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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1955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3)


    二、周一良1956年短讯及会议程序手册所反映的会议情况
    早在写回忆录之前,周先生从莱顿回来之后便写了个短讯,题为《我国历史学家参加在荷兰莱登举行的青年“汉学”家年会》(12),发表在《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上。该短讯对这次莱顿会议作了简要报道,内容虽然也很简单,但远比回忆录详细。提到“我国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和北京大学历史系亚洲各国史教研室主任周一良也应邀参加了一九五五年的会议”。这样的文字可以看出当时学术报道即已经很重视学者的头衔了。而这个短讯主要介绍了翦老和周先生两位发表的文章,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周先生向上级提交的工作汇报,学术价值非常有限。这篇短讯没有写成会议综述,仅仅提供了会议论文的目录,很多论文的主旨没有详细说明,十分可惜。幸好我们能看到当时留下来的会议程序手册上保存的论文摘要。
    当时翦老在会议上作了题为“新中国历史、考古、语言学研究工作概况”和“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两个报告,周一良作了题为“新中国关于亚洲国家历史的教学和研究”的报告。翦老的第一篇会议文章和周先生的文章算是综述文章,并非反映原创研究的论文。周先生一生实际与日本研究缘分不断。他对于日本史的兴趣起源很早,他从小在家塾中学习时便跟日本京都文科大学的牧野田彦松先生学了日文,后来十几岁时又喜读明治以来的小说,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大日本史》研究。后来拿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去读博士,导师又是第一个从东京帝大毕业的西方日本学家叶理绥。1946年他回国后主要在燕京大学教日文。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他响应上级指示,帮助北京大学建立亚洲史教研室,按照苏联教学计划培养人才(13)。所以从1952-1955年,他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实际上完全在日本和亚洲史方面。这些因素正是他在莱顿汉学会议发表有关新中国亚洲史教研文章的背景。
    翦老的第二篇文章是用《红楼梦》作材料来讨论18世纪上半期清朝的社会经济性质。仅以翦老关心的这个问题而言,《红楼梦》并非是重要史料。当然《红楼梦》现在已是北美新文化史研究的宠儿,宾夕法尼亚大学2001年有专门会议讨论,2012年出版了增补其他论文的论文集,而历史学者苏成捷(Matthew H.Sommer)、罗友枝(Evelyn S.Rawski)、韩书瑞(Susan Naquin)等人均发文予以探讨其所反映的性别、物质文化议题(14)。
    周先生的短讯也提到会议对翦老的报告进行了讨论。翦老解答了听众关于“中国只有官僚,没有封建地主阶级”、“关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和新中国学术研究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问题。周先生提到的这些问题也主要是与翦老擅长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当时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问题,政治宣传色彩较浓。正如王学典先生所指出的:1950年代初入主北大的翦老主要任务是注释和宣传毛泽东的史学理论,并以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理论的权威这一身份出现在学界,充当新中国史学发展的监护人,把整个中国史学的发展当成自己的事业(15)。他的这一姿态在莱顿会议上也有体现,尽管也表现出他很谨慎的一面。
    至于这次会议上是否有讨论其他特别学术的问题,周先生的短讯未提及,后人也无从得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本来在欧美不太受重视,但随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美国外交政治上的“失败”促成美国学界反思中国革命的意义,也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史学。其中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尤其受重视,很多欧美学者都参与了讨论。
    笔者这里仅举蒲立本为例略加说明。蒲立本当时是英国剑桥大学汉学教授。1953年他上任时发表汉学教授就职演说,其题目即是《中国史与世界史》(16)。蒲立本回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阵营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因为他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分期理论自1925年以来在西方、俄国、中国和日本都变得炙手可热,而其中的争论焦点首先是何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蒲立本指出,俄国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发,认为它指东方的特殊社会结构形态,其特征是土地私有制的缺乏、与灌溉有关的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村庄公社、专制主义。这种看法很快被德国学者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接受并将其加以发展,后来魏特夫流亡到美国,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又将这种看法介绍到美国。1940年代中期,魏特夫和在哥大访问的费孝通均受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帕森斯邀请去哈佛演讲。他在哥大期间也与冯家昇合作,于1949年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辽代》(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一书。魏特夫有关所谓古代东方社会的理论探讨最终于1957年以《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一书出版。
    不过,正如蒲立本指出的,魏特夫这种看法在远东地区并不流行,因为这种看法使得远东史看起来死水一潭、缺乏进步,而当地不断发展的革命政治拒绝这一看法。1927年中共中央便声称它要革所谓“亚细亚社会”的命。1928年中共中央将亚细亚社会改称为封建社会。郭沫若最初称之为原始社会,此即马恩所谓“亚细亚社会”,后来他改变主意,认为中国史发展也存在马恩所谓五个阶段。尽管关于亚细亚社会的争论很多,但一般最为人接受的看法是它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奴隶社会。而东方专制主义则逐渐成为与这一社会形态剥离开的政治统治形式。因为意识形态的需要,中共声称它在为反封建社会战斗,因为一般历史唯物主义学者均认为封建主义在不同政治形态下作为经济社会结构长期延续。这些蒲立本的回顾显示出他试图找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古史发展的线索。尽管他主要是一位语文学家(philologist),但却对中国史和汉学有较为全面的思考,并试图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视野中考虑。
    根据翦老1956年发表的《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1956年9月3日巴黎汉学会议上,蒲立本作了题为“上古、中古和近古”的报告,首先指出“上古”、“中古”、“近古”这三个词早就出现在刘知幾《史通》一书中,而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史学家才开始仿照西洋史将中国史也分为这样三期。不过,在蒲立本看来,分期只是为了叙述史事方便,并不认为各个时期有其独特内容。而1914年起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才开始认为各个历史时期自有其特异之处。再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则用独特的社会发展阶段来讨论这三个时期。这次会议上,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论进入白热化,莱顿的何四维也发表《略谈中国史的分期》的报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按照社会性质划分历史时期是公式化,犹如马氏文通用拉丁文法来套中国文法。慕尼黑大学傅海博(翦老称为“赫·傅兰克”)作了题为“历史分期的意义和无意义”的报告,认为历史家应该多多致力于搜集史料和分析史实,而不必浪费精力空谈历史分期问题。在翦老看来,这些显然都是为了挑战马克思主义史学。其他如苏联学者郭瓦廖夫、美国学者史华慈等也都在巴黎汉学家会议上讨论了历史分期问题。
    周先生也提示说与会者对于新中国出版的学术刊物表示非常注意和重视,希望能够大量供应,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从1956年巴黎汉学会议与会者的反映来看,当时与会者尤其感兴趣的是考古与文博类刊物,他们很想了解新资料在中国的出土情况。这比较符合当时欧美学者的想法。欧洲学者特别是法国汉学长期以来之所以得以迅猛发展,与他们曾大量获得来自中国所出土的文献、文物不无关系。伯希和便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从敦煌拿走了最有价值的写本。他在敦煌和中亚的发现,在当时世界各大报纸都有报道(17)。而德国的探险队也在格伦威德尔、勒柯克等人带领下从吐鲁番拿走了大量的胡语写本,也成为德国东方学特别是吐鲁番学繁荣的资料基础。只有美国来晚了,没有掠走那么多出土文献,古典汉学一直没有发展起来。1949年以后,一些在西方受过良好训练的重要考古学家继续在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从事研究,如梁思永、夏鼐等人。所以当时欧美都很期盼获得正式考古发掘而公布出来的资料。
    周先生的短讯列出了大部分与会学者的名字及其报告的论文题目,但根据现在看到的会议程序册,也有少数遗漏者。根据周先生的短讯,当时与会者所作的专题报告包括:“中国学者关于近代史分期的看法”(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副所长郭瓦烈夫),“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歌”(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马雪兰),“中国语言的借字”(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伊凡诺夫),“中国军阀的经济基础”(法国巴黎大学谢诺),“道教的灵宝”(法国巴黎大学康登马),“唐代佛教寺院的节日”(英国大英博物馆勃琳),“明代的学习”(西德汉堡大学格礼姆),“哈佛大学汉学的教学和研究中的问题”(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商代玉的雕刻”(英国剑桥大学郑德坤),“突厥与中国的文化关系”(西德哥廷根大学刘慕才),“越南历史上一件新史料”(法国巴黎大学陈景和)(18)。周先生在短讯中还指出,最后一天会议上,在英国伦敦大学的范登司普连克教授提议和法国巴黎大学巴拉施(即白乐日)教授附议之下,全体通过欢迎中国、苏联和美国学者参加1956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九次青年汉学家年会。这个会议上中外学者又发生激烈交锋,战线甚至延伸到参加会议的港台学者那里。
    当时会议论文并未结集出版,好在一个会议程序手册保存了下来(19)。两者对照,周先生列举论文专题报告的顺序与会议手册上的发表顺序略为不同,有两位学者并未出现在周先生的短讯之中,我们没有完整的会议参会人员名单。很可能这两位学者没有亲自出席会议。我们现在看到的会议程序手册可以算作是文献传统(textual tradition),只有字面上的意义,不能确认是否上面列出的与会者名单便是真正最后与会的学者。而周先生的短讯可以看作是田野笔记(field notes)加上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这一传统周先生通过亲身参与,亲眼所见,亲口所说,亲手所写,从而留下来的记录,文献传统和后面两种传统之间存在信息重叠,但也存在信息差异。
    莱顿会议保存下来的程序手册列出的顺序是8月28日刘茂才、郑德坤、费正清发言,下午四点在莱顿大学有招待会;8月29日弗里斯(Heinz Friese,周先生未列此人)(20)、陈荆和、谢诺、勃琳发言,下午五点半参观民族学博物馆;8月31日白天参观荷兰圩田和海牙,晚上苏俄学者马雪兰、郭瓦烈夫发言;9月1日翦伯赞、周一良、康德谟发言,下午四点参加莱顿市长在市政厅举行的招待会;9月2日格礼姆、翦伯赞、马克斯(K.Marks,周先生未列此人)、伊凡诺夫发言。马克斯来自汉堡,发言主题是“近来有关中国古代奴隶和封建主义的理论”,作者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现代革命如何带来历史观念的变化,其实主要是介绍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奴隶社会的结束与封建社会的开端,以及吴大琨对范文澜的挑战。马克斯说之所以选择范文澜乃在于他曾是新时代精神的官方代表,当时中国革命史学家认为解释中国历史最好的办法是运用马列主义原则探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条件和特点。不过,遗憾的是在论文摘要中看不出太多马克斯自己的看法。也许这个题目由熟悉马列主义史学的翦老来讲会有很大不同。
    这个短讯里没有提到其他与会的重要学者,比如莱顿的汉学家何四维(Anthony F.p.Hulsewé,1910-1993)、许理和两位会议主要组织者,也没有提到未发言的其他三位与会美国学者叶理绥、拉铁摩尔、牟复礼。读者从周先生的短讯介绍中看不出是谁组织了这次会议。何四维在莱顿汉学会议前后与中国学界的关系值得在此略作梳理。当时何四维刚刚接替去世的戴闻达开始在莱顿教汉学,1956年才正式成为教授。但这次会议对何四维有很大影响,本来他是研究汉代法律的,这次会议上因为接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缘故,他随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兴趣,后来在1965年发表文章专门讨论了中国马列学者对秦汉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解释(21)。何四维提示说中国学者郭沫若和陈梦家对新出土的青铜器作了较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他指出较早用马列主义概念探讨秦汉政治组织的重要研究是陶希圣和沈任远1936年发表的《秦汉政治制度》,而将吕思勉、劳榦、钱穆列为早期以非马克思主义模式解释秦汉帝国兴起的学者。然后转入分析郭沫若、侯外庐、杨向奎、张舜徽、尚钺、吕振羽、范文澜、李剑农、杨宽、何兹全、漆侠、贺昌群、翦伯赞等人对秦汉社会性质的争论。总之,这篇英文文章系统全面地向西方学界介绍了中国第一代马列史学家对秦汉问题的探讨。但他的结论是,这些讨论并没有对秦汉帝国的建立提出新的解释,甚至很少超过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理论模式。他也注意到1956年在“百花齐放”运动中雷海宗已经批评了这种僵化地理解中国古代史的模式(22)。
    1955年莱顿汉学会议举办时,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年生)尚是27岁的年轻博士生,他正在何四维指导下继续撰写博士论文,所以这位年轻人似乎完全没有引起周先生的注意,也就没有理由出现在周先生的会议短讯里。许理和直到1959年才因出版《佛教征服中国》拿到博士学位,其学术声誉也是在这部大著出版之后才开始日益增长。周先生1955年到莱顿开会之前,同何四维、许理和两人大概是不太熟悉的,因为以前也不太可能有什么交集,何四维的治学重点是秦汉史,许理和虽然当时论文是写汉魏南北朝佛教史,从专业兴趣上来说与周先生接近。但因为他当时尚是不起眼的年轻人,似乎也就没有理由吸引周先生的特别注意。通过这次莱顿会议,周先生算是和他们正式结识了。许理和这本书出版以后,周先生仔细读了,并在1964年给许理和提供了详细的更正意见。许理和先生在1972年该书第二版序中专门感谢了周先生的指正(23)。此诚为中外学术交流史上之佳话。
    周先生写短讯时,牟复礼(1922年生)也是一位刚取得博士学位不久的年轻学者,当时正在莱顿访学。他算是刚出道的美国青年学者,在会议上并不引人注目,所以也没有理由出现在周一良先生写的会议短讯里。牟先生在到莱顿之前,1954年才从华盛顿大学在卫德明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之后1954-1955年在台湾做研究,1955-1956年拿美国联邦政府的富布赖特奖金在莱顿做博士后。1956年回到美国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59年即升为副教授,很快又在1963年升为正教授(24)。等到周先生写回忆录时,牟先生已是北美中国史泰斗,著作等身,弟子遍布全美。这说明莱顿会议时周先生其实对自己以前的学生而当时尚是刚出道的年轻学者的牟复礼其实并不太在意,也就没有在短讯中提及。等到后来牟先生成了学界重要人物,自然而然地周先生也就在回忆录里提到了牟先生。
    周先生1989年5月去普大访问时见了牟复礼,也见了余英时先生,后者赠给他一本《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周先生读完这本书之后,受其启发,撰文怀念自己的老师,在文章中表示,虽然对余先生的一些解读不是完全同意,认为求之过深,但认为余先生的解读是触及陈先生心事的,研究晚年陈寅恪的人不可不读(25)。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