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继中：超越“以史证诗”(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5:11:25 光明日报 林继中 参加讨论
语境不仅是指那些“二重证据”所能验证的部分，还应当包括那些难以确证的精神领域“虚”的方面。事实上“宋贤以治史之法治诗”时，其佼佼者对杜甫“诗史”的认识已关注到这一问题。如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云：“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便是情感方面的无形之象，也是“知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明王嗣奭《杜臆·杜诗笺选旧序》评杜则云：“一言以蔽之曰：以我为诗，得性情之真而已。情与境触，其变无穷。”强调的便是个体对现实感触的力度、广度与深度，而非事件的“纯记录”。清浦起龙《读杜心解》卷首说得更明白：“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则杜之为“诗史”，是诗与史之化合，是通过个人对时代现实的切身感受，灌注了自己饱满的感情，以一人之心来感应、反映一国之心，折射时代精神，是主客观交感互动的结果。故浦氏于该书《读杜提纲》中又说杜甫“慨世还是慨身”，且挑明了“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史记迹而诗能传神，故读诗不仅要核之史更要究其心。要知诗中之史，更要明诗人之心。古人这些看法，相当高明。 为人熟知的“三吏”“三别”是杜甫“诗史”的代表作。写作年代为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三月。是月，六十万唐军大败于邺，郭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保东京（洛阳），局势十分危急。当时洛阳百姓处境如何，史无详载。《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乾元二年三月”条仅简单地提到：“东京士民惊骇，散奔山谷。”约略其时，杜甫由洛阳回华州，写路上见闻为此组诗，不但揭露当时唐政府毫无章法、惨无人道的征兵政策，还写出当地民众义无反顾地支持保家卫国战争的爱国主义精神，可谓与史载“士民惊骇，散奔山谷”云云背道而驰！何者为“真相”？两相比较，史册好比疏漏残缺的账本，杜诗却是精彩的影视。 “诗史”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当时历史的主流，补史家所遗之民心思唐的“气运”，而且与当时的现实相向建构，建构一种集体的爱国主义情怀。可见诗人深得中国史家“反思致用”之精神，为今人与后人“立心”，是以史为鉴、建构未来之精义。史有诗心，诗有史据，理、事、情融为一体，斯为杜甫之“诗史”。（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萧涤非：《杜甫研究》（修订本），齐鲁书社，1980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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