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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石经为社会史研究提供新视角


    本报讯 (记者孙妙凝)“在古史资料的发掘利用相当充分、社会史研究比较成熟的今天,将新出史料作为研究社会生活的基础,用新史料解决社会史研究的新问题很有必要。”近日,“新出史料中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李帆在会上表示。
    与会学者围绕房山石经、新获墓志、敦煌文书、石刻壁画等新史料探讨了宗教文化、礼仪习俗、中外交通、日常生活等诸多问题。
    记者随会议考察了云居寺、石经山、谷积山院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最新的考古发现。据介绍,房山石经事业始于7世纪初叶。时值隋朝末年,僧人静琬发愿并着手刻经事业。至唐末连续300年间,刻经事业几乎没有间断。在石经山的9个洞窟中保存下的石经总数接近5000件,通称《隋唐刻经》。石经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600卷。房山石经对于中古社会史、宗教史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日本明治大学教授气贺泽保规表示,隋唐刻经事业与辽代不同,其以云居寺为主体,从石经题记可以一窥信众在资金方面及信仰方面支持刻经的相关记录。这些题记或可为研究佛教史上的“会昌灭佛”事件提供新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闻表示,造像和刻经在当时人们的宗教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民众宗教信仰的真切反映,石刻材料为观察民间社会中佛道关系的可能性提供了新视角,其所蕴含的大量学术信息有待深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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