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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政治精英的人文建树(2)


    民为神主
    由“吉凶由人”春秋执政卿们又进而提出“民为神主”说,更为强化了人的主体和主宰地位。
    桓公六年,楚、随停战和解,楚师退,随侯却想出奇兵追击之。随国大夫季梁反对,但随国君却以为自己祀神“粢盛”,会得神的佑助。但季梁以为,迷信鬼神是靠不住的,因为这有悖于天地之道,“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而当时随国的情况是“今民馁而君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左传》桓公六年)文意是说人民是国事的主体,更是战争胜败的关键,如果人民困苦不堪,国君又不能尊重民意,祝史再隆重的祭祀,也是没用的。这里季梁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即“夫民,神之主也”,其意无疑是强调,人民是最终决定的力量,是本,神只是民意的折射,只是末。
    周太史史嚚也有类似的见解,他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文意是批评虢国国君“虐而听于神”,虽然他想方设法讨好神,但却苛刻的对待人民,故史嚚肯定神是不会听他的,也不会救他的,而且断定:“虢必亡矣”!史嚚深信,神是“聪明而正直”的,是“依人而行”的。文中之“依”,其意即如上文所谓的“民为神之主”,突出神是听命于民的,人才是神的终极决定者;而“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之说,则更将神置于负面位置,相反,却大大拔举了民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对比和颠倒,无疑空前凸显了人(民)的主体性和神的依附与从属性。
    民为神主说,既袪魅了天命鬼神,又确证了人的价值,抱此理念的春秋智者当然也难以容忍那种将人作为神之贡品来牺牲的做法。僖公十九年,宋国准备在“次睢之社”将鄫子作为牺牲来祭祀,宋国公子司马子鱼坚决反对,他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用人,其谁飨之?”(《左传》僖公十九年)文中“祭祀以为人也,用人,其谁飨之”,即表明民为主,神是为人服务的,人才是终极性的目的;而“况敢用人乎”的诘责,则鲜明体现了对人的尊贵性和至上价值的体认,这也应是司马子鱼反对用人殉的最重要的理由。在此意义上,春秋智者“民为神主”说,实开启了人为贵的思想先河,亦为儒家爱人之仁学滋生,提供了重要的观念渊源。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