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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4)

 
    三、延安时代
    1937年12月,陈云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
    会后不久,陈云因过度疲劳,只得停下工作休养,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从陕北公学挑选了一名女学员,调到他身边,一面为他进行护理工作,一面帮他处理杂事。这位女学员名叫于若木,是山东济南人。
    在护理陈云期间,他们彼此产生感情,成为了终身伴侣。结婚前,陈云对她说:我是个老实人,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和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婚后,于若木在写给她大哥的信中这样写道:“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两个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愈显得自己幼稚无知。”
    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把干部视为党的宝贵财富,十分关心爱护干部。他在《论干部政策》的讲演中,提出了组织工作的12字诀,即: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
    那个时代的延安,除了马列学院等个别学校的学习期限长一些外,其他学校,如抗大、陕公、党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学习期限都很短。中央组织部也从1938年开始,办了个党训班,每期200多人,先后办了八期。
    当时中央机关、边区机关和驻地部队仅有脱产人员五万人,而在各个干部学校的学员就有一万人,并且处在不断的流动中。通过这种办法,中央向各地先后输送了20万名速成干部。
    1943年年初,陈云得了心脏病,加上他在干部审查问题上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与康生截然相反,所以从那以后实际上离开了中组部,专事休养。毛泽东为了便于陈云恢复健康,特意安排他搬到枣园居住。在养病的一年时间里,陈云仔细研究了毛泽东的著作和为中央起草的文电,感到贯穿其中的基本思想是实事求是。
    为了弄清“实事”,陈云概括出了六个字,就是“交换、比较、反复”。所谓交换,是指和其他人交换意见,既听下面意见,更听反面意见。所谓比较,是指把各种情况进行前后左右的比较。所谓反复,是指问题初步决定后,再摆一摆,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听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也要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
    通过这些方法,尽可能做到全面认识事物,做出比较正确的决策。同时,陈云还提出了九个字,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在晚年向别人解释这几个字时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处理问题,这才是最靠得住的。”
    1943年年底,陈云与毛泽东、林伯渠参观了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展览会。此后,中央决定派陈云到西北财经办事处,担任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西北财经办事处成立于1942年年中,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西北两个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办事处主任是贺龙,实际工作则由陈云主持。
    陈云在工作中十分重视按经济规律办事。当时,边区布匹、棉花一半以上需要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口,为此必须向国民党统治区出口才能换取在那里流通的法币。但边区经济落后,能够出口的东西很少,所以经常处在入超状态。
    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决定改变原来外贸分散经营的方式,对重要的出口物资特别是盐,实行统购统销,对主要的进出口口岸实行统一管理。1944年关中平原新棉上市时,陈云指示各口岸统一提高棉花收购价格。这一招果然灵验,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原本是要防止货物流入边区的,可是为了赚钱,却让士兵背着棉花到边区来卖,有些一夜背三趟,封锁线顿时变成了“转运站”。
    在金融工作中,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是货币发行问题。陈云对边区货币发行的经验教训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提出货币发行“不要冲破饱和点”的原则,即货币发行要与流通的实物相平衡。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为边币发行量找到了具体的限度。
    金融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边币与法币的关系问题。边币是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发行的独立货币,但有人以为只要靠政治手段就可以使边币彻底脱离法币,从而保持边币的“独立性”。
    陈云认为这种愿望很好,但并不可行。他认为,既然边区经济离不开进出口,也就离不开法币;既然边区经济落后,存在一个很大的进口需求,边币也就只能跟着法币走。他对两种货币比价与进出口商品物价之间的变动关系做了细致分析,提出边币币值不能稳定在物价上,而只能稳定在与法币比价上。
    陈云还提出要利用法币贬值的时机,提高出口货物价格,出口黄金,买进法币,少进货物;利用法币升值的时机,抛出法币,买进物资和黄金,使边区政府从中赚取了大量差价,以充实银行的准备金,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工作的奇迹。
    在主持边区财经工作期间,陈云领导财经办事处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生产发展的政策,又提出了留有后备的财政方针。他在1945年2月召开的边区财政厅工作检讨会上,提出财政工作的方针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在保证需要方面,他提出的方针是:军队第一,学校第二,机关第三。
    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边区工农业生产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金融物价趋于稳定,进出口贸易达到了平衡,政府积蓄了充足的物资,为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开辟新解放区、扩充部队、增加装备,奠定了坚实的家底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