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与断裂：启蒙运动时期到19世纪欧洲史学的转变①(7)
http://www.newdu.com 2025/01/25 04:01:07 《世界历史评论》2014年第 刘耀春 参加讨论
在德国之外，兰克的追随者及其在国外的仰慕者更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例如，兰克的高足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在1859年创刊的《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的卷首语里宣称：“本刊拟是，且最重要地是一种科学的刊物。”法国史学家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1830-1889)在1862年的就职演说《科学史家的精神》中自信满满地说：“史学是而且应该是一门科学！”英国史学家班瑞(J.B.Bury，1861-1927)在1903年发表的《论历史学》(“The Science of History”)一文中则宣称：“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多亦不少。”(59) 过去，人们往往注重从历史学的“科学性”和专业化这个角度去衡量兰克史学革命及其成就，在德国之外，各国差不多也是这样看待兰克的史学革命的，但人们较少注意到，兰克史学所标榜的客观性和史学实践存在很大的距离，虽然兰克标榜“赤裸裸的真相”和“客观性”，事实上，他和他的追随者的历史著作日益政治化，这种倾向在以德罗伊森、西贝尔、特雷奇克等为核心的“普鲁士学派”那里表现得格外明显，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史学的客观性当然是很成问题的。(60)德国大史学家梅内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在为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世界历史沉思录》撰写的书评里有过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我们的历史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国家和民族而从事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布克哈特并没有和我们一起经历这类政治斗争……他抽身而退，甚至还不如他的同胞孔拉德·梅耶，后者以极大的同情与关切经历了德意志民族不断变换的各种命运。很显然，那些哺育了我们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判断的大量体验、印象和抱负对布克哈特而言是不存在的。他们有像兰克那样呼吸伟大的国家政治关系的空气，他也未对一般的国家的实现给予任何感情投资。相反，如同施罗塞尔，布克哈特只是在更宽泛和更富有刺激性的意义上思考了权力，在他看来，国家的本质就是‘罪恶本身’。”(61)自兰克以降，政治史就变成了德国史学的正宗和主流，德国的史学传统比18世纪更狭窄，也更保守，它的保守特性在于对社会史的排斥，这种保守态度突出地体现在对史学家兰普雷希特的某种歇斯底里式的排斥。(62) 另外，人们较少从欧洲的学术视野去衡量这场史学革命对德国人的意义。对德国学者来说，这是一次扬眉吐气的知识革命，随着兰克史学的出现，德国终于摆脱了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启蒙运动时期一直作为外国史学追随者的尴尬地位。(63)当梅内克在《历史主义的兴起》里赞扬德国的历史主义的贡献时，他无疑也洋溢着德国在历史学上实现“独立”和“原创”的自豪感，长达几个世纪的屈辱的次要位置终于被克服了，如何不能让梅内克深感自豪并大书特书呢！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19世纪兰克史学最突出的贡献则是其方法论、对史料考证以及对历史真相在历史研究中的优先性原则的强调。当今的史学家不再迷信历史研究的绝对客观性，但兰克对历史真相的优先性原则仍然是史学家应当且必须坚持的一种理想！正如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勒高夫所说：“我认为，每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和其他的学者一样，应当关心真相。即使我并不认为只有唯一的真相，我仍然相信历史学家应该努力提供真实的东西。他必须与小说家全然不同。一部好的历史小说可以处于‘真实’历史的边缘，但是，它却不是历史知识的组成部分。”(64)笔者认为，勒高夫的这种态度是可取的。 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承蒙我的同事徐波教授、吕和应博士，首都师范大学的岳秀坤老师以及北京大学的博士生石芳提供了一些至关重要的资料，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致谢。 本文曾以“近代欧洲史学变革及其空间转换”为题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437期(2013年4月10日)历史学A-05版。受报纸体例限制，文章为学术随笔，仅有3000字，且未有任何注释。之后，笔者对这篇学术随笔进行了彻底的修订，扩充成一篇1.5万字的规范论文，特此说明。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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