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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务必”与《甲申三百年祭》


    “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的警世名言,尽人皆知。而“两个务必”思想与《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渊源却鲜为人知。70年前,由大文豪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首发,由此引发朝野震动、国共交锋,进而启发了毛泽东,直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甲申三百年祭》的撰写和发表
    1943年3月,国民党抛出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并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国民阅读。该书堪称蒋介石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仅完整表述国民党的内外政策,着力渲染“一个主义”、“一个党”理论,强化国民党“永为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的合法性。且以貌似公允的立场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鼓吹满族之所以能征服中国,是因明末“党派倾轧”和“流寇横行”,认为三百年的明室,是在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和满族八旗兵的“内外交侵下,竟以覆灭”的。妄图以借古喻今的手段,影射和诋毁中国共产党。
    面对国民党扣过来的屎盆子,中共中央迅即做出了反应。除延安发起各种政治宣传攻势外,毛泽东多次电示中共南方局,要求组织文章回应国民党的污蔑,从学术上批驳《中国之命运》,以肃清其流毒。随即,南方局派乔冠华找到郭沫若,委托其以纪念明亡300周年为主旨撰写文章进行反击。接下约稿后,郭沫若高度重视,花月余时间搜集资料、整理思路,初稿形成后又几易其稿,最终完成近2万字的《甲申三百年祭》。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亲自审阅文章后,即安排《新华日报》于1944年3月19日(明代亡国之君崇祯皇帝的死难之期、明朝亡国之日)见报,连载4天。陪都政界学界及社会由此引发一连串震动。
    郭沫若不愧为史学大家。《甲申三百年祭》一面世,如一石激千浪,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文章以大量有据可考的史实,论证明亡的原因,根本在于明室的专制和政治的腐败,造成官逼民反,外族乘虚而入,而非《中国之命运》所谓“流寇”和外族侵犯。历史上,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依赖宦官”、“轻信专断”,其治下不仅官场败乱,大小官员皆贪,盘剥百姓无度,且天灾频繁,中原饿殍遍野。据《明季北略》卷十二记载:李自成农民军退出北京时,发现皇库“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每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放着如此充盈的家当,朝廷却对民间灾情置若罔闻,任凭官吏横征暴敛,导致饥荒肆虐,最终必然逼得人们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甲申三百年祭》借历史之实,巧妙地回应了所谓明亡始于“寇乱”的谬论,尖锐地把如何吸取历史教训,从制度上找到防止为政者腐败的规律提到了人们面前。
    同时,《甲申三百年祭》又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当时的现实。让人不难从崇祯的专制,联想到蒋家的独裁;从明末中原的天灾人祸,联想到“一九四二”中原大旱;从腐败丛生的明末吏治,联想到声名狼藉的国民党官场。文章实际是在警告国民党顽固派,若不改弦易辙,坚持国共合作抗战道路,继续向独裁、分裂、倒退的故道滑下去,必将成为历史罪人。《甲申三百年祭》的犀利反击,自然使国民党当局如芒刺在背。《中央日报》迅速组织文章大加挞伐,指责郭文“影射当局”、“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叫嚷不能“听其谬种流传”。
    平心而论,如果抛开党争,这样一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直陈时弊的警世文章,狠狠地敲打了蒋介石,本当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重视与反思,从而以史为镜,改弦易辙,整肃吏治、惩治腐败、容纳民意。然而,历史不可能假设,蒋介石没能抓住历史给予的这个机会。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