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复原研究深化古代科技认知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3:11:14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记者 王广禄 参加讨论
11月25—27日，以“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进程”为主题的第十四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暨首届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召开，国内外专家学者160余人与会，就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和古代科技发展等话题展开了广泛研讨。 秉持科学精神合理怀疑 以造纸术为例，一般多以《后汉书》的记载为依据，认为该技术由东汉时期的蔡伦发明，但也有观点认为造纸术和纸在此之前就已存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教授李晓岑举例说，“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墓葬中发现纸的残片——‘放马滩纸’，学界有人认为是纸，且符合造纸工艺，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 关于指南针，从1924年章炳麟发表《指南针考》、1928年张荫麟发表《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开始，在过去90余年中，王振铎、刘秉正、戴念祖等一批学者围绕磁性针状指南针出现之前中国历史典籍上记载的“司南”究竟是什么、勺形司南可行与否等核心问题进行了长期争论和研究。 “近年来，学界和社会对中国古代科技发明问题越来越重视，一些学者一直孜孜不倦地关注中国古代科技发明问题，但在关注这些问题中也产生了一些困惑。如指南针算不算四大发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关增建说。 与“司南”一样，中国古代许多科学技术和仪器大多仅有史料记载和描述，没有实物留存，因而类似的问题同样广泛存在。 在持续研究中求证 与会学者认为，既有争论和问题的解决可以有不同的途径，可以通过对考古发掘、文物信息等进行分析并找到明确证据，也有必要通过科技史研究不断深化，以仪器复原等方式进行研究和探索。 关增建说：“比如王充《论衡》中关于司南的记载，司南的样子到底是不是像勺子、能不能做成、能不能指南等问题，必须要依靠不断研究才能解答。”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孙小淳是苏颂水运仪象台科学复原研究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他看来，通过持续复原研究，能够进入古人的经验中，体验古人遇到的问题，探究中国古代科技发明背后的原理和思想，逐步厘清真相，同时深化对现代科技的理解。 “虽然我们的解决方案不一定是原来的模样，但是对它的原理、背后的思想是可以研究的，这就是我们复原研究的意义。”孙小淳表示。 经过20多年以“古纸”为对象的持续研究，李晓岑发现，中国传统造纸技术中有“浇纸法”和“抄纸法”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术体系，蔡伦系的造纸术属于“抄纸法”，而“浇纸法”属于非蔡伦系的造纸方法，产生时间更早。“两种造纸方法造出的纸有明显不同的外形特征。‘浇纸法’造出的纸较厚、粗糙、纤维分布不均、表面往往无帘纹；‘抄纸法’造出的纸较薄、表面较光滑、纤维分布均匀、表面往往有帘纹。现在‘浇纸法’在中国西南、西北以及东南亚和南亚仍有广泛分布。” 李晓岑认为，“放马滩纸”及在我国甘肃省敦煌市悬泉置遗址、陕西省扶风县中颜村遗址等地出土的西汉时期古纸均为“浇纸法”造纸，且多为加工纸。这一研究结论有助于回答“西汉纸出现的时代和工艺”这个问题。 坚持科学的思想与方法 “只有真正对科学有科学理解时，我们才能很好地做古代科技史研究；只有对古代科技史的经验有深刻认识时，才能真正理解现代科学技术。”谈及进行古代科学史研究的原则，孙小淳表示，复原水运仪象台等相关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古代科学和技术的传统，理解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意义重大。 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进行科学研究必须秉持的。“以古代造纸研究为例，将传统的造纸工艺和对古纸的检测分析结合起来，就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陈刚谈到，与其纠结于文献当中一些字句的考据，或者纠结于在哪一个时间点发明了造纸术这样的具体问题，不如从现有材料出发，对现存的古纸特别是早期的古纸进行科学研究，同时结合现存的国内外手工造纸技术和造出来的纸的形态进行比较分析，这样就能对早期的造纸技术以及纸张的特性等作出较为科学的判断。 “科学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对对象的特殊性，以及由于这种对象的特殊性而带来的对研究者知识背景的特殊要求之外，在一般意义上的研究方法方面，与一般史学并无二致。”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表示，考据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极有特色并值得发扬继承的研究方法系统，但过分关注考据、关注史料，并以之替代整体的史学研究，是一种不可取的研究范式。在中国科学史的既往研究中，过分注重考据研究的传统对学科发展形成了限制。 刘兵认为，科学史研究一方面应重视考据式研究，另一方面也要突破传统的局限，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包容的心态理解和应用更多来自不同领域的新方法、新观念，推动中国科学史研究与国际接轨，实现新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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