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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史研究更趋“活化”


    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近年来,制度史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拓展。从关注制度、政策本身到探索制度与实践的复杂互动关系,更为真实地再现制度演变的原生形态,制度史研究呈现出更为丰富、生动的面相。近日,记者就制度史研究的相关话题采访了有关学者。
    “活”成为重要衡量标准
    近年来,政治史、制度史研究虽有所减少,但却从未失去其在史学研究中的首要地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金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几乎所有的中国通史、断代史著作,政治史、制度史一直占有最显著的位置。
    “更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史研究的方法发生了变化。”在李金铮看来,如果说传统制度史研究主要关注制度、政策、法规等相对“死”的内容,今天的历史学者则越来越重视挖掘制度“活”的方面。所谓“活”,一是指制度出现的背景、原因,尤其是不同力量在制度形成过程中的讨论和斗争;二是指制度的具体“实践”,也就是说制度与实践的复杂互动关系,制度是如何实施的。在他看来,由“死”的制度史到“活”的制度史,制度史有了丰富生动的面相,制度史研究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可以说,“活”已经成为衡量制度史研究是否具有价值的重要标准。
    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高福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纵观传统制度史研究,学术界多注重对典章制度的“复原”,囿于既不见事也不见人的“静态”描述。自本世纪初,学术界开始注重“长时段”与“动态性”,开始注重制度背后的“人”与“事”,更加关注“制策”、“施策”过程中所流露出的“人”和“事”的要素,更加关注“互动过程”与“结果”,使制度史研究更趋“活化”。
    高福顺说,“活”的制度史的要义,是将“制度”与“人”和“事”联结起来,将制策的“静态过程”与施策的“动态过程”联结起来,进而摆脱“静态”描述的窠臼,将疑似抽象的制度“还原”至鲜活的历史影像中,“活化”制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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