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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玉河:科学辨析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


    在“重写中国近代史”思潮中,一些学者提出以“现代化范式”取代传统的“革命史范式”。这一研究范式转换的提出如何缘起?是否有合理或偏颇之处?引起学界热议的两种范式之争导致的认识分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近日,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左玉河。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史学界,有部分学者提出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重新研究中国近代史。您如何看待这种思潮?
    左玉河: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兴起的“现代化范式”,与当代中国社会变化密切关联。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向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了重建一个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为参照的分析框架的要求。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趋向,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出现,后逐渐从理论上得以系统化,形成了“现代化范式”,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与“革命史范式”进行激烈争论。
    将库恩的“范式”概念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必须作两点修正:一是社会科学领域的范式不是统一的、单一的,而是多样的;二是社会科学领域的范式不是互相排斥替代的,而是可以并存相容的。一些学者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注重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近代史研究,归结为“革命史范式”;而将新时期以来主张借用现代化理论对近代史进行的探究称为“现代化范式”。两种范式仍然是指两种研究取向、视角及解释体系而言的。在此意义上,以一种范式否定另一种范式是不符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特点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以“现代化范式”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有哪些合理之处?过分强调这一视角又会导致怎样的认识偏颇?
    左玉河:“现代化范式”主要是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对“革命史范式”提出挑战。其内部可分为两派,一是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告别革命论”,这是支流。二是罗荣渠、章开沅、虞和平等人主张的以“民族化、工业化、民主化”作为衡量标准的“现代化范式”,或称“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这是主流,也是在学术意义上真正讨论的“现代化范式”,其落脚点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作为“一元”的“生产力”能够与不同的“生产关系”(即“多线”)相对应,“现代化范式”之谓“新”即在于此。
    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化范式”提供了新的解释体系,形成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观点。这些观点既有合理之处,也有偏颇之处。当它把目光投向以发展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为重点的中国近代化历史发展时,不可避免地遮蔽了“革命”的问题,一些人甚至于根本漠视或否定中国近代史上已经存在的“革命”事实,这无疑是偏颇的,不值得称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分歧主要有哪些?对于重大近代史问题的认识,史学工作者应如何科学辨析?
    左玉河:范式之争的焦点是对中国近代史认识上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别是因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视角的转换及解释体系的改变而导致的对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主题、事件及人物评判等根本性分歧。
    “革命史范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按照这个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和主要内容。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厘清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应该说,这个理论框架并不排斥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它所突出的是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
    “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基础更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生产力的学说,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把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现代化作为历史进程的中心。它以是否有利于现代化作为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依照“新范式”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他们得出了“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的总结论。
    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两种解释体系,两者之间不是替代关系。一般地说,以现代化为主线来解释中国近代史,勾画中国近代化的基本历程,揭示中国近代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部分面貌和基本走向,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由此根本否定近代中国的革命,否定革命为现代化的顺利开展创造前提条件的必然性和历史性贡献,将中国当代现实中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范围内的畸形现代化,与帝国主义枪炮下中国的被迫开放混为一谈,那就走向了非历史主义,谈不上是严肃的史学研究。因此,面对“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争背后的一系列重大近代史问题认识分歧,史学工作者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探究历史的真实为目的,坚持历史主义原则,科学把握中国近代史发展脉络。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