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岳3号墓和德兴里壁画墓铭文新说——兼论4世纪朝鲜半岛的汉人遗民与移民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7:10:2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杨军 参加讨论
安岳3号墓和德兴里壁画墓墨书铭文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古时期朝鲜半岛及汉人移民皆具有重要意义，学界也已经有比较细致的研究。本文试就冬寿的籍贯、官衔和镇的官衔谈几点个人的认识，希望有助于此问题研究的深入。 一 安岳3号墓，又称冬寿墓，[1]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高句丽壁画墓，位于今朝鲜黄海南道安岳郡五菊里。[2]最早是宿白根据其墨书铭文判断墓主为冬寿。[3]其墨书铭文最初释读：  永和十三年十月戊子朔廿六日 □□使持节都督诸军事 平东将军护抚夷校尉乐浪 □玄菟带方太守都 □□幽州辽东平郭 □乡敬上里冬寿字 □安年六十九薨官 永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为癸丑日，故第二行首所缺两字现在一般补为“癸丑”。第四行首字现在多补为“相”，并在其下补“昌黎”二字，未详何据，但从图片看此处应缺三字。[4]第五行首两字残，现一般补为“乡侯”。第六行首字现一般补为“都”。则上述铭文加标点为：“永和十三年十月戊子朔廿六日癸丑，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平东将军、护抚夷校尉、乐浪囗昌黎玄菟带方太守、都乡侯，幽州辽东平郭都乡敬上里冬寿字囗安，年六十九，薨官。”实际就是一句话，简单说，就是某时冬寿薨官，其他都是冬寿的名衔。冬寿的名衔明显分两部分，写在前面的是官衔，后面的则是籍贯，以下就主要讨论这两方面的问题。 关于冬寿的籍贯“幽州辽东平郭都乡敬上里”，完整的写法应该是：幽州、辽东郡、平郭县、都乡、敬上里，按州郡县乡里完整排列。《晋书》卷一四《地理志》，辽东郡八县：襄平、汶、居就、乐就、安市、西安平、新昌、力城，[5]无平郭县。冬寿死于永和十三年(357)，享年69岁，应生于289年。冬寿墓铭文不仅证明289年以前已存在平郭县，而且平郭县下存在完整的乡里组织。 《中国历史地图集》定平郭县在今辽宁省盖州市稍东。[6]景初二年(238)司马懿灭公孙氏之后，辽东汉人大量外迁，辽东半岛南部包括平郭县所在的今辽宁省盖州市一带人口锐减，辽南已不再设县。而半个世纪之后，不仅存在平郭县，还已经出现完整的乡里组织，证明公孙氏灭亡之后的辽南人口外流并未持续很久，就开始出现回流现象，以至今辽宁盖州一带已成为移民集中之地，建立起类似于中原的完整的县乡里地方行政机构。 宿白最先发现史书中关于冬寿的记载，摘录如下： 《晋书》卷一○九《慕容皝载记》： 初，皝庶兄建威翰骁武有雄才，素为皝所忌，母弟征虏仁、广武昭并有宠于廆，皝亦不平之。及廆卒，并惧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辽，仁劝昭举兵废皝。皝杀昭，遣使按检仁之虚实，遇仁于险渎。仁知事发，杀皝使，东归平郭。皝遣其弟建武幼、司马佟寿等讨之。仁尽众距战，幼等大败，皆没于仁。襄平令王冰、将军孙机以辽东叛于皝，东夷校尉封抽、护军乙逸、辽东相韩矫、玄菟太守高诩等弃城奔还。仁于是尽有辽左之地，自称车骑将军、平州刺史、辽东公。[7] 《资治通鉴》卷九五，咸和八年(333)： 或以仁、昭之谋告皝，皝未之信，遣使按验。仁兵已至黄水，知事露，杀使者，还据平郭。皝赐昭死，遣军祭酒封弈慰抚辽东，以高诩为广武将军，将兵五千与庶弟建武将军幼、稚、广威将军军、宁远将军汗、司马辽东佟寿共讨仁。与仁战于汶城北，皝兵大败，幼、稚、军皆为仁所获。寿尝为仁司马，遂降于仁。前大农孙机等举辽东城以应仁。封弈不得入，与汗俱还。东夷校尉封抽、护军平原乙逸、辽东相太原韩矫皆弃城走，于是仁尽有辽东之地。[8] 咸康二年(336)： 皝帅其弟军师将军评等自昌黎东，践冰而进，凡三百余里。至历林口，舍辎重，轻兵趣平郭。去城七里，候骑以告仁，仁狼狈出战。……仁悉众陈于城之西北。慕容军帅所部降于皝，仁众沮动；皝从而纵击，大破之。仁走，其帐下皆叛，遂擒之。皝先为斩其帐下之叛者，然后赐仁死。丁衡、游毅、孙机等，皆仁所信用也，皝执而斩之；王冰自杀。慕容幼、慕容稚、佟寿、郭充、翟楷、庞鉴皆东走，幼中道而还；皝兵追及楷、鉴，斩之；寿、充奔高丽。[9] 冬寿，《晋书》与《资治通鉴》皆误记为“佟寿”。《晋书》提到慕容仁“东归平郭”，《资治通鉴》提到慕容仁“还据平郭”，可证慕容仁的大本营为平郭县。慕容仁“尽有辽东之地”，其大本营却设在平郭而不是辽东郡传统的首府襄平，可见平郭的人口数量和繁华程度已经不次于襄平。另据《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慕容廆攻宇文乞得龟时“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柏林为左翼”，[10]《资治通鉴》卷九三系此事于太宁三年(325)二月，由此算起，至慕容仁起兵时，其在平郭至少已经营8年之久。实际上，太兴二年(319)崔毖东奔以后，辽东已全部落入慕容廆手中，由此后6年平郭军队已经在慕容部与宇文部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来看，当时平郭已经相当有实力，这应该是自3世纪下半叶移民不断进入该地区的结果。 冬寿为平郭县都乡人，都乡一般指附郭乡，也就是说，其亲族都在平郭县城内。《晋书》称冬寿为慕容皝的司马，《资治通鉴》称其此前曾为慕容仁的司马，可见慕容兄弟皆用司马官衔来笼络冬寿，可见冬寿为平郭大族。由此看来，慕容皝派冬寿征慕容仁，是想利用冬寿在平郭的影响力，借用其亲族为内应；冬寿战败后投降慕容仁，恐怕不仅仅是其因为曾任慕容仁的司马，更重要的是借以保全其在平郭城内的亲族和部曲，以免慕容仁迁怒其亲族部曲。 冬寿墓的壁画中有出行图，图中人物超过250位，上至各级官员，下至随从、士兵，皆着汉式服装，仪仗、乐器等也皆符合中原体制。[11]由此可证，《资治通鉴》虽然仅记载“(冬)寿、(郭)充奔高丽”，实则二人并非单人匹马东奔，而是率宗族部曲移民高句丽。正如洪晴玉所说：“当初冬寿奔高句丽时，按照当时大族的迁移情况，除去军队以外，似乎还带去了为数很多的人。这使冬寿不但拥有一部分兵力，而且也是能在安岳一带长久居住的原因。”[12] 《资治通鉴》记载，“慕容幼、慕容稚、佟寿、郭充、翟楷、庞鉴皆东走”，除去鲜卑慕容氏，平郭大姓率众东奔的共有4姓：冬、郭、翟、庞。其中翟、庞二姓的队伍被慕容皝的部队追杀，未能抵达高句丽，最后进入高句丽控制区的只有冬、郭二姓。冬寿、郭充投降高句丽后，被安置在乐浪、带方故地。 冬寿籍贯中的另一问题是“幽州辽东”。276年西晋已分辽东、昌黎、玄菟、乐浪、带方五郡设平州，在冬寿出生的289年，辽东郡已属平州。咸和九年(334)，晋成帝“拜皝镇军大将军、平州刺史”，[13]也是称平州，此称“幽州辽东”实误。 关于冬寿的官衔，有学者认为是东晋所授，[14]有学者认为是虚职，也有学者认为是冬寿自称的官职，是站在中原人的立场来构建理想的死后世界。[15]应该注意的是，冬寿的官衔“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平东将军、护抚夷校尉、乐浪囗昌黎玄菟带方太守、都乡侯”，其中提到的乐浪、昌黎、玄菟、带方四郡皆属平州，一个人兼任四郡太守显然是虚衔，若是仅仅为了表示其对上述四郡的权威，就不如称“平州刺史”更简明有力，铭文的表述方式显然是在刻意回避“平州刺史”。同理，“都督诸军事”，按照正常的格式也应该是“都督平州诸军事”，铭文也是在刻意地省略“平州”。再联系冬寿籍贯“幽州辽东”的表述方式，可以发现冬寿墓的铭文是在行文中刻意回避“平州”字样。如果冬寿的官衔为东晋所授或是其自称，显然没有理由刻意回避“平州”，唯一的解释是，其官衔为高句丽所授。 冬寿336年奔高句丽，357年去世，而342年慕容皝征高句丽，343年高句丽王“遣其弟称臣入朝于燕，贡珍异以千数。燕王皝乃还其父尸，犹留其母为质”。[16]此时东晋封赐慕容皝的头衔中有“平州刺史”，向慕容皝称臣的高句丽自然不敢将与平州有关的官衔封授自己的臣下，这才是冬寿头衔回避“平州”的原因之所在。 冬寿的官衔应为高句丽借用晋朝官衔以安抚冬寿。其中包括“使持节、都督诸军事”，没有提到都督何处诸军事，应是指都督移民诸军事，即授予冬寿统率随行移民的军事管理权；包括乐浪等郡太守，[17]即授予冬寿管理随行移民的行政权；包括护抚夷校尉，管理少数民族的官衔，应是冬寿的队伍中杂有鲜卑人以及其他民族，故授予冬寿管理所部各族事务的权力。总之，高句丽政权封授给冬寿的头衔意味着授予冬寿管理随行各族移民的军政全权。 比冬寿去世略早的还有所谓“张抚夷”。黄海道凤山郡文井面昭封里第一号坟出土的墓砖，其铭文有“大岁戊在渔阳张抚夷砖”“大岁申渔阳张抚夷砖”“使君带方太守张抚夷砖”，其纪年，日本学者冈崎敬考定为“戊申年”，即东晋永和四年(348)。[18]“抚夷”应即见于冬寿头衔的“护抚夷校尉”的省称。来自渔阳的张姓移民也被高句丽政权授予护抚夷校尉头衔，即授予其管理当地诸族的权力。 二 德兴里壁画墓位于朝鲜大安市德兴里舞鹤山南麓丘陵上，与安岳3号墓分别位于大同江下游南北两岸，两者之间仅距80余公里。[19] 德兴里壁画墓的墨书铭文为： 〔安平〕郡信都县都乡□甘里 释加文佛弟子□□氏镇仕 位建威将军□小大兄左将军 龙骧将军辽东太守使持 节东夷校尉幽州刺史镇 年七十七薨□以永□十八年 太岁在戊申十二月辛酉朔廿五日 乙酉成迁移王柩 “□□氏镇”证明此人应该为复姓，[20]名镇，籍贯是安平郡、信都县、都乡、□甘里，安平郡属冀州，信都县为安平郡首县。与冬寿墓铭文籍贯的书写格式相比，镇的籍贯省略了州一级地方行政建置名。 关于镇的官衔，日本学者武田幸男认为，铭文是按叙任顺序记载的，分为虚实两部分：建威将军、辽东太守、使持节、东夷校尉、幽州刺史是实职，是亡命前晋所封；左将军、龙骧将军是亡命后的自称虚号，小大兄应为“国小大兄”，为高句丽所封。[21]其中“小大兄”前面的“国”字，刘永智释为“同”，孙泓根据残笔判断，认为释“国”释“同”皆不准确，存疑待考。但不论此处释为何字，高句丽官制中有“小兄”“大兄”，“大兄”级别高于“小兄”，而无“小大兄”，可证此处应标点为“小、大兄”，即铭文此处记载了两个高句丽官号；小兄、大兄，依级别由低到高排列。刘永智早已指出，建威将军、左将军、龙骧将军也是依品级由低到高排列。[22]铭文此前还有“仕位”二字，强调以下所载是为突出官阶。由此看来，镇的官衔的前半部分“建威将军、□小、大兄、左将军”是突出其官阶的升迁，由建威将军升左将军，这是中原式官称，按高句丽的官等是从小兄升大兄，建威将军的官阶对应高句丽的小兄，左将军对应高句丽的大兄。这些都应该是高句丽政权所授。 “龙骧将军、辽东太守、使持节、东夷校尉、幽州刺史”，在中原的职官体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头衔，因辽东郡从未成为幽州首府，幽州刺史不可能兼辽东太守。可见镇的上述头衔实际上分为两段，龙骧将军、辽东太守、使持节、东夷校尉为一段，幽州刺史为另一段。 墓室北壁西侧绘有墓主人端坐在帷帐内的画面，与之相连的西壁绘有幽州十三郡太守。壁画中间用一粗线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六人，下部七人。每名太守旁均有文字说明，上部由前往后依次为：奋威将军燕郡太守来朝时、范阳内史来论州时、渔阳太守来论州时、上谷太守来朝贺时、广宁太守来朝贺时、代郡内史来朝贺时。下部依次为：北平太守来论州时、辽西太……昌黎太守来论州时、辽东太守来朝贺时、玄菟太守……乐浪太守……。下部最后一位太守的说明已全部脱落，据上下文可知为带方太守。上下两部第一名太守之前各绘一人跪地，向幽州刺史禀报各郡太守的到来。上部书“六郡太守来朝时通使史”，下部书“诸郡太守通事吏”。整个画面还有三行竖书的说明：“此十三郡属幽州部县七十五州治广蓟今治燕国去洛阳二千三百里都尉一部并十三郡”。前室东壁的出行图中，前导骑马人旁书“蓟县令捉轩弩”。[23]由上述信息分析，镇确实曾任幽州刺史，而且其任幽州刺史时，幽州辖13郡、75县，治所在广蓟，而在其去世前，幽州治所在燕国。 385年，后燕置幽州，治龙城，这是幽州治所第一次进入所谓“燕国”境内。后燕建平元年(398)，幽州改治肥如。后燕光始二年(402)，幽州改治令支，至北燕正始元年(407)仍治令支。[24]铭文在“今治燕国”下补充一句“去洛阳二千三百里”。《续汉书》志第23《郡国志》，右北平郡在“洛阳东北二千三百里”，辽西郡在“洛阳东北三千三百里”，[25]两郡相邻，距洛阳的里数不应相差千里，颇疑辽西郡下“三千”为“二千”之误，实则右北平、辽西二郡距洛阳里数大体相当，皆为二千三百里左右。肥如、令支皆为辽西旧县，可以笼统地说其距离洛阳二千三百里。[26]因此，铭文所称距洛阳二千三百里的“今治”，应指398年以后在肥如、令支的幽州治所，这些地方都在后燕境内，故铭文称“治燕国”。因此，镇任幽州刺史在385年以前，应为前秦幽州刺史。 有学者认为，据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一二《后燕》考证，后燕时期上述13郡共辖75县，正与铭文的记载相吻合，证明镇曾任后燕幽州刺史。[27]但是，《十六国疆域志》认为，上述13郡后燕时分属三州。幽州领6郡：燕郡、渔阳、范阳、广宁、代郡、上谷；平州领5郡：昌黎、辽东、乐浪、玄菟、带方；营州领3郡：北平、辽西、唐郡。恐不能像墓志铭那样称“此十三郡属幽州”。说上述13郡共辖75县，实际是其中的12郡共辖75县，分别是燕郡10县、范阳8县、上谷2县、广宁3县、代郡5县、北平7县、辽西6县、昌黎5县、辽东13县、玄菟3县、乐浪6县、带方7县，而在渔阳郡下洪亮吉注“县无考”，不可能渔阳郡没有属县，无论渔阳郡领几县，上述13郡共辖县数皆不可能是墓志铭所载的75县。[28] 据《十六国疆域志》卷四《前秦》记载，幽州领5郡：燕国10县、范阳8县、北平4县、广宁3县、代郡4县；平州领6郡：昌黎5县、辽东13县、乐浪6县、玄菟3县、带方7县、辽西4县。[29]无上谷、渔阳。同书卷二《后赵》称上谷2县、渔阳6县。[30]如果我们认为上谷、渔阳二郡一直沿袭，只是史书漏载，那么，上述13郡刚好75县，亦可证墓志铭所述为前秦体制。 学界一般认为，前秦建元六年(370)置幽州，领燕郡、渔阳、范阳、上谷、广宁、代郡、北平、辽西、昌黎、辽东、玄菟等11郡。建元十六年(380)，昌黎、辽东、玄菟三郡别属平州。[31]但结合德兴里壁画墓铭文和《十六国疆域志》，前秦在370—380年之间，应该有幽州领13郡的情况，即上述11郡再加乐浪、带方，共计75县。所以，日本学者武田幸男最早指出，镇任幽州刺史时下辖13郡75县，只有370—380年间符合该条件。[32]无疑是正确的。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既平凉州，又遣其安北将军、幽州刺史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率幽州兵十万讨代王涉翼犍”，同书卷九《简文纪》，太元元年(376)十二月“苻坚使其将苻洛攻代”，至前秦建元十六年(380)四月，苻洛“帅众七万发和龙”，[33]可证376—380年幽州刺史为苻洛，则镇任幽州刺史应在371—376年之间。[34]由此推测，最为可能的情况是，在前秦、后燕权力更迭的385年，此前曾任前秦幽州刺史的□□镇率众东奔高句丽。[35]因其曾任幽州刺史，高句丽授予其“龙骧将军、辽东太守、使持节、东夷校尉、幽州刺史”的头衔，使之管理辽东移民，“使持节、东夷校尉”，意味着授予镇管理当地诸族的权力。 根据铭文“太岁在戊申”，学界一般认为前面的“永□”即“永乐”，为高句丽好太王年号，永乐十八年即408年，[36]镇去世于408年，[37]享年77岁，应生于332年。大约在其40～45岁之间曾任前秦幽州刺史，54岁时奔高句丽。[38]高句丽先是授予其中原官衔建威将军，官阶相当于高句丽的小兄，后升为左将军，官阶相当于高句丽的大兄，最终任命其为龙骧将军、辽东太守、使持节东夷校尉、幽州刺史，成为统率当地汉人遗民与移民的最高首领。 三 早在乐浪、带方覆灭之前，乐浪郡的汉人大姓就已经开始向南迁移。根据韩昇的研究：“王和韩是朝鲜汉人大姓，在带方郡设立以前，大都分布在乐浪郡，特别是王姓，金石铭文(包括年代不详者)上出现的二十三例，基本都在乐浪。带方郡设立后，他们已逐渐南移至黄海道一带，而到了后期，乐浪郡遗址里竟连一例也未见到。韩姓的情况大致相同，在带方郡设立后，其家族聚居地显然在黄海道信川和凤山郡一带。”[39] 朝鲜黄海道安岳郡安岳邑柳城里出土的王氏墓砖上刻有“逸民含资王氏砖”“含资逸民王君砖”等。含资原为乐浪郡属县，后属带方郡，在今朝鲜黄海南道瑞兴。[40]王氏砖可证原乐浪郡大姓王氏已经南迁至带方郡。在乐浪、带方二郡覆灭之前，今朝鲜黄海南道已经逐渐成为汉人最集中的聚居区。[41]“太康四年三月昭明王某造”和“元兴三年三月廿日昭明王某造”砖铭，皆与带方郡所属昭明县有关。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约在乐浪、带方覆灭之前30年，东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在二郡覆亡之后90年，在此一个多世纪之中，王姓始终为昭明县大姓。由此可证，王姓在带方郡的势力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县，而且其存在时间也远不止一个世纪，由此可见朝鲜半岛汉人社会中强宗大姓的影响力与凝聚力。 在乐浪、带方二郡覆灭前后，当地汉人普遍由城市向边地南下迁徙，举族迁徙，聚众自保，并呈现出两个特点，即形成移民集团和同一集团分成相互协助的枝族。[42]在乐浪、带方覆灭之前的迁徙，动因固然与高句丽南下侵逼有关，可能也与当地汉人社会人口自然增殖，故迁往人口密度较低的南部有关。乐浪、带方覆灭后，更导致大量汉人宗族逃散，当地汉人社会人口锐减。 在乐浪、带方二郡覆灭之后，另有大量中原移民进入该地区。较为典型的人物为冬寿和幽州刺史镇。冬寿与镇的例子足以说明，高句丽占据乐浪、带方二郡之后，当地原有汉人社会向南移动的同时，高句丽将大量新到来的中原移民安置到这一地区，用中原官衔封授移民的首领，以之管理中原移民，在乐浪、带方故地形成新的移民社会。 这个新形成的移民社会保持着中原汉人的风俗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将中原风俗文化移植到乐浪、带方故地。不仅墓葬的形制一如魏晋，壁画中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皆与中原相同。在冬寿墓壁画的出行图中，仪仗队伍里出现了羽葆鼓，这是晋代才出现的乐器，或者说羽葆鼓用于仪仗是晋代才出现的事情，这一在中原地区也刚刚出现的文化现象已经被移民传播至朝鲜半岛。[43] 冬寿“护抚夷校尉”、镇“东夷校尉”的官衔，以及“张抚夷”的称号，皆反映出当地移民社会的首领通常带护东夷校尉或与之同样性质的头衔，在高句丽政权统治之下，“夷”自然不可能指高句丽人，应是指高句丽人、汉人之外的其他民族，由此可见，此时期乐浪、带方故地的移民社会虽然以汉人为主体民族，却是包涵多民族的地域共同体。因为夷汉杂糅，这一新出现的地域共同体在传承中原文化的同时内部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这是大同江流域后来高句丽化的前提和基础。 若按54岁奔高句丽计算，镇至77岁去世，留居高句丽23年。冬寿于336年奔高句丽，357年去世，留居高句丽21年。同样作为当地汉人移民社会的首领，两者的人生经历非常相似。但从墓的铭文中也能发现一些微妙的差异。其一，冬寿墓铭文纪年采用东晋穆帝年号“永和”，而镇的铭文则使用高句丽好太王的年号“永乐”。其二，两者的官衔虽然皆是高句丽政权授予，但冬寿的官衔中全部都是中原官称，而镇的官衔中出现了典型的高句丽官名“小、大兄”。[44]镇墓壁画中还出现了另一个典型的高句丽官名“中里都督”。[45]其三，镇的头衔中没有“都督诸军事”，同冬寿相比，其已经丧失了军事方面的权力。 两者墓地相距仅80余公里，可以说，两墓铭文反映的是同一区域的情况。镇的去世晚于冬寿51年。由此可以看出，在这半个世纪中，高句丽政权对乐浪、带方二郡故地的汉人社会的控制越来越严密，当地汉人社会的首领由原来被授予军政两个方面的全权，已经变为仅获得行政方面的权力。虽然仍旧授予当地汉人社会首领中原式官衔，但已经将这些中原官号与高句丽人自身的官等相比附，显然汉人社会的首领已经被纳入高句丽的官阶体系，也就是进入高句丽政府组织架构之中。汉人社会被嵌入高句丽政权的权力结构之中，而不再是游离于权力结构之外，呈半独立状态。 也是在这半个世纪里，当地汉人的心态出现微妙的变化，已经由使用东晋年号转而使用高句丽年号，开始对高句丽政权产生心理认同。这种变化既为20年后高句丽长寿王迁都平壤奠定了基础，也随着高句丽迁都，以及伴随迁都而来的大量高句丽人特别是高句丽贵族进入该地区，使当地汉人社会逐渐高句丽化，最终融入高句丽人之中。长寿王迁都之后，当地的汉人社会逐渐消失。 作者简介：杨军，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客座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东北地方史、中外关系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汉唐东北海疆研究”(20VGB008)的中期成果。 [1]学界已有研究的综述，参见鸿鹄：《安岳3号墓研究述评》，刘厚生等主编：《黑土地的古代文明：全国首届东北民族与疆域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远方出版社2000年版；孙进己、孙泓：《公元3～7世纪集安与平壤地区壁画墓的族属与分期》，《北方文物》，2004年第2期。 [2]王飞峰：《冬寿墓莲花纹研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4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3]宿白：《朝鲜安岳所发现的冬寿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期。 [4]墨书铭文图片，参见洪晴玉：《关于冬寿墓的发现和研究》，《考古》，1959年第1期；[朝]金瑢俊著，雪华译：《关于安岳三号壁画坟的墓主及其年代》，《美术研究》，1958年第4期。 [5]《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 [6]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释名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7]《晋书》卷一○九《慕容皝载记》，第2815－2816页。 [8]《资治通鉴》卷九五，晋成帝咸和八年八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990－2991页。 [9]《资治通鉴》卷九五，晋成帝咸康二年正月壬午条，第3005－3006页。 [10]《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第2807、2808页。 [11]武家昌：《冬寿墓中的乐器及相关问题》，《博物馆研究》，2006年第1期。 [12]洪晴玉：《关于冬寿墓的发现和研究》，《考古》，1959年第1期。 [13]《晋书》卷一○九《慕容皝载记》，第2816页。 [14]洪晴玉：《关于冬寿墓的发现和研究》，《考古》，1959年第1期。 [15] [韩]郑好燮著，金锦子译：《高句丽历史上的移居和移民社群》，郑春颖主编：《东北亚研究论丛》第11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16]《资治通鉴》卷九七，晋康帝建元元年二月条，第3053页。 [17]据洪晴玉《关于冬寿墓的发现和研究》(《考古》1959年第1期)所引冬寿墓墨书铭文图片，第四行开头可能是缺3字，且原图该处未见任何笔画，学界目前通常补为“囗昌黎”或“相昌黎”，未详何据。若为体现授予冬寿管理汉人社会的行政权，则冬寿所部来自辽东地区，迁入乐浪、带方故地，故其头衔似应为“乐浪辽东玄菟带方太守”。铭文第五行出现“辽东”二字，字体偏大，按此写法写于第四行开头正好填满空白处，故疑第四行开头并非缺3字而是缺“辽东”二字，若是，则冬寿的头衔即“乐浪辽东玄菟带方太守”。 [18]冈崎敬：《安岳第三号坟(冬寿墓)の研究——その壁画と墓志铭を中心として》，《史渊》第93号、1964；转引自韩昇：《魏晋动乱与朝鲜的中国移民》，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八辑，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19]孙泓：《幽州刺史墓墓主身份再考证》，《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期。 [20]刘军认为所缺两字为“姓冯”，即墓主名冯镇。参见刘军：《朝鲜德兴里壁画墓墨书铭记再探讨》，《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21]参见武田幸男：「德興里壁畫古墳被葬者的出身和經歷」、『朝鮮學報』130、1989年，转引自孙泓：《幽州刺史墓墓主身份再考证》，《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期。 [22]刘永智：《幽州刺史墓考略》，《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23]以上内容皆出自刘永智：《幽州刺史墓考略》，《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24]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6、203、244、291页。 [25] (晋)司马彪：《续汉书》志第23《郡国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28页。 [26]刘军认为：“测量两地到洛阳的直线距离，蓟县不过1400华里，而龙城刚好2000多华里，契合题记。总之，墓主任上，幽州州治从华北蓟县迁往东北龙城，这是判定他任期的关键基准。”认为镇任幽州刺史下至幽州治所迁至龙城期间(刘军：《朝鲜德兴里壁画墓墨书铭记再探讨》，《烟台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但其由今天的华里出发，计算的是直线距离，得出的2000多华里又是极笼统的数字。据《玉海》卷一八《地理》：“安东都护府在营州，东界至洛阳二千九百里。”唐代的营州即在龙城，距洛阳达二千九百里。严衍《资治通鉴补》卷一九八给出的数字更加具体，“营州至洛阳二千九百一十里”。故认为龙城距洛阳符合铭文二千三百里的记载，是没有依据的。 [27]康捷：《朝鲜德兴里壁画墓及其有关问题》，《博物馆研究》，1986年第1期。 [28] (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一二《后燕》，《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79－389页。 [29] (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四《前秦》，《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11－217页。 [30] (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二《后赵》，《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2－93页。 [31]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第244页；魏俊杰：《十六国疆域与政区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9－261页。 [32]参见[日]武田幸男：《德兴里壁画古坟被葬者的出自和经历》，《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2002年第2期。 [33]《资治通鉴》卷一○四，晋孝武帝太元五年四月条，第3294页。 [34]公元370年幽州刺史为郭庆。参见孙泓：《幽州刺史墓墓主身份再考证》，《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期。 [35] [韩]余昊奎：《4世纪高句丽的乐浪、带方经营与中国籍亡命人的身份认识》，《韩国古代史研究》53，韩国古代史学会2009年版，第159－200页。转引自[韩]全虎兑著，潘博星译，郑春颖校：《德兴里壁画墓》，《地域文化研究》，2017年第2期。 [36]刘永智认为“墓志的月、日干支皆不合”，参见刘永智：《幽州刺史墓考略》，《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据《晋书》卷二九《五行志》，义熙四年(408)十一月辛卯朔，墓铭称“十二月辛酉朔”无误，若十二月辛酉朔，二十五日正是乙酉，亦无误。 [37]学界通常按永乐十八年称镇去世于公元408年，但镇去世于该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实为公历409年1月26日，此姑仍旧。 [38]孙泓认为，镇任幽州刺史最可能是在前燕慕容暐时期(360—370)，镇的年龄约为29～39岁之间，其东奔高句丽约在360 年前燕灭亡前后。刘军认为，镇任幽州刺史和辽东太守最可能是在396—407年间，履职跨越后燕和北燕两朝，最可能是在慕容宝即位的396年前后。参见孙泓：《幽州刺史墓墓主身份再考证》，《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期；刘军：《朝鲜德兴里壁画墓墨书铭记再探讨》，《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39]韩昇：《魏晋动乱与朝鲜的中国移民》，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八辑。 [40]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第36－37页。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将含资县比定在今韩国忠清北道的忠州，中国学者韩昇仍继承其说，但忠州远离“王氏砖”“王君砖”出土的朝鲜黄海道安岳郡，故不取其说。韩昇认为，乐浪王姓、韩姓已迁至今朝鲜黄海道信川和凤山郡一带，瑞兴即在凤山郡，亦与通说相吻合，而与将含资定位于忠州不相吻合。参见津田左右吉：『朝鮮歷史地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大正二年(1913)、31－34頁；韩昇：《魏晋动乱与朝鲜的中国移民》，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八辑。 [41]参见赵俊杰：《乐浪、带方二郡的兴亡与带方郡故地汉人聚居区的形成》，《史学集刊》，2012年第3期；赵俊杰：《乐浪、带方二郡覆亡前后当地汉人集团的动向与势力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1期；赵俊杰、王新英：《4世纪西北朝鲜地区主要民族集团的动向与势力格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42]韩昇：《魏晋动乱与朝鲜的中国移民》，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八辑。 [43]转引自吕净植：《北魏音乐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6年。 [44]以上两点参见杨泓：《冬寿墓再研究——为祝贺宿白先生九十华诞而作》，《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 [45]东壁南侧佛事供养图，旁书“此人为中里都督典知七宝”。参见刘永智：《幽州刺史墓考略》，《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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