言献策，深深触发了市民对澳门前途的思考和讨论及其对未来的憧憬，大大推动了澳门民间社会对未来发展的参与欲、积极性和归属感，大大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和市民的家国情怀。 就是在此一波澜壮阔、激荡人心的历史背景下，陈树荣、黄汉强等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了“澳门学”的概念。其基本出发点有三：一是澳门历史演变具有独特性，值得客观、全面、系统地进行研究和总结；二是这一独特性对澳门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三是总结和研究澳门历史发展的经验和规律，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香港问题比澳门早提出，《中英联合声明》也比《中葡联合声明》早签署。在香港，也有人提出“香港学”，出发点大致相同，只是“香港学”更强调保持与西方文明接轨，“澳门学”则强调如何顺利回归。事实上，澳门历史演变与香港相比有其明显特殊之处：首先，澳门并非割让地。自16世纪中叶明朝政府默许葡萄牙人入澳经商居住之后的近三百年时间，中国政府一直对澳门进行有效的管理，只允许葡萄牙人社群进行内部自治，其自治权亦仅限于其族群内部事务，形成“华洋共处分治”的局面；其次，即使鸦片战争后，葡萄牙希望仿效英国取得澳门的管治权（包括部分主权要求），并通过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自由港、派遣亚马留（C. J. M. F. d. Amaral，1803—1849）总督推行强硬殖民扩张政策、占领葡人原居住区之外的地区，以及在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获允“永居管理澳门”，但因为勘界谈判失败、“澳门”界址不清而无法有效对澳门实行殖民统治；最后，因为香港崛起、“五口通商”，澳门经济快速走向衰落，逐渐被人遗忘了，在中、葡两国政治议程上也没有什么位置，直到葡萄牙推行非殖民化政策和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中葡两国就澳门前途谈判时才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 纵观澳门历史，政界和公众对澳门的关注以及知识界对澳门问题的研究基本都处于澳门历史的转折点：例如，明代朝野对是否允许葡人居澳的争议，康熙皇帝（1661—1722年在位）下令迁海后耶稣会士在朝廷的操作，“礼仪之争”时期澳门对疏导传教士的作用，鸦片战争前后葡萄牙人寻找拥有澳门主权证据的尝试，亚马留被杀后中葡两国的交涉，勘界谈判期间朝野内外对澳门勘界问题的讨论以及各地民众的呼应，“巴黎和会”后收回包括澳门在内的租界、殖民地的呐喊，“三二九”惨案后对澳葡殖民统治的控诉，“一二?三”事件后中葡对澳门问题的再认识和新取态，等等。 由于知识界对澳门问题的关注集中在中、葡纷争的时点，澳门历史研究不可避免地染上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也解释了多年来人们一直将澳门历史写成了中葡关系史甚至中葡交涉史的原因。另一方面，因为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澳门研究一直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并形成现实取向的传统。澳门学最早倡导者之一黄汉强于1985年推动成立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时，沿袭了此一传统；该会以“研究澳门，服务社会”为宗旨，坚持“面向社会，联系实际”的作风。1988年，他在澳门东亚大学澳门研究中心创办《澳门研究》时，宗旨也是“研究澳门，服务社会”；1993年，《澳门研究》与澳门基金会合作复刊，再次强调“为了响应本澳社会发展的需要”。吴国昌在1987年提出构建“澳门问题”时，也认为“无论是要认识澳门、搞‘澳门学’，还是对澳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都不宜只埋首于澳门本身的史料，应该正视澳门在世界中的角色，广泛参考其他地区的经验，研究世界性的机能，不卑不亢地探讨澳门的转变、问题与出路”。他甚至直言，“澳门问题科学化”其中一重要意义是“打通渠道，让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更直接地为正视、研究和解决澳门前途问题效劳”。 “澳门学”的概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其现实关怀和现实取向是显而易见的。其后的发展历程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初衷未变，澳门学的中心思路和核心任务依然是为了说明和解释“我从哪里来”“我在哪里”“我往哪里去”，换言之，说明和解释“我是谁”“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怎么做”这几个重大问题。这几个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即在政治、行政过渡时期人们对个体和群体身份认同的某种焦虑以及向他人表达展示身份特征的渴求，反映了人们对个人和社会未来发展的关注。此一现实取向，一直陪伴着澳门学的成长。 二澳门学的成果与成因 社会科学家的天职是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社会科学的基础是一个社会的实践，其责任是解释一个特定社会的实践并以其研究成果反过来指导社会实践。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科学的发展程度，依赖该国家、该地区社会科学学者解释现实的能力和努力。我们不得不佩服澳门学早期倡导者的学术自觉、想象力、热情、创意和胆识，在人们（包括倡导者）对澳门历史和社会尚不深入了解、更缺乏整体研究的环境下提出了构建“澳门学”的设想。在某种程度上，这体现了澳门学倡导者对澳门社会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的抱负和理想，此一抱负与理想，又折射到澳门学本身。 社会科学来自社会，是对社会实践及其经验的总结、概念化和理论化的过程。“澳门学”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时，是在对澳门社会实践和经验的认识还非常有限、学术准备很不足的时候横空出世的，无疑是一个“早产儿”。也正因为此，“澳门学”至今仍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概念，其研究边界、研究范式仍在探索形成中，澳门学作为学科来建设的道路依然十分漫长。由于“澳门学”概念及其研究边界有待确定，为了叙述方便，本文暂且将澳门人文社会科学或澳门研究统称为澳门学，而总结澳门学的成果，实际上是指广义上澳门研究的成果。 对于澳门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去年我曾撰文从宏观上做过总结。而从微观即不同学科来看，如果将澳门学视为一门多学科和跨学科学问的话，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最为明显，其突出标志是大量收录了主要历史档案文献的汇编——《澳门编年史》，以及由中国内地、澳门、葡萄牙以及多位其他国家学者共同撰写的《澳门史新编》的出版，不仅探明了有关澳门现存档案文献的大致状况并进行了梳理和编辑，还对此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并在某些重大历史问题上形成了初步的共识，这大大推进了澳门宏观历史叙事的形成；法学研究也以《澳门法律汇编》《澳门法律丛书》《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丛书》《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法律比较丛书》为主线，对澳门基本法、澳门法律史、法制史、几大法典、各部门法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系统的研究，尤其在澳门基本法（包括港澳基本法比较）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在政治领域，对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行政现代化也有众多著述；在经济领域，经济史、经济结构、公共财政、区域合作方面不乏成果，但略显实证不足；在社会领域，有关社团（社会管理）、教育、宗教、卫生、科技的研究深浅不一，社团和政治、社会关系研究较为深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显得零碎。 整体而言，澳门学的学科研究并不平衡、水平参差，跨学科的学术成果也明显缺乏。但是，值得强调的是，澳门学从提出之时就有宏图大志，《澳门总览》《澳门百科全书》《澳门编年史》《澳门史新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澳门卷》的编辑出版明显带有从宏观构建澳门学、即建立澳门的宏观叙述的意图；尽管此一意图实现的难度很大，甚至有点理想主义色彩。此外，以澳门基金会为首的各公、私机构紧贴澳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有意识、有计划地培养学术人才、推出研究项目、出版各类丛书、举办学术活动，无疑推动了澳门研究的加速发展及水平的不断提升，促进学术成长，并与澳门现实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澳门学术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兼有的现实取向和理想主义，获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一方面，不同学科一步一个脚印地夯实基础，稳步推进相关研究；另一方面，构建澳门学的意图又令澳门研究不着痕迹地有序规划，全局部署，分步推行，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了一个澳门宏观叙事。尽管此一宏观叙事还是有缺失、不平衡的，但主体已经明确、轮廓已经清晰，学术界甚至公众对其总体思路、框架、路径选择、价值取向也大致认同。宏观叙事在任何后殖民社会都至关重要，对建立主流核心价值具有决定性意义。澳门建立宏观叙事的过程自然而相对平顺，可能与其历史发展的独特进程有较大关系，特别是澳门开埠不是被葡萄牙武力占领的结果，长期以来，葡人居澳地位也不明确；即使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后，葡萄牙虽获清廷允许“永居管理澳门”，但因界址不清，亦未能在澳门进行有效的殖民管治，甚至可以说，澳门没有经历过传统意义上的殖民统治，所以，澳门与其他殖民地不同，“去殖民化”的意识并不强烈，“去殖民化”的观念和阻力也相对薄弱。澳门回归前后，社会和学界的诸多讨论中，主流意识更多聚焦在回归后的政治、经济、社会重建及其与中国的联系和融合。在此一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澳门宏观叙事获得学界内部认同和公众的外部认同，意味着将成为群体知识，既使得澳门历史话语权得以顺利确立，又令建立本土知识体系成为学术可能。 澳门学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另一个始料不及的结果是，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学研究成功从中葡关系史重心转移至澳门内部社会或以澳门本土视角来考察，而且没有受到政治权力或经济利益太多的关注和阻挠。其内在原因，一方面，可能由于当代澳门学术初创阶段，主要推动者都从内地移民过来，具有强烈的民族、国家认同又对澳门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另一方面，也因为澳门学术与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一直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学术本身在初创时期也没有太大的社会影响力，不足以引起外界的关注，从而有了相对自由宽松的生存空间和成长环境。澳门基金会这类公立机构的参与，不仅提供了必要的资源支持，还扮演了组织者、协调者的重要角色。与此同时，公立机构高度关注尊重和维护学术自由，学者也自觉自律，避免了政商权力与学术界关系的紧张，甚至形成某种良性互动，有助于正面价值观的塑造。当然，不可否认，这也弱化了批判精神的培养。澳门学术由民间推动、政府资助、放任（当然有自律）发展的历程，对澳门学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澳门学面临的挑战 澳门学从一开始具有清醒又清晰的问题意识和正面又正确的价值取向，直接促成了澳门宏观叙事的建立，推动了澳门社会主流核心价值形成与发展，促进了澳门特区主导性话语权的确立。这体现了澳门学术界的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是澳门学过去三十多年的最重大也是最重要的成果，而且此成果还在持续扩大之中。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作为“早产儿”，澳门学存在先天的缺陷，后天也发育不足。因此，弥补其先天缺陷，促进其全面发育，作为本土知识体系来构建澳门学便成为当务之急。 所谓社会科学，社会是主体，科学是方法。作为知识体系来构建澳门学并将澳门学作为学科来建设，既必须继续抓紧基础档案文献整理和田野研究实证资料收集，为澳门学提供充足而源源不断的养分，又必须强调科学，必须注重理论的建构和学术标准的建立，必须走专业主义的道路。而专业主义既包含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又包括了澳门学各相关学科的规范发展问题。 近年来，澳门学出现了宏观过度理论拔高、微观转向历史考证式研究的趋势。宏观理论拔高而缺乏专业研究的支撑，可能会成为空中楼阁；微观考证式钻研而缺乏宏观的把握和现实的触觉，可能走进历史的故纸堆。这应该不是倡议“澳门学”的初衷，也不是澳门学追求的目的。澳门学应该研究历史发展规律，弘扬文化意义，探索现实社会问题，引领特区未来发展，参与国家建设，为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澳门学应该有宏观的视野、科学的方法、实证的研究、意义的阐发，否则，很难得到健康的发展，很难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和社会的广泛支持。 具体而言，在澳门学构建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在不同学科领域深耕细作，重点填补某些学科研究的空白或不足，逐步达至各学科均衡、协调、规范发展，并逐步建立其学术自主性；另一方面，又需要挖掘和弘扬澳门社会实践和文化经验的价值和意义，并使之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发挥作用。澳门是中华文化传承从未中断且传统保存得相对完整的一个城市，也一直保留了包容共济、守望相助的人文关怀，如何在当今中华文化重建以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建设中凸现其价值？澳门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以及与西方交往交流的前沿阵地，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与西方文化平等来往、相容合作的经验，如何在当今全球化陷入困局以及中国倡议“一带一路”并努力进入世界舞台中央的进程中展示其意义？这些问题，不仅赋予了澳门学的历史使命，也将彰显澳门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澳门特区的内部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策略，关系到澳门如何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怎样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 值得庆幸的是，推动澳门学研究的主要参与者和参与机构已经意识到此一问题，并积极行动起来，协调步伐，调整方向。最近，主要参与者和参与机构代表举办了多次座谈会，一致认为，澳门学已从过去的一个学术概念，逐步过渡到学科建设的阶段。在过去，澳门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范畴，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澳门学所涉猎的范围需要有所扩展。澳门学的建设就是本土知识体系的构建，在澳门发生的一切事情，以及澳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与互动，都应该是澳门学研究的对象。在澳门学的研究过程中，应该致力形成一个完整的宏观叙述和解释体系，确立澳门的学术自主性，巩固澳门的学术话语权。 座谈会参与者还认为，在新时代下，澳门学的使命至少应该是：（1）建立正确的宏观历史叙述；（2）科学研究和归纳澳门现状；（3）高度提炼“澳门”的普遍意义；（4）推广澳门在促进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沟通的传统功能。为此，澳门学应结合当今社会现实，配合澳门的发展、“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实施。同时，澳门学的学科建设有必要开辟新的领域，拓展研究的视野，特别是集中梳理和厘清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而亟待解决的问题。澳门学不仅仅是历史文献研究，也涉及经济、法律、政治、社会、文化、宗教、“一国两制”方针的实施等问题的研究，为澳门未来发展提供知识的支撑与理论的指导，已经逐渐成为澳门学术界的共识。 澳门学术界的另一个共识是，澳门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地区学问，需要构建适合澳门特点的学术范式和方法论。由于澳门学的研究对象是“澳门”这个特定区域所发生的事情，因此研究的视角就不仅只有澳门的过去，也要包括澳门的现在和未来。又由于澳门的社会和经济规模细小，因此研究的手段应加强采用微观分析方法，并以注重质量和水平为导向，不强求宏观分析手段和研究成果的规模。以上述的视角和手段为原则和基础，从时间、空间、结构三个维度全方位地开展研究，以丰富澳门学的研究内涵，使澳门学的研究成果可广泛应用于各种政策主张。 另一方面，大家认同历史文化研究与当代精神提炼并不矛盾。由于建设澳门学学科的目的在于构建知识体系和解释体系、提炼出澳门本土知识体系的全球意义，因此澳门学应该是澳门研究的核心，通过这个核心来凝聚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的澳门研究人员对澳门学学科建设的参与感、向心力和认同度，并培养和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 四澳门学与澳门发展道路 构建澳门学的中心意义和核心价值在于客观叙述历史和科学解释现实，并对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之所以提出作为本土知识体系来构建澳门学，乃因为澳门学就是有关澳门的所有和全部学问，而知识体系的建立，一方面需要专业主义，需要科学方法和研究范式，使得澳门学的发展更加规范，成为一门符合学术规范并获得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学科；另一方面，一个知识体系的建立，使得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解释自己和发展自己，更好地为澳门特区的可持续发展──政治发展、行政改革、法律现代化、经济多元化、社会转型、文化建设及其相关制度的完善，为不断探索“一国两制”的实践、履行国家赋予特区的新使命──更加积极主动助力国家改革开放、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家治理实践和更加积极主动促进国际人文交流以及为国家新时期的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进入世界舞台中央、构建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为当今世界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条可供参考的路径。 这是澳门学应该做的，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澳门学源于澳门，因澳门而生，为澳门发展而成长。澳门学从提出之日起，就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现实取向，以研究澳门、服务社会为己任，天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情怀。在《中葡联合声明》谈判、《澳门基本法》起草期间和特区初创前后，澳门学充分吸收了有关澳门历史和前途大讨论的民间智慧，既表现了其开放性，又打下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获得了公众认同。三十多年来，聆听市民呼声，紧贴社会脉搏，系统深入研究澳门现实问题，科学总结澳门历史经验，为澳门平稳顺利过渡和特别行政区的创建、发展出谋献策。事实上，澳门学术界的许多研究成果，从博彩开放、区域合作、经济多元化到政治发展、行政法律改革到社会、文化建设，都为政府和社会采纳，直接为澳门顺利过渡、平稳回归和特区创建与发展的路径选择做出了贡献。换言之，澳门学本身就是澳门历史经验和社会实践的产物，汇聚了民间智慧，并且为社会实践服务，孜孜以求地探索澳门的发展道路。 澳门发展道路的选择必须建基于澳门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实践，即符合澳门的历史发展规律和现实社会要求；而研究澳门的历史发展规律和现实社会需求，又是澳门学的中心任务。如何选择澳门的发展道路，在相当意义上，有赖于澳门学的研究成果。澳门学既总结澳门独特发展道路和经验，又为澳门发展道路提供知识支持；反之，澳门发展道路的践行又是澳门学成长的原动力。澳门学与澳门发展道路互为依存，共生共荣，任重道远。 澳门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一个港口，一度发展成为远东最繁荣的城市，长期在中西经贸、文化交流中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澳门开埠是早期全球化的结果。研究澳门历史，一方面要解释清楚澳门城市的内部发展历程，另一方面又要解释清楚澳门与祖国、与世界的关系。澳门是中国的，根植于中华文化，保存了中华文化最本真的传统，而且这种传统扎根于民间生活和社会实践，充满了人性关怀和生命力；同时，澳门作为中国与西方世界接触交往的前沿阵地，与西方文化朝夕相处数百年，“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知己知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无融会贯通之处，又自然而然地沾染了相当的世界性。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巨大包容性和开放性，也充分证明中国与西方价值是可以互补和协调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可以调和与解决的。澳门历史这种特殊经验，决定了澳门学的开放性，生成了澳门学与西方交流的平台和语言，赋予了澳门知识体系与其他知识体系的沟通能力，也是澳门未来发展的宝贵财富。 澳门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制定，照顾了澳门（和香港）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葡萄牙（和英国）遗留下来的某些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与实践，也是中华文化巨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真实写照。澳门回归后，经济发展，族群和谐，制度兼容，居民家国情怀不断增强，日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又与西方世界特别是葡语国家加强交流合作，努力在国家进步、民族复兴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澳门学当应更加积极主动投身于此一历史进程中，在构建本土知识体系过程中积累经验，讲好澳门故事，为中国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尽心尽力，做出应有的贡献。澳门学以其天然的开放性及其沟通西方文化的特殊能力和语言，也一定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 综上所述，澳门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不同文明是可以对话、沟通、共生共存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过去二十年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不同制度是可以兼容互补、共存共荣的。未来的世界，无论全球化的进程如何波折和国际形势如何诡异，“地球村”的观念已经深入民心，也必然是共存、共建、共担、共享的世界。澳门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有了这种意识、觉悟和责任、担当，而这种意识、觉悟和责任、担当亦将贯穿于澳门本土知识体系的构建和澳门发展道路的探索及其践行之中。澳门学、澳门知识体系、澳门发展道路的成功构建、探索和践行，对新时代中华民族复兴、国家进步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对话、沟通、交流、合作，也一定能够提供有益的启示、产生正面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