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然文小考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7:10:27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于子軒 参加讨论
引言：從兩種突厥第一汗國時期新釋碑銘説起 近年來中古時期蒙古高原碑銘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突破，是在3D攝影技術的幫助下破譯了兩種婆羅米（Brāhmī）字母拼寫的碑銘：[1]一種是學界早已熟知的布古特碑（Bugut inscription）的B4面，該碑其他三面（B1—B3）即粟特文部分已有多位學者做過語文學和歷史學的研究；[2]另一種是儘管發現多年但此前未被破譯的回斯·陶勒蓋I碑（Khüis Tolgoi I inscription）。[3]前者是突厥第一汗國第四任可汗佗鉢可汗（Tatpar Qaghan，572—581在位）的紀念碑，應立於佗鉢可汗死後不久，可繫年於581—582年；[4]後者據文本中出現的泥利可汗（Niri Qaghan，595—604在位）[5]、鐵勒（Torog?）及相關歷史背景推斷，很可能是鐵勒擊敗泥利可汗而立的紀功碑，應立於7世紀上半葉。[6]這兩種突厥第一汗國時代碑銘的語言都屬於鮮卑—蒙古語系（Serbi-Mongolic language family），具體地説，是一種與中古蒙古語（Middle Mongolian）十分接近、與契丹語稍有不同的語言的兩種有細微差别的方言。[7]另有兩種發現於哈薩克斯坦東部的克萊根塔什（Keregentas）、以相同字體的婆羅米字母拼寫的極短的碑文也被認爲屬這種語言，但尚存爭議。[8] 儘管對這些碑文的語文學研究還有很大進步空間，也有學者給出了差異很大的釋讀，[9]但布古特碑和回斯·陶勒蓋I碑碑文的語言屬於鮮卑—蒙古語系應無疑義。[10]過去已知的突厥第一汗國時期的碑銘只有粟特文的布古特碑和小洪那海石人（Mongolküre inscription），[11]學界由此普遍同意突厥第一汗國的書寫語言是粟特語。現在來看，不得不修正這種觀點。突厥第一汗國的書寫語言包括粟特語和婆羅米字母拼寫的某種鮮卑—蒙古語系的語言，而且至少在汗國的核心地區（即東突厥地區）後者很可能更重要，因爲就雙語的布古特碑而言，粟特語部分雖略長，卻是從僅容5行的窄的那面（B1面）開始的，不應該是碑的正面；婆羅米字母部分才是正面，恰好佔一大面。[12]代人劉世清“作突厥語翻涅盤經，以遺突厥可汗”，使用的可能也是這種語言。[13]小洪那海石人所在的西突厥地區粟特語的影響也許更大一些。 可是問題還不止於此。布古特碑和回斯·陶勒蓋I碑所在的漠北核心地帶鄂爾渾（Orkhun）地區在這個時代應該是突厥語的世界，[14]突厥第一汗國統治階層的口頭語言是某種未知語言，可能與薩莫耶德（Samoyed）語有關，[15]但絶不可能屬於鮮卑—蒙古語系；鐵勒的口頭語言是某種古突厥語。[16]突厥第一汗國和鐵勒選擇一種鮮卑—蒙古語系的語言作爲書寫語言，這無論如何都是令人震驚的。 一、柔然文的存在 迄今爲止，只有魏義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在討論回斯·陶勒蓋I碑的歷史背景時涉及過這一令人震驚的事實。他先是提出，這種鮮卑—蒙古語系的語言可能是：1. 國際通用語（lingua franca）2. 柔然或拓跋鮮卑的帝國語言（即統治人群的語言，imperial language）3. 立碑者自己的語言。經過對該碑歷史背景的分析，他得到的結論是：選擇一種鮮卑—蒙古語系的語言，明顯是在背離突厥可汗立碑時的選擇（即粟特語），或許可以追溯到柔然帝國的聲望。[17]魏義天寫這篇文章時布古特碑婆羅米字母部分尚未破譯，現在來看，“背離突厥可汗立碑時的選擇”一説無疑已不能成立。但他將這種語言與蒙古高原的前一個帝國柔然聯繫起來，則是十分敏鋭的。 我們不妨把魏義天提出的三種可能性作爲思考的起點。第一種和第三種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因爲中古時期的國際通用語是粟特語，立碑者突厥第一汗國和鐵勒也不説鮮卑—蒙古語系的語言。第二種可能性實際上涉及立碑及立碑以前的時代操鮮卑—蒙古語系語言的人群。之所以也要考慮立碑以前的時代，是因爲書寫語言的使用有很强的慣性，例如阿契美尼德王朝使用它征服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阿拉美文（Aramaic）作爲官方書寫語言，[18]金朝也曾沿用被它推翻的遼朝使用的契丹大小字。[19]除了魏義天舉出的柔然和拓跋鮮卑以外，立碑及立碑以前的幾個世紀中可能操鮮卑—蒙古語系語言的人群還包括大興安嶺兩側的室韋（的一部分）、契丹、库莫奚，以及青藏高原東北部的吐谷渾。[20]可是根據漢文史料的記録，這些人群中間只有柔然統治過鄂爾渾地區，也只有柔然可能給鄂爾渾地區留下如此深刻的遺産。室韋、契丹、库莫奚、吐谷渾都不曾對該地區産生過影響，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對該地區的影響力也僅限於幾次長途奔襲，這當然遠不能與柔然一個多世紀的統治相提並論，何況鮮卑語在北魏的地位也是每況愈下。如果現代學術關於蒙古高原族群歷史的基本框架没有大謬，那麽兩碑的語言只能是柔然語。 突厥第一汗國和鐵勒爲什麽要使用柔然語作爲書寫語言呢？從理論上説，有以下兩種可能性：一是他們創製了柔然文，二是他們從柔然汗國繼承了業已成熟的柔然文。魏義天所謂“柔然帝國的聲望”，意指柔然語在突厥第一汗國時期的蒙古高原仍是一種“高貴”的語言——就像今天俄語在中亞和高加索地區、法語在馬格里布地區那樣，似乎指向第一種可能性。可是，如何解釋這一時期沒有出現突厥文呢？唯一可能的答案是，突厥第一汗國和鐵勒都沒有能力或動機爲一種口頭語言創製文字。從文字的角度説，兩碑的拼寫體系在借入的基礎上經過了大規模的、精心的改造，例如：以音節（syllable）而非字（akṣara，唐代音譯“惡剎羅”）作为书写单位；單詞、詞素之間以及複合詞内部使用短橫隔開；適應柔然語的需要創製了幾個字母，等等。[21]特别是，兩碑的拼寫體系區分k、g和q、γ，使用基本的婆羅米字母拼寫前者、創製新的“特殊字母（Fremdzeichen）”拼寫後者，[22]這顯示改造者對存在於阿爾泰語言（Altaic languages）的元輔音和諧（synharmonism）有準確的認識。[23]如果説這個改造過程是由突厥第一汗國完成的，那它爲什麽要煞費苦心地爲已被消滅的敵人的語言做嫁衣裳呢？改造者既然已經如此深刻地掌握了包括輔音和諧律在内的阿爾泰語系語言規律，一樣可以創製出婆羅米字母拼寫的突厥文，可是這件事没有發生。因此，婆羅米字母拼寫的柔然文一定在柔然時代即已創製，我們剛剛瞭解的兩碑只是突厥第一汗國和鐵勒繼承柔然汗國已然成熟的書寫傳統的結果。這個判斷，與突厥汗國學習和繼承許多柔然汗國政治制度的歷史背景相吻合。[24] 過去我們相信蒙古高原上的遊牧人群是在第二突厥汗國以後才開始書寫本族語言的，柔然文在柔然汗國的時代即已創製，這對既有的内亞史知識是一個重要的補充。此前對柔然文是否存在的問題，西方學界多保持沈默，[25]中日學者或持消極態度、或坦承難以確知。[26]在兩碑未被破譯的條件下，這些態度都是坦誠的、實事求是的，因爲構成有關柔然全部文字史料的中國南朝和北朝的記録（以及幾件吐魯番文書）並不能提供確定的答案。《南齊書》和《北史》都直接否認柔然有文字： 刻木記事，不識文書。[27] 無文記，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爲記。[28] 《宋書》的説法則不同： 國政疎簡，不識文書，刻木以記事。其後漸知書契，至今頗有學者。[29] 這裏的“書契”、“學者”，是分别指漢文、精通華夏文化的文士，還是另有所指？内田吟風説，“單純依據文獻記載來推斷，似乎柔然所學習的一切知識都是通過與中國的交往而獲得的中國文化”，這樣的表述是很有分寸感的。有關柔然的全部文字史料都是以華夏立場書寫的，這必定會導致我們對柔然接受華夏文化影響的程度産生過高的估計。現在我們獲得了來自完全不同的、非華夏史源的證據，瞭解到柔然時代已經創製了婆羅米字母拼寫的柔然文，就要重新理解這三條相互矛盾、含糊不清的漢文史料了。我認爲，《宋書》此處所謂“學者”，應理解成“學習（書契，即文字）的人（古漢語中亦作‘習者’）”[30]而非“研究學問的人（古漢語中亦作‘學士’、‘博士’）”。也就是説，“後來（柔然）逐漸知曉了文字，到現在有很多學習這種文字的人。”這裏所説的文字，很可能就是兩碑所見的柔然文。 《南齊書》和《北史》爲什麽説柔然没有文字呢？從文本内容看，《南齊書》對柔然文字情況的記録顯然抄自《宋書》，但將後半句删掉了。這也許只是所謂“技術性删削”，也可能《南齊書》的作者蕭子顯將《宋書》此處的“書契”、“學者”分别理解成了漢字、精通華夏文化的文士。南齊一朝與柔然的交往僅限於開國初的三五年，其後高車起事、柔然轉衰，途經阿爾泰山兩側和高昌的道路被切斷，兩國交往斷絶。[31]南齊對柔然的印象主要來自於柔然國相邢基祇羅迴那封用典繁複、詞藻優美的國書，[32]或許蕭子顯理解的《宋書》中所謂“學者”，就是邢基祇羅迴這樣的人。而《北史》前引文是被插入到柔然建國之初社侖時代（5世紀初）的敘述中，與《宋書》此處前半句恰可相互印證，並没有否認柔然後來有文字的可能。 綜上所述，漢文史料很可能也支持柔然文的存在。那麽，柔然文是如何創製的？具體地説，它的字母來源是什麽？它是在什麽時候、在怎樣的歷史條件下，由什麽樣的人物創製的？ 二、柔然文的創製：字母來源、歷史條件、時間與人物 柔然文是用來自印度的婆羅米字母拼寫的。由於佛教的廣泛傳播，婆羅米字母曾被南亞、東南亞和中亞的許多人群用來拼寫自己的語言，由此産生了多種變體。要理解柔然文的創製，就必須首先從兩碑所見的古文字學（palaeography）特徵出發，瞭解柔然文使用的婆羅米字母的直接來源是這些變體中的哪一種或哪幾種。兩碑字母的釋讀者、中亞婆羅米字母的研究專家茅埃（Dieter Maue）指出，“古文字學分析將回斯·陶勒蓋I碑置於桑德（Lore Sander）分類法中的‘早期南疆婆羅米字母（Frühe turkistanische Brāhmī, alphabet r）’與‘南疆北部婆羅米字母（Nordturkistanische Brāhmī, alphabet t）’之間。”[33]桑德將中亞出土婆羅米字母文書分爲印度字母類型（Indische Schrifttypen）和南疆字母類型（Turkistanische Schrifttypen），前述“早期南疆婆羅米字母”和“南疆北部婆羅米字母”是南疆字母類型下的若干子類型中的兩種。[34]也就是説，兩碑所用字母，一定是從南疆北部緑洲借來的。具體是哪個緑洲呢？ 從目前所見的寫本來看，與柔然同時代（5世紀）的南疆北部緑洲只有兩種婆羅米字母拼寫的文字：梵文和吐火羅文B（龜兹文）。具體地説，梵文自2世紀起傳入南疆北部緑洲，但6世紀以前的梵文寫本只出土於庫車（古稱龜兹）和焉耆兩個緑洲，其中絶大多數來自位於庫車的克孜爾石窟第66、67窟。[35]從漢文《出三藏記集》等佛教材料中，可以確定至少從4世紀起高昌緑洲也開始有梵本佛經。[36]吐火羅文B最早出現於4世紀的龜兹，但從出土寫本的年代來看，直到6世紀才傳到焉耆、7世紀才傳到高昌。[37]南疆北部緑洲的其他婆羅米字母拼寫的文字還包括發現於焉耆和吐魯番的吐火羅文A、發現於圖木舒克的據史德文（Tumshuqese）、發現於吐魯番的婆羅米字母拼寫的回鶻文和粟特文，但它們現存寫本的年代都遠晚於柔然時代。[38]也就是説，如果僅從已發現的寫本年代判斷，柔然文所用字母的來源只可能是南疆東北部龜兹、焉耆和高昌三個緑洲中的梵文，以及僅見於龜兹的吐火羅文B。 梵文不可能是柔然文字母的唯一來源，因爲目前所見5世紀的梵文寫本使用的字母屬於桑德分類法中的“南疆笈多型（Turkistanischer Gupta-Typ, alphabet q）”，[39]這種字體比前述兩碑對應的兩種字體更古典。[40]更關鍵的是，柔然文借用了一些不見於梵文而與吐火羅文B、據史德文、回鶻文和粟特文中的特定字母有關的“特殊字母”，例如<-r̠>、<χš>、<v1>等，由此看來，“*草原婆羅米字母（兩碑字母的共同先祖）的創製者一定通曉同時代的婆羅米字母及其用於拼寫南疆北部世俗語言的某些變體。”[41]目前所見這一時期除梵文外唯一使用婆羅米字母拼寫的吐火羅文B，就成爲了柔然文字母來源最可能的選項。此時流行吐火羅文B的唯一一個緑洲龜兹（也許還可以加上未經證實的焉耆）[42]，正值由紙的引入帶來的書寫實踐大規模增加的時代，當地僧人大量傳抄梵本佛經並將其譯爲吐火羅語，使得當地開始成爲擁有書寫傳統並可能向外輸出這種傳統的地區。[43]5世紀初途徑鄯善、焉夷（即焉耆）、于闐去印度求法的法顯，説鄯善以西“唯國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44]按他的觀察，焉耆“有僧四千餘人”，[45]則在一個緑洲裏就至少有四千多人能用婆羅米字母讀寫，這在古代社會是一個很高的比例。從出土寫本的情況看，龜兹的書寫傳統應該更深厚。從這個角度説，柔然從這兩個緑洲學來婆羅米字母是完全可能的。 必須承認，7世紀以前南疆北部婆羅米字母的使用問題有其複雜性。在某個緑洲没有發現某個時期某種語言的寫本，未必意味着這種語言在這個時期的這個緑洲未被用於書寫。以下兩種可能性也都不能排除：一是柔然文字母借自用於拼寫某種未知的伊朗語族或吐火羅語族語言的婆羅米字母變體，二是它借自5世紀即已存在但未能發現的據史德文或粟特文使用的婆羅米字母變體。但總體來説，我還是傾向於維持前述判斷。茅埃依據柔然文特殊字母中的兩個與拼寫粟特文的婆羅米字母之間的相似性以及粟特人在突厥第一汗國的地位，提出兩碑字母很可能借自粟特文使用的婆羅米字母。[46]我對此持保留意見，因爲布古特碑柔然文部分背後的粟特文就是用粟特字母而非婆羅米字母拼寫的，這説明活躍在突厥第一汗國的粟特人並未使用（或者至少主要不使用）婆羅米字母；且現存的婆羅米字母拼寫的粟特文寫本年代都在9世紀以後，與兩碑的年代之間存在巨大的斷裂。 即使我們在柔然文字母的來源問題上採取最穩妥的觀點，即它借自南疆北部流行的某種或某幾種婆羅米字母變體，也足以據此探討柔然文創製的歷史條件。以柔然語作爲帝國語言的柔然政治體發育達到一定程度，當然是創製文字所必需的條件，後世創製了帝國語言的文字的第二突厥汗國、蒙古帝國的政治體發育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不過這個問題很難展開討論，因爲我們對早期内亞政治體發育程度的瞭解是很有限的。決定性的的外部條件是與文字來源人群的深度接觸。古突厥魯尼文許多字母的原型來自阿拉美字母，這應該與粟特人在突厥汗國中的影響有關；[47]蒙古帝國（及其前身）創製畏兀體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蒙古文，也要歸於爲其服務的畏兀兒筆帖赤和土番僧；[48]滿文的創製，離不開滿蒙之間的密切交往。那麽，柔然帝國與南疆北部緑洲人群的深度接觸是如何實現的？ 柔然與南疆北部緑洲間的關係，[49]始於5世紀初的社侖時代。與匈奴、蒙古等其他遊牧政治體相似，柔然帝國在建國後不久便以驚人的速度擴張。《北史·蠕蠕傳》記： 號爲强盛，隨水草畜牧。其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敦煌、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抄，羈縻附之。[50] 《資治通鑑》將這條材料繫年於元興元年（402）。[51]據此，5世紀初柔然疆域的西界一度到達焉耆。[52]柔然的影響甚至可能更遠，據《梁書·諸夷傳》説，“元魏之居桑幹也，滑猶爲小國，屬芮芮”，[53]就是説在5世紀上半葉的某個時刻蔥嶺以西的㘙哒也曾稱臣於柔然。但這些史料反映的都只是社侖時代柔然軍隊的一次長途西征而已。5世紀上半葉柔然在西面實際控制的地區不超出準噶爾盆地和伊吾。[54]這是因爲，從準噶爾盆地南下進入南疆的必經之路裕勒都斯（巴音布魯克）草原爲悦般控制，而悦般與柔然處於敵對狀態；[55]從伊吾向西進入南疆的必經之路高昌，先臣於西涼、北涼，後爲闞爽和北涼流亡政權直接統治。[56]《北史》所謂“其西則焉耆之地”，《通典》作“其西則焉耆之北”，[57]也許僅僅是傳抄訛誤所致，卻恰好反映了事實。也没有任何證據表明柔然在5世紀上半葉對焉耆、龜兹地區進行過有效的統治。 5世紀中葉北魏曾出兵西域，短暫地控制過鄯善、焉耆，兵鋒直指龜兹，但幾年後就退出了西域（北魏勢力在鄯善也許還堅持了一段時間）。[58]《北史·高昌傳》記高昌：“和平元年（460），爲蠕蠕并。蠕蠕以闞伯周爲高昌王。”[59]柔然勢力進入高昌，西域門户洞開。《宋書·索虜傳》描述柔然在西域： 西域諸國：焉耆、鄯善、龜兹、姑墨、東道諸國，並役屬之。[60] 有學者認爲這段描述對應的是大檀可汗（414—429在位）的時代，理由是前文“芮芮一號大檀”表明《宋書》關於柔然的資料來源應追溯到大檀時代。[61]可是，比“芮芮一號大檀”更靠近前引文的“歲時遣使詣京師”，分明顯示劉宋對柔然的瞭解主要不來自於大檀時代。柔然遣使自元嘉五年（428）開始，元嘉十九年（442）一次，其餘八次均集中於劉宋末年（463—478）。[62]“歲時遣使詣京師”描述的正是這個時期，而緊接在這句後面的對柔然在西域勢力的描述，無疑也是指這個時期。 《宋書》所記鄯善、焉耆、龜兹在5世紀六十年代之後役屬於柔然，能够得到其他史料的証實。《高僧傳》記西行求法僧法獻“以宋元徽三年（475），發踵金陵，西遊巴蜀，路出河南，道經芮芮。既到于闐，欲度葱嶺，值棧道斷絶，遂於于闐而反”，[63]此處“芮芮”無疑指柔然統治下的鄯善，如果法獻未走絲路南道而是循着法顯的足跡，則“芮芮”還包括柔然統治下的焉耆。吐魯番出土《闞氏高昌永康九年（474）、十年送使出人、出馬條記文書》中有“十年闰月五日送鄢耆王北山”，反映焉耆王親自前往柔然、很可能是去可汗廷朝貢的史實。[64]此外，柔然還曾跨過大漠攻擊于闐：“獻文末，蠕蠕寇于闐。于闐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資治通鑑》將此事繫於泰始六年（470）。[65]柔然大軍進攻于闐，必然要以焉耆、龜兹爲前進基地，很可能也要經過姑墨，然後沿今和田河上溯——這是從東北側前往于闐最便捷、沿途水源最充足的大路。[66]由此看來，從460年到5世紀末高車取代柔然在西域東部的統治之前，[67]柔然穩定地控制焉耆和龜兹兩大緑洲達三十年之久。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柔然得以與焉耆、龜兹等南疆北部緑洲發生深度文化接觸，這種接觸對柔然産生了深刻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是佛教在柔然可汗廷中獲得了崇高的地位。[68]能够證實這一點的最早的材料出自《高僧傳》： （法瑗）第二兄法愛，亦爲沙門。解經論兼數術，爲芮芮國師，俸以三千户。[69] 按法瑗卒於永明七年（489）年八十一，則其第二兄法愛爲芮芮國師當在5世紀下半葉。另有數條材料證明佛教在柔然可汗廷的地位，但反映的都是6世紀的情況。[70]從時間上看，柔然正是從控制西域的時代開始接受佛教影響的。柔然奉行的佛教是否是焉耆、龜兹盛行的小乘佛教説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71]以現有的材料大概很難討論，但若説柔然不是從自己控制的南疆北部緑洲而是從作爲敵對勢力的北魏或相隔萬里的南朝接受佛教，恐怕是不合情理的。佛教的傳入很可能帶來了以柔然語翻譯佛經從而宣講、傳播佛教的需求，由此成爲柔然文創製的直接動力，這與同樣用婆羅米字母拼寫的吐火羅文和于闐文的創製緣起大體相似。 伴隨着佛教傳入，柔然也開始接受若干源自梵語和佛教傳統的名號，它們也應當是通過這些緑洲借入柔然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學界對其詞源討論已久、近年來終於獲得解決的*maγa。這個詞作爲柔然官號，在《北史·蠕蠕傳》、《虞弘墓誌》、《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帐》等漢文史料中轉寫作“莫何”、“莫賀”或“摩何”。[72]馬迦特（Josef Marquart）、伯希和（Paul Pelliot）都試圖在蒙古語中尋找該詞的語源，前者將其與蒙古語baγa（小的，年幼的）勘同，後者則將其與蒙古語abaγa（叔父）勘同，但這兩種解釋（特别是前者）似乎都不符合以美稱作官號的基本規律。陳三平提出該詞借自粟特語βγ（神，主）。羅新根據出現在漢文史料中年代更早的用例，認爲該詞首先出現於鮮卑—蒙古語系人群中間，應歸於東胡傳統。[73]近年來，艾騖德（Christopher P. Atwood）在梵語中找到了在語音和語義兩個層面都可與*maγa完美勘同的詞彙，即mahā（偉大的，廣大的，强大的，有威嚴的），[74]該詞在漢文中通常轉寫作“摩訶”。[75]相比之前的語源解釋，這種解釋的最大合理性在於它考慮到中古漢語西北方音的去鼻音化（denasalization）發生在8世紀，[76]從而將多種漢字轉寫的原語構擬爲*maγa而非*baγa，這個觀察得到了布古特碑粟特文部分最新解讀的支持。[77]但艾騖德没有解決的問題是：柔然是如何從梵語中借來這個詞彙的？可以注意到，《北史·蠕蠕傳》記録了大量柔然官號，可是敘述柔然前期歷史的部分未見“莫何”；這個官號在太和元年（477）首次出現，之後不到80年的時間裏見於《北史·蠕蠕傳》達7次之多。[78]同樣的官號在出土文獻中最早見於永康年間（466—485）的《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帐》，[79]二者年代上的一致恐怕不能僅僅用史料留存的偶然因素加以解釋。這個一致的年代，恰恰處於柔然統治焉耆、龜兹等南疆北部緑洲的時期。這些緑洲的世俗語言吐火羅語中至少有十多個由梵語mahā衍生而來的借詞，[80]很可能，柔然就是由此借入了這個源自梵語的官號。柔然有可汗本名“婆羅門”（EMC *ba-la-mən）[81]，無疑來自梵語brāhmaṇa（婆羅門，祭司階層的成員），[82]這位可汗的出生和得名約在5世紀七八十年代，因而這個名號的借入應與“莫何”如出一轍。 史料中兩次提及有西域背景的柔然人長於術數。内田吟風還注意到6世紀一位有西域背景的“蠕蠕客”“别有異算術”。[83]此外，《南齊書·芮芮虜傳》記： 宋世其國相希利垔解星筭數術，通胡、漢語，常言南方當有姓名齊者，其人當興。[84] 王國維考證，六朝以后史传释典所用胡字，皆不以之斥北狄而以之斥西戎。[85]這裏的“胡語”當指西域某種伊朗語族或吐火羅語族語言。能够預測到南齊當興，説明希利垔任國相之際當在劉宋末年，即5世紀六七十年代，這正是柔然控制西域的時期。我不敢説這兩個例子中術數一定是從西域學來的，但至少從時間上看，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5世紀六七十年代柔然開始受到焉耆、龜兹等南疆北部緑洲强烈的文化影響，汗國内部一定出現了一批兼通柔然語和“胡語”的人士，前引國相希利垔應該只是這個雙語（甚至多語）群體留存在史料中的一個代表。如同蒙古時代兼通畏兀兒語和蒙古語的塔塔統阿創製了畏兀體蒙古文一樣，正是這個群體中的某個或某些人創製了婆羅米字母拼寫的柔然文。南齊至梁初編纂的《宋書》説柔然“其後漸知書契，至今頗有學者”，暗示至5世紀末柔然文作爲一種書寫體系已然成熟，這也支持我們對柔然文創製時間的判斷。 三、柔然汗國的文字選擇 經過前文的討論，我們已經可以確信柔然汗國從5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使用婆羅米字母拼寫柔然語。應當注意，婆羅米字母並不是柔然汗國有機會接觸到的唯一一種拼寫體系。至少從4世紀初開始廣泛通行於絲路沿綫各緑洲粟特聚落中的粟特文使用的粟特字母，[86]和通行於整個東亞世界的漢文使用的漢字，都是可能的選項。柔然汗國爲什麽没有選擇這兩種拼寫體系呢？ 從現有史料看，粟特人在柔然汗國内部的影響，似乎没有在後世的突厥汗國中的影響那麽大。[87]柔然控制下的南疆北部緑洲儘管有一些粟特聚落，但鮮有7世紀以前的粟特文書出土，其數量顯然無法與婆羅米字母拼寫的梵文和吐火羅文文書的數量相提並論。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宗教。儘管粟特字母也被用來書寫佛教文獻，但與婆羅米字母相比，它與佛教之間的聯繫没有那麽緊密。目前所知使用婆羅米字母作爲拼寫體系的人群，無一例外以佛教爲主要信仰。因此，婆羅米字母有極大的可能是作爲佛教的副産品被柔然汗國接納的，而粟特字母則不具備這一優勢。 柔然汗國没有選擇漢字作爲拼寫體系，這涉及更普遍、影響更深遠的地理因素。從《隋書·經籍志》記録的《國語真歌》、《鮮卑號令》等十幾個以“國語”“鮮卑”開頭的書名來看，北魏曾用漢字書寫過鮮卑語。[88]也就是説，對同一時期的兩種相似的語言，柔然選擇代表西域傳統的婆羅米字母來拼寫，北魏則選擇象徵華夏傳統的漢字來拼寫。從長時段的視野來看，蒙古高原及其周邊地區大型政治體創製文字，大漠以北多仿西域，如柔然、突厥、蒙古；大漠以南多師中原，如鮮卑、契丹、西夏。這種分野是如何導致的呢？從理論上説，漢字在拼寫非漢語方面，遠不如字母便捷、準確。[89]只有在大漠以南、浸淫在華夏傳統之中，才會借用漢字拼寫國語；而漠北與中原的聯繫未必比與西域的聯繫更緊密，特别是許多漠北政權曾長期控制西域，完全有機會借用西域已經流行的字母。柔然汗國選擇婆羅米字母，也應當從這個角度加以理解。 婆羅米字母拼寫的柔然文當然不是柔然汗國唯一使用的書寫語言。無論是柔然國相邢基祇羅邢基祇羅迴的國書，還是阿那瓌任用中原士人“爲秘書監、黄門郎，掌其文墨”，[90]都足以説明漢文一直是柔然汗國重要的書寫語言。不過，柔然汗國在政治實踐中如何平衡這兩種書寫語言、柔然文是否曾被大規模使用過，這些問題以現有的材料都很難深入探討。即使就材料豐富得多的北魏和契丹政權而言，類似問題也還遠没有得到確定的答案。[91] 結語：早期内亞史研究的新起點 柔然文的發現有望成爲進一步瞭解柔然汗國的歷史乃至早期内亞史的新起點。過去我們相信，東亞世界由單一書寫體系（writing system）向多元書寫體系的轉變發生在7、8世紀，即日文、吐蕃文、古突厥魯尼文創製的時代；[92]現在看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5世紀，即柔然文和鮮卑文創製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拓跋鮮卑得以與華夏文化發生深度接觸，柔然得以從經歷了佛教洗禮的西域文化中汲取養分，創制文字的條件由此成熟——這些條件，都是匈奴所不具備的。柔然文的發現從另一個角度證實了内亞的匈奴時代和柔然時代之間的斷裂，[93]也證實了突厥第一汗國對柔然汗國遺産的繼承。因此，有必要更加重視柔然汗國在内亞歷史發展中所處的特殊位置——從某種程度上説，柔然汗國開啟了内亞歷史的一個新階段。 發現柔然文的意義當然還不止於此。我們可以期待對兩種柔然文碑銘更準確的文本釋讀和更深刻的史學分析，可以期待回斯·陶勒蓋II碑的釋讀工作早日進行，可以期待蒙古國境内更多的、甚至是柔然時代的柔然文碑銘的發現。這些工作必將大大增進我們對鮮卑—蒙古語系早期諸語言的了解，對包括十六國北朝史在内的早期内亞史研究而言，這當然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如兩碑語言的釋讀者武阿勒（Alexander Vovin）所言：“對古典時代和中世紀早期中亞許多歷史和民族語言學進程的傳統理解即將面臨很多改變，我們正站在這些改變的門檻上。”[94] 注釋 上下滑動查看 [1] 裕勒麥孜（Mehmet Ölmez）已將這些最新進展介紹給了土耳其學界，參見Mehmet Ölmez, “Türklerden Kalma en Eski Yazıtların Dili Çözüldü…,” Yüksek Öğretim Dergisi, Sayı 15 (2020), pp. 25-31。也有中國學者部分地利用了這些進展，參見敖特根、馬靜、黄恬恬《惠斯陶勒蓋碑文與回鶻的崛起》，《敦煌學輯刊》2020年第3期，頁117—128。 [2] 關於布古特碑婆羅米字母部分的研究，參見Dieter Maue, “The Brāhmī Script on the Bugut Stele,”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7, No. 1 (2019), pp. 109-119；Alexander Vovin, “Groping in the Dark: The First Attempt to Interpret the Bugut Brāhmī Inscription,”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7, No. 1 (2019), pp. 121-134。布古特碑粟特文部分最新的文本釋讀，參見吉田豊《ブグト碑文のソグド語版について》，《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58號，2019年，頁1—33；内容稍簡的英文版：Yoshida Yutaka, “Sogdian Version of the Bugut Inscription Revisited,”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7, No. 1 (2019), pp. 97-108；譯自英文版的中譯本，吉田豊著，王丁譯《布古特碑粟特文部分再考》，《中山大學學報》2020年第2期，頁105—115。對前人研究的綜述，參見Mehmet Ölmez,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ugut Inscription,”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7, No. 1 (2019), pp. 91-96。 [3] 參見Mehmet Ölmez,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On the Discovery, Whereabouts, Condition of the Stones, and an on-the-Spot Visit,”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6, No. 2 (2018), pp. 287-289；Dieter Maue, “Signs and Sounds,”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6, No. 2 (2018), pp. 291-301；Alexander Vovi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6, No. 2 (2018), pp. 303-313；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o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6, No. 2 (2018), pp. 315-319，該文有中譯本，魏義天著，敖特根、馬納琴譯：《慧思陶勒蓋碑銘的歷史背景》，劉金寶主編《絲路文明》第五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147—156。該碑的名稱目前已有幾種中譯，我主張用“回”字而非“惠”或“慧”，因爲中古時期譯音多用前者。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地點還發現有同樣用婆羅米字母刻寫的回斯·陶勒蓋II碑（Khüis Tolgoi II inscription），相關研究工作尚未開展。 [4] L. Bazin, “Turcs et Sogdiens: les enseignements de l’inscription de Bugut (Mongolie),” in: Mélanges linguistiques offerts à Emile Benveniste, Paris: Édition Peeters, 1975, pp. 37-45, here p. 43. Yoshida Yutaka, “Sogdian Version of the Bugut Inscription Revisited,” p. 101. [5] 對泥利可汗在位時間的討論，參見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Maurice et le Qaghan: à propos de la digression de Théophylacte Simocatta sur les Turcs,” Revue des Études Byzantines, Vol. 68 (2010), pp. 219-224。 [6] 參見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o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pp. 315-319，中譯本，頁147—156；亦參見敖特根、馬靜、黄恬恬《惠斯陶勒蓋碑文與回鶻的崛起》，頁117—128。對於torog最後一個字母的發音，茅埃（Dieter Maue）和武阿勒（Alexander Vovin）觀點不同，見前引文p. 317。 [7] 參見Alexander Vovi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p. 303；Alexander Vovin, “Groping in the Dark: The First Attempt to Interpret the Bugut Brāhmī Inscription,” p. 122；Alexander Vovin, “A Sketch of the Earliest Mongolic Language: the Brāhmī Bugut and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urasian Linguistics, Vol. 1 (2019), pp. 162-197。這裏使用鮮卑—蒙古語系的概念替代過去的蒙古語族的概念，它可分爲鮮卑語支（包括拓跋語、吐谷渾語、契丹語等）和蒙古語支（包括13世紀以降的蒙古語），參見Andrew Shimunek, Languages of Ancient Southern Mongolia and North China: A 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erbi or Xianbei Branch of the Serbi-Mongolic Language Family with an Analysis of Northeastern Frontier Chinese and Old Tibetan Phonology,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2017, p. 35。 [8] 參見Ė. M. Baĭtenov, “Ranne-srednevekovye nadpisi v Tarbagatae (Vostochnyĭ Kazakhstan),” in: Sbornik materialov mezhdunarodnogo nauchno-prakticheskogo seminara “Istoriko-kul'turnoe nasledie i sovremennai͡a kul'tura”, Almaty, 2012, pp. 48-51（網址：http://arheology.kz/2016-01-24-13-26-14/275-rannesrednevekovye-nadpisi-v-tarbagatae-vostochnyj-kazakhstan.html，2021年3月15日）；研究及不同意見參見Alexander Vovin, “A Sketch of the Earliest Mongolic Language: the Brāhmī Bugut and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pp. 165 & 192。 [9] 參見L. Qurčabaγatur Solongγod, Proto-Mongolian Language 1400 years ago: Studies of the Hüis Tolgoi Inscriptionn[sic](HT1), Cologne: Elias Verlag IMoFiF e.V., 2019。該書以傳統蒙古文寫成，所附德文、土耳其文、漢文和俄文譯文參見pp. 129-136。 [10] Mehmet Tütüncü, “Birinci Göktürk Devrine ait Hüis Tolgoi Yazıtı hakkında,” Düşünce ve Tarih, Eylül 2017, pp. 54-58提出這些碑文可能是突厥語，但作者專攻奧斯曼史，並非蒙古或突厥語文學家，也並未給出論證。 [11] 位於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昭蘇縣的小洪納海石人是爲紀念泥利可汗而建，迄今尚無令人滿意的語文學研究。文本的部分内容參見吉田豐《新疆維吾尔自治区新出ソグド語資料》，《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VI，1990年，頁73—76。石人的發現、調查和研究情況參見林梅村《小洪那海突厥可汗陵園調查記》，收於《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259—275。 [12] Dieter Maue, “The Brāhmī Script on the Bugut Stele,” p. 109。對布古特碑形制的描述，參見吉田豐、森安孝夫《ブグト碑文》，收於森安孝夫、オチル（A. Ochir）編《モンゴル國現存遺蹟·碑文調查研究報告》，大阪，中央ユ－ラシア学研究会，1999年，頁122—125。 [13]《北齊書》卷二〇《斛律羌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頁267。過去一般認爲此處“突厥語”是指粟特文拼寫的粟特語，參見護雅夫《突厥碑文箚記：突厥第二可汗國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東洋史研究》第34卷第4號，1976年，頁483—513，此處頁507；L. Bazin, “Turcs et Sogdiens: les enseignements de l’inscription de Bugut (Mongolie),” p. 45。 [14] 亦鄰真《中國北方民族與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學學報》1979年第3—4期，頁1—23，收於氏著《亦鄰真蒙古學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544—582，此處頁553。兩碑的位置，參見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o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p. 315地圖。 [15] Denis Sinor, “Some Component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Türks,” in: Gunnar Jarring and Staffan Rosén ed., Altaistic Studies,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1984, pp. 145–159. Peter B. Gold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1992, pp. 121-122. [16] Edwin G. Pulleyblank, “The ‘High Carts’: A Turkish-Speaking People before the Türks,”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Vol. 3, No. 1 (1990), pp. 21-26. [17] 參見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o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pp. 316 & 319；中譯本，頁149、155。這裏使用的是我的翻譯。 [18] 參見F. Rosenthal, J. C. Greenfield, S. Shaked, “Aramaic,” in: Encyclopædia Iranica, Vol. II, Fasc. 3, 1986, pp. 250-261。 [19] 參見清格爾泰、劉鳳翥、陳乃雄、于寶林、邢復禮《契丹小字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頁13—14。 [20] 參見亦鄰真《中國北方民族與蒙古族族源》，收於氏著《亦鄰真蒙古學文集》，頁558—569；Andrew Shimunek, Languages of Ancient Southern Mongolia and North China: A 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erbi or Xianbei Branch of the Serbi-Mongolic Language Family with an Analysis of Northeastern Frontier Chinese and Old Tibetan Phonology, pp. 46-65。不過，後者並未涉及柔然的語言。德福（Gerhard Doerfer）通過分析古突厥語中的借詞推測柔然語屬於“原蒙古語的一個已消亡的語支”，參見Gerhard Doerfer, Mongolo-Tungusica,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1985, pp. 163-165。武阿勒曾用同樣的方法提出柔然語屬于某種未知語言，參見Alexander Vovin, “Once again on the Ruan-ruan language,” in: Mehmet Ölmez et al. eds., Ötüken’den İstanbul’a Türkçenin 1290 Yılı (720-2010) Sempozyumu Bildiriler, İstanbul: İstanbul Büyükşehir Belediyesi Kültür ve Sosyal İşler Daire Başkanlığı, 2011, pp. 27-36；但他後來改變了這個看法，參見Alexander Vovin, “A Sketch of the Earliest Mongolic Language: the Brāhmī Bugut and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pp. 163-164。用已有的蒙古語語料還原漢文史料中柔然名號的嘗試，參見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收於氏著《塞外民族史研究》上册，東京，岩波書店，1986年，頁228—236，中譯本，白鳥庫吉著，方壯猷譯《東胡民族考》下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頁65—84；藤田豐八《蠕蠕の國號及び可汗號につきて》，《東洋學報》第13卷，1924年，頁55—70；Peter A. Boodberg,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 compiled by Alvin P. Cohen, Berkeley &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p. 140-141。柔然名號中有許多屬於鮮卑—蒙古語系的詞綴，例如-tAi（漢字轉寫作“提”、“帝”等）、-čin（漢字轉寫作“真”等），參見拙文《麴氏高昌的突厥名號》，烏雲畢力格主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15輯，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21年，頁66—88；亦請關注筆者的後續研究。 [21] Dieter Maue, “Signs and Sounds,” pp. 291-296；Dieter Maue, “The Brāhmī Script on the Bugut Stele,” pp. 109-113。有趣的是，這裏舉的第二個例子即分隔符號的發明，顯然影響了後來的古突厥魯尼文，只是短橫變成了同樣方向（即與行文方向垂直）的兩點。 [22] Dieter Maue, “Signs and Sounds,” p. 293. [23] 關於元輔音和諧，參見N. Poppe, Grammar of Written Mongolian, 6th Edition,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2006, pp. 14-15；Marcel Erdal, A Grammar of Old Turkic, Leiden: Brill, 2004, p. 39，該書有中譯本，馬塞爾·厄達爾著，劉釗譯《古突厥語語法》，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頁38—39。 [24] 參見羅新《虞弘墓誌所見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學》第12輯，頁50—73；收於氏著《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08—132，此處頁127—130；羅新《柔然官制續考》，《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1期，頁73—97；收於氏著《中古北族名號研究》，頁133—154，此處頁150—154。 [25] 例如Denis Sinor, “Türks and the Juan-juan,” in: De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 New York &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91-296；Peter B. Gold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pp. 76-79。 [26] 内田吟風《柔然族に関する研究》，《北アジア史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頁273—318，此處頁306；該文有中譯本，内田吟風著，辛德勇譯《柔然族研究》，收於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9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37—84，此處頁72；周偉洲《敕勒與柔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31—132。 [27] 《南齊書》卷五九《芮芮虜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1133。 [28] 《北史》卷九八《蠕蠕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3250。 [29] 《宋書》卷九五《索虜傳》，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2586。 [30] 《宋書》中“學者”也有這種用法，例如“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别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調”，參見《宋書》卷一一《律曆上》，頁235。 [31] 南齊與柔然的交往，參見周偉洲《敕勒與柔然》，頁116—117。需要指出的是，兩國斷交的原因並不是南齊使者丘冠先不拜柔然可汗被殺。丘冠先出使吐谷渾，順路送柔然使者，後在吐谷渾被殺，事見《南齊書》卷五九《河南傳》，頁1137。《建康實録》從之，見許嵩撰，張忱石點校《建康實録》卷一六《河南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652。比《南齊書》後出的《南史》此處誤，見《南史》卷七十三《丘冠先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819—1820。 [32] 《南齊書》卷五九《芮芮虜傳》，頁1134—1135。 [33] Dieter Maue, “Signs and Sounds,” p. 291. [34] 參見Lore Sander, Paläographisches zu den Sanskrithandschriften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68, esp. pp. 181-183。在後來的研究中，桑德（Lore Sander）對這些字體的演變給出了絶對時間的序列，參見Lore Sander, “Remarks on the Formal Brāhmī Script from the Southern Silk Route,”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Vol. 19 (Iranian and Zoroastrian Studies in Honor of Prods Oktor Skjærvø) (2005), pp. 133-144, esp. p. 135, Table 1；不過這個序列也還有繼續討論的餘地，例如Dieter Maue, “Non-Indian Brāhmī Scripts along the Silk Roads,”（未發表，網址：https://www.academia.edu/8346125/Non-Indian_Brāhmī_scripts_along_the_Silk_Roads._2010，2021年3月15日）。 [35] Lore Sander, “Early Prakrit and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Xinjiang (Second to Fifth/Sixth Centuries CE): Paleography, Literary Evidence, and their Relation to Buddhist Schools,” in: John R. McRac and Jan Nattier eds., Buddhism Across Boundaries: The Interplay of Indian, Chinese, and Central Asian Source Materials, Taipei: Fo Guang Shan Foundation for Buddhist and Culture Education, 2012, pp. 26-49, here pp. 33-34. [36] 釋僧祐撰，蘇晉仁、蕭鍊子點校《出三藏記集》卷八《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序》，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289—290。最早注意到這條材料的是羽溪了諦《西域之佛教》，京都，森江書店，1914年，頁403—404，該書有中譯本，羽溪了諦著，賀昌群譯《西域之佛教》，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206—207。 [37] 參見Michaël Peyrot,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ocharian B, New York: Rodopi, 2008, pp. 204-206，特別是pp. 205-206的圖表。 [38] 吐火羅文A和據史德文現存寫本年代在7世紀中葉以後，前者參見Ogihara Hirotoshi, “Fragments of Secular Documents in Tocharian A,” Tocha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 Vol. 15 (2014), pp. 103-129；後者參見榮新江《所謂‘Tumshuqese’文書中的‘gyāźdi-’》，《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VII，1991年，頁1—12。婆羅米字母拼寫的回鶻文和粟特文年代要遲至9至10世紀，前者參見A. Róna-Tas, An Introduction to Turkology, Szeged, 1991, p. 69；後者參見Dieter Maue and Nicholas Sims-Williams, “Eine sanskrit-sogdische Bilingue in Brāhmī,”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54, No. 3 (1991), pp. 486-95, esp. pp. 492-493，Nicholas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manuscripts in Brāhmī script as evidence for Sogdian phonology,” in: Ronald E. Emmerick et al. eds., Turfan, Khotan und Dunhuang. Vorträge der Tagung “Annemarie von Gabain und die Turfanforschung” veranstaltet von der 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Berlin (9.-12. 12. 1994),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6, pp. 307-15, esp. p. 308。 [39] Lore Sander, “Early Prakrit and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Xinjiang (Second to Fifth/Sixth Centuries CE): Paleography, Literary Evidence, and their Relation to Buddhist Schools,” p. 38. [40] 關於這種字體，參見Lore Sander, Paläographisches zu den Sanskrithandschriften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p. 181。 [41] 與茅埃的私人通信，2020年5月26日。茅埃老師賜示了兩碑古文字學方面許多未發表的見解，謹此致謝。 [42] 《魏書·西域傳》記焉耆“文字與婆羅門同”，也許暗示當地有婆羅米字母拼寫的吐火羅文，但現存該傳抄自《北史》，這使得我們難以確定這個敘述對應的年代是5世紀還是6世紀，參見《魏書》卷一〇二《西域傳·焉耆》，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2456；《北史》卷九七《西域傳·焉耆》，頁3216。 [43] Lore Sander, “Early Prakrit and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Xinjiang (Second to Fifth/Sixth Centuries CE): Paleography, Literary Evidence, and their Relation to Buddhist Schools,” p. 37. [44] 沙門釋法顯撰，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卷一《自發跡長安至度葱嶺·鄯善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7。 [45] 沙門釋法顯撰，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卷一《自發跡長安至度葱嶺·焉夷國》，頁8。 [46] 與茅埃的私人通信，2020年5月26日。 [47] 參見Sir Gerard Clauson, “The Origin of the Turkish ‘Runic’ Alphabet,” Acta Orientalia, Vol. XXXII (1970), pp. 51-76；A. Róna-Tas, An Introduction to Turkology, pp. 57-58；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2002, pp. 180-203，該書有中譯本，魏義天著，王睿譯《粟特商人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27—145。 [48] 參見D. Kara, Knigi mongol'skikh kochevnikov (sem' vekov mongol'skoĭ pis'mennosti), Moskva: Nauka, 1972, pp. 15-20 & 27-32，該書有中譯本，Д·卡拉著，范麗君譯《蒙古人的文字與書籍》，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9—13、20—25。關於畏兀體蒙古文創製的不同觀點，參見D. Tumurtogoo ed., Mongolian Monuments in Uighur-Mongolian Script (XIII-XVI Centuries): Introduction, Transcription and Bibliography, Taipei: Academia Sinica, 2006, pp. 2-3。 [49] 涉及這一問題的論著包括：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70年，頁136—165，該書有中譯本，松田壽男著，陳俊謀譯《古代天山歷史地理學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7年，頁158—191；余太山《柔然與西域關係述考》，《新疆社會科學》1985年第4期，頁71—81、84—85；收於氏著《㘙哒史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86年，頁193—216；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頁331—333、360—363、365—369、373—388。 [50] 《北史》卷九八《蠕蠕傳》，頁3250—3251。 [51]《資治通鑑》卷一一二晉紀三四安帝元興元年，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3591。 [52] 内田吟風據《魏書·西域傳·焉耆》未記這一時期有戰事，否認這條材料，參見内田吟風《柔然族に関する研究》，頁28，中譯本，頁47。但這一説法不能成立，因爲這一時期北魏與西域之間還隔着幾個政權，不可能全面掌握西域的情況。 [53] 《梁書》卷五四《諸夷傳·西北諸戎·滑國》，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812。對這條史料的解讀，參見余太山《柔然與西域關係述考》，收於氏著《㘙哒史研究》，頁207。 [54] 柔然控制伊吾，參見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頁138—139，中譯本，頁161—162；余太山《柔然與西域關係述考》，收於氏著《㘙哒史研究》，頁194—195。 [55] 余太山《柔然與西域關係述考》，收於氏著《㘙哒史研究》，頁197—199。 [56] 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編》，頁331—333、361—362、365—369、373—376。作者令人信服地論證了後兩個政權與柔然是相互利用而非臣屬關係。 [57] 《通典》卷一九六《邊防十二·北狄三·蠕蠕》，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5378。 [58]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頁150，中譯本，頁175；余太山《柔然與西域關係述考》，收於氏著《㘙哒史研究》，頁201—202。 [59] 《北史》卷九七《西域傳·高昌》，頁3213。柔然對高昌的控制，有大量使用柔然年號的吐魯番文書可證，兹不贅引。 [60] 《宋書》卷九五《索虜傳》，頁2586。 [61]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頁146—148，中譯本，頁171—173；余太山《柔然與西域關係述考》，收於氏著《㘙哒史研究》，頁200。王素已敏鋭地指出它們“均誤”，參見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編》，頁365—366。 [62] 參見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編》，頁367—369、379—380。 [63] 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湯一玄整理《高僧傳》卷一三《興福·齊上定林寺釋法獻》，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488。 [64] 參見榮新江《闞氏高昌王國與柔然、西域的關係》，《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頁4—14，此處頁11—13。該文書的圖版和録文，參見榮新江、李肖、孟憲實主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上，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62—163。 [65] 《北史》卷九七《西域傳·于闐》，頁3210；《資治通鑑》卷一三二宋紀一四明帝泰始六年，頁4225。 [66] 參見殷晴《古代于闐的南北交通》，《歷史研究》1992年第3期，頁85—99，此處頁95—99。 [67] 《北史》卷九七《西域傳·高昌》，頁3213。具體年代有爭議，但都在490年前後。參見余太山《柔然與西域關係述考》，收於氏著《㘙哒史研究》，頁211—212；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頁270—275。有學者認爲阿那瓌時代柔然再次控制了高昌，參見錢伯泉《從〈高昌主簿張綰等傳供狀〉看柔然汗國在高昌地區的統治》，敦煌吐魯番學新疆研究資料中心编《吐魯番學研究專輯》，烏魯木齊，敦煌吐魯番學新疆研究資料中心，1990年，頁96—111，此處頁107，但此说无據。 [68] 柔然受佛教影響，前人已有一些研究，參見羽溪了諦《西域之佛教》，頁292—293，中譯本，頁154；周偉洲《敕勒與柔然》，頁132—133。 [69] 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湯一玄整理《高僧傳》卷八《義解五·齊京師靈根寺釋法瑗》，頁312。 [70] 這些材料包括：“永平四年（511）九月，醜奴遣沙門洪宣奉獻珠像”，《北史》卷九八《蠕蠕傳》，頁3257；鄯善出土大同元年（535）《佛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殘卷題記“散騎常侍淳于□□□於芮芮，願造《金剛般若經》一百分”，此處淳于或指“掌柔然文墨”的淳于覃，參見許雲和《鄯善出土〈佛説佛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殘卷題記考》，《文獻》2015年第3期，頁56—60，不過此説未必成立；雲岡石窟茹茹可敦題記，年代約在534—552年，參見周偉洲《關於雲岡石窟〈茹茹造像銘記〉——兼論柔然的名號問題》，《西北大學學報》1983年第1期，頁70—74。 [71] 玄奘、辯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卷一《三十四國·阿耆尼國、屈支國》，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48、54；Lore Sander, “Early Prakrit and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Xinjiang (Second to Fifth/Sixth Centuries CE): Paleography, Literary Evidence, and their Relation to Buddhist Schools,” p. 49。 [72] 參見羅新《虞弘墓誌所見的柔然官制》，收於氏著《中古北族名號研究》，頁111；羅新《高昌文書中的柔然政治名號》，《吐魯番學研究》2008年第1期，頁35—41；收於氏著《中古北族名號研究》，頁155—165，此處頁164。 [73] 參見W. Bang, “Anhang,” in: Josef Marquart, Die Chronologie der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Leipzig: Dieterich’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898, p. 99, n. 2；Paul Pelliot, “Note sur les Tou-yu-houen et les Sou-p’i,”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20, No. 5 (1920-1921), pp. 323-331, here p. 329；Sanping Chen, “Son of Heaven and Son of God: Interactions Among Ancient Asiatic Cultures regarding Sacral Kingship and Theophoric Nam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Third Series, Vol. 12, No. 3 (2002), pp. 289-325；羅新《虞弘墓誌所見的柔然官制》，收於氏著《中古北族名號研究》，頁130—132。 [74] 參見Christopher P. Atwood, “Some Early Inner Asian Terms Related to the Imperial Family and the Comitatu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56 (2012/2013), pp. 49-86, here pp. 61-68；Manfred Mayrhofer, Kurzgefaßt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s Altindischen, Band II: D-M,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sverlag, 1963, pp. 609-610. [75] 粟特人墓誌中有官名“摩訶大薩保”，參見張乃翥《中原出土文物與中古祆教之東浸》，《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3期，頁29—39；吐魯番文書中有人名“摩訶演”，參見榮新江《吐魯番新出送使文書與阚氏高昌王国的郡縣城鎮》，《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21—41。亦見於傳世文獻，兹不贅引。 [76] Coblin, W. South, A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7,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4, p. 58. [77] Yutaka Yoshida, “Further Remarks on the Sino-Uighur Problem,” Researches in Asian Languages, Vol. 3 (2000), pp. 1-11, here pp. 9-11. [78] 《北史》卷九八《蠕蠕傳》，頁3256、3258、3261、3265。 [79]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22—123。 [80] Douglas Q. Adams, A Dictionary of Tocharian B Revised and Greatly Enlarged, Ar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2013, p. 477. [81] 本文所引早期中古音（EMC），悉據E. G. Pulleyblank,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Vancouver: UBC Press, 1991。 [82] 參見玄奘、辯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97—199；Manfred Mayrhofer, Kurzgefaßt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s Altindischen, Band II: D-M, p. 453。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構擬出*balaman與之對應，過於牽強，參見Peter A. Boodberg,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 p. 134。 [83] 《北史》卷八九《綦母懷文傳》，頁2940；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卷二六《感通上·魏洛京永寧寺天竺僧勒那漫提傳一》，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977—978；内田吟風《柔然族に関する研究》，頁306，中譯本，頁72。 [84] 《南齊書》卷五九《芮芮虜傳》，頁1133。“希利垔”（EMC *xɨj-li-ʔjin），周偉洲以爲“新疆或中亞一帶民族的姓氏”，參見周偉洲《敕勒與柔然》，頁90，但他很可能就是柔然人。這個名字的前半部分“希利”原語顯然是鮮卑、柔然、突厥語共有的el（國家），關於該詞，參見羅新《柔然官制續考》，收於氏著《中古北族名號研究》，頁140；關於詞首輔音h，參見Louis Ligeti, “À propos du Rapport sur les Rois Demeurant dans le Nord,” in: Études Tibétaine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Marcelle Lalou, Paris: Adrien Maisonneuve, 1971, pp. 166-189, here pp. 188-189；Nicholas Sims-Williams, “Ancient Afghanistan and Its Invaders: Linguistic Evidence from the Bactrian Documents and Inscriptions,” in: Nicholas Sims-Williams ed., Indo-Iranian Languages and Peopl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25-242, here p. 235以及拙文《麴氏高昌的突厥名號》中討論的“希菫/近”對譯irkin的用例。這個名字的後半部分“垔”應與鮮卑、柔然、吐谷渾名號中的“引”、“寅”原語相同，或許是屬格詞綴（genitive suffix），例如對吐谷渾“戊寅可汗”的語源分析參見Andrew Shimunek, Languages of Ancient Southern Mongolia and North China: A 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erbi or Xianbei Branch of the Serbi-Mongolic Language Family with an Analysis of Northeastern Frontier Chinese and Old Tibetan Phonology, pp. 190-191。 [85] 王國維《西胡考》（上），收於氏著《觀堂集林》第2册，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607—608。 [86] 敦煌出土4世紀初的粟特文古信札展現了成熟的粟特文信件郵遞網絡，參見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 pp. 46-48，中譯本，頁25—26。 [87] 我只能找到兩條粟特人爲柔然服務的證據，即虞弘和安吐根，但二者年代都很晚，似乎也没有很大的影響力。當然，虞弘是否屬於粟特人尚存爭議。參見張慶捷《虞弘墓誌考釋》，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45—176；《北史》卷八〇《安吐根傳》，頁3047。幾部有關中古時期粟特人活動的最重要的著作都没有專門討論柔然帝國的粟特人，例如榮新江《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榮新江《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 [88] 《隋書》卷三二《經籍志一》，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頁1067。參見田餘慶《〈代歌〉、〈代記〉和北魏國史——國史之獄的史學史考察》，《歷史研究》2001年第1期，頁51—64，此處頁51—52；收於氏著《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頁217—243，此處頁218；川本芳昭《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国家》，東京，汲古書院，2015年，頁63—76，該書有中譯本，川本芳昭著，劉可維譯《東亞古代的諸民族與國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頁74—91。 [89] 參見胡鴻《紙筆馴鐵騎：當草原征服者遇上書面語》，收於童嶺主編《皇帝、單于、士人：中古中國與周邊世界》，北京，中西書局，2014年，頁112—123；又收於氏著《能夏則大與漸慕華風——政治體視角下的華夏與華夏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293—304，特別是頁295—296。 [90] 《北史》卷九八《蠕蠕傳》，頁3266。 [91] 例如，苗潤博利用一份很可能是遼朝官修史書的俄藏契丹大字寫本，論證遼朝很可能採用了契丹文、漢文雙軌的記史制度，且契丹文纔是主軸。這就大大衝擊了學界此前對遼代契丹文重要性的認識。參見苗潤博《〈遼史〉探源》，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頁10—12。 [92] 例如藤枝晃《文字の文化史》，東京，岩波書店，1971年，頁201—209，該書有中譯本，藤枝晃著，翟德芳、孫曉林譯《漢字的文化史》，北京，知識出版社，1991年，頁101—104。日文的情況稍顯複雜，儘管目前所見最早使用萬葉假名拼寫日語專名的稻荷山古墳鐵劍銘可追溯到471年，但它的文本語言終究是漢語，日語文本最早出現於7世紀，即和化漢文和萬葉假名文，參見沖森卓也《日本語全史》，東京，筑摩書房，2017年，頁24—37。 [93] 參見羅新《虞弘墓誌所見的柔然官制》，收於氏著《中古北族名號研究》，頁130—132；羅新《黑氈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頁61。羅新解釋這種斷裂，主要的思考方向是論證東胡的政治文化傳統籠罩後匈奴時代的草原；柔然文的發現帶給我們的新啟發是，柔然時代西域的文化面貌已發生了質的改變，來自印歐語人群的文化影響也大大超過了匈奴時代。 [94] Alexander Vovin, “Groping in the Dark: The First Attempt to Interpret the Bugut Brāhmī Inscription,” p.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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