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存在”吗？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2:11:25 《红旗文稿》2014/18 杨 军 参加讨论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断发展，除了一如既往地“发掘”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的“真相”，“还原”其认定的“历史面貌”以外，面对主流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它的批判，更加强调其“学术研究”的性质，即根本不存在历史虚无主义，“一点一滴地揭开历史真相不过是学术研究”。主流意识形态“不应该将学术论证归结为意识形态”，应“尊重学术研究的自由”。这一观点，涉及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特征和国家意识形态管理等多个问题，在现实中极具迷惑性，有必要对其加以辨析。 一、历史研究不可能没有价值立场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强调自身的学术性，强调它所发掘的历史真相具有很高的“信度”，是以其坚持“价值中立”原则为依据的。这就提出了历史研究中的价值立场问题。 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大卫·休谟、康德、孔德、斯宾塞等关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经验与先验之关系讨论的基础上，针对社会学在价值问题上所面对的难题提出“价值中立”原则。他认为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研究者应当遵循客观事实，撇开个人的政治主张、偏好,回避自己的价值观念。这一具有客观主义色彩的方法论原则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既得到支持，也饱受质疑。20世纪80年代，它被引入我国社会学研究领域，90年代获得了一些历史研究者的青睐。一些研究遵循所谓“价值中立”，放弃唯物史观的指导，颠覆、解构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历史的诸多结论。 但事实上，历史研究不可能没有价值立场。这是因为： 第一，从历史研究的主体来看，历史研究是现实主体对历史客体(含中介客体)的认识过程，是人的一种思维活动。历史研究者作为现实主体，不是抽象、孤立地存在的，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之中，处于一定的政治现实和文化环境中，这决定了研究者总是带着自己特有的社会背景、秉持一定的历史观来看待历史。正如沃勒斯坦所说：“所有的学者都必须植根于一个特定的背景之中,因而都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各种前提和偏见,而这些前提和偏见会干扰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感知和理解。”（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7-98页）如何选择史料、陈述事实、理解历史、运用研究方法，既受制于历史资料，也受制于历史研究者的主观条件，包括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德、才、学、识）和其他主观因素，如政治观念、价值取向、个人情感等等。虽然历史研究者希望避开主观价值的参与，但事实上不可能将自己的主观性因素完全剔除，其对于历史事实的陈述、对于历史过程的理解，都隐含了一定的政治预设和价值倾向。所以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才会有言：“史之不直，代有其书”。（《史通》）美国哲学家普特南也认为，事实陈述本身就预设了价值。（[美]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 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页） 第二，从历史研究的对象看，“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根本区别在于，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能够思考的人的活动，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包含着主观目的，既是多个人的实践过程，也是“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没有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客观事实。如果研究者排除一切价值取向，把人的历史当作自然界、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只会将人的、活的历史写死，得到的是没有思想、没有人文情怀的历史，实际上也无法把握历史的真实。 第三，从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看，历史研究着眼于“求真”，应该尊重客观事实，不应以研究者个人好恶随意评价历史，这是史学的基本要求。但历史研究还要“致用”，这是史学现实价值的体现。“经世致用”，既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也为很多西方历史研究所奉行。如二战结束后，为了加强美利坚民族的凝聚力，注重发掘美国历史中的连续性与一致性、赞美美国社会基本利益一致的“共识”史学应运而起，并受到联邦政府的青睐。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这就是史学通过“求真”以达“致用”的基本路径，表明历史研究往往是研究者为了“现代人活动”的需要，以“现代人”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对既往人类活动进行的反思和价值重估。历史研究要做到“致用”，不能缺失价值评判，必须由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知识体系进行主观判断，分析纷繁杂芜的史料，感知历史人物的思想，解释、说明历史过程，才能深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实现历史研究的认识功能、借鉴功能和教育功能。 所以，历史研究中所形成的学术观点，不可能是纯粹中立、中性的。的确，学术观点与政治意识形态在问题指向、叙述话语和运作规则上都有明显区别，不能简单等同。但是，两者也不是截然无涉的。美国历史学教授黄宗智也指出，美国的历史研究呈现多元化的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的理论真的能够完全区别于意识形态。学术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更加微妙，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学术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在美国依然存在。”（[美]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界》2010年第3期）美国另一位历史学教授华世平则认为，社会科学的任何理论都有意识形态内涵。（参见：《西方学术界的理论与意识形态——访美国路易威尔大学终身教授华世平》，《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64期第6版，2011年2月17日） 学术观点中包含了意识形态内涵或者成分，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内涵、成分可以放大，从而使学术观点转化为政治意识形态。具体来看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实际是中国在被动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探索、选择社会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的实践过程，不同的阶级都提出自己的主张并有各样的实践，不同阶级之间还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对立与冲突，而当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就是长期探索、选择的历史结果，所以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认知和评价，即使是学术观点，也不可避免地隐含着对当代中国社会制度历史必然性、合理性的判断，多少都有意识形态意蕴。因此，那种认为历史研究者可以抱持“价值中立”，以“超然的客观主义态度”，探寻“绝对真实的历史”的观点，不过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事实上，正是这些貌似“价值中立”、“态度客观”的研究，表现出鲜明的价值倾向。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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