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工真
【英文标题】"Aphasis" of Refugee Intellectuals in the US from Nazi Germany
【作者简介】李工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 1933年后，来自纳粹德国的有犹太血统的知识难民在美国共同面临了“失语性”问题。讲德语的流亡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在克服职业语言障碍上的不同经历和命运，反映出美利坚文化对外来文化既吸收又排斥的双重面貌。对这些“外来者”提出的语言要求就像一把筛子，它使美利坚文化能过滤掉所有不需要的东西，排斥掉所有不能与之相适应的东西，同时又吸收所有可加以利用的东西，并为具有适应新环境之能力和意志的“外来者”提供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正是通过这种有选择的吸收与有选择的排斥，美利坚文化才既做到了自身不断的丰富多彩，又维护了自身的核心内核，并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文化国际化”的色彩，最终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
【关 键 词】美国/纳粹德国/知识难民/“失语性”问题
20世纪30—40年代，遭受纳粹德国种族迫害被迫出逃的50万中欧犹太难民流向了75个国家，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接受了其中的13万。在犹太知识难民集中到达美国的1933—1941年间，仅来自德国、奥地利两国的犹太难民就达104098人，他们当中的7.3％，即7622人属于知识难民，其中有1090名科学家、811名律师、2352名医生、682名记者、645名工程师、465名音乐家、296名造型艺术家、1281名作家和其他文化艺术工作者。① 这意味着从德国、奥地利两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遭到驱逐的约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3％被美国所接受，而在约1400名流亡科学家中，也至少有77％被美国所接受。②
如此之多有犹太血统的知识难民流亡到美国，不仅构成了一场整体性的文化转移，也无疑为该国带来了人才上的巨大收益。但是这场文化转移绝非简单的人才位移，因为来自任何国度的知识精英要想在美国生存下来并有所作为，必须首先适应美国社会的文化环境。而这些讲德语的犹太知识难民却在美国这个英语世界里首先面临了共同的“失语性”（Sprachlosigkeit）问题，“德语母语，作为他们过去表达信息、理解、思想、情感以及与人沟通的手段，已经丧失了功能”。③ 在这种“母语丧失”或“母语被剥夺”的情况下，这些“新来者”要想适应这种陌生的文化环境，一个最为根本性的前提在于：必须尽快地掌握这个客居国社会的语言，尤其是他们的职业语言。因此，当人们在思考这场文化转移与美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两者关系的同时，这个问题是必须提出来的：这些讲德语的犹太知识难民们是如何经历这场“失语性”问题考验的呢？
在这些讲德语的知识难民当中，流亡律师、医生、记者和工程师的影响范围只涉及日常生活和物质生产，并不对美国的科学、文化发展直接产生影响，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在美国也并不被视为“知识分子”，况且这些人要想在美国重操旧业，不仅有克服语言障碍的问题，还涉及“从职业上完全重新学习”的问题。④ 但流亡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则不同，这些精神产品的创造者只要在美国克服了职业上的语言障碍，就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因此，能否克服职业上的语言障碍问题，也就成为他们能否对美国的文化、科学和艺术发展直接产生影响的关键性问题。有鉴于此，笔者将目光特别集中于这些讲德语的、有犹太血统的流亡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在美国遭遇的“失语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对20世纪30—40年代产生的这段流亡社会史的深层次研究，并能更好地理解这场来自于欧洲的整体性文化转移对美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影响及意义。
一、流亡作家的“失语性”问题
讲德语的、有犹太血统的流亡小说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构成了一个纯粹靠母语为生的难民作家集团，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最初都选择欧洲大陆上的周边邻国作为自己的流亡首选国。然而，难民作家的这场流亡能否成功，取决于他们能否继续从事职业写作，他们继续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存在和影响，也决定性地依赖于出版的可能性。因此，对他们来说，出版商甚至显得比客居国的文化环境更为重要。这就导致了难民作家的流亡与众不同：他们过去围绕着出版商形成自己的职业圈子，而在1933年后也往往与这些出版商一起流亡。
德国有犹太血统的出版商布鲁诺·卡西尔（Bruno Cassirer）、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菲舍尔（Gottfried Bermann Fischer）、库尔特·沃尔夫（Kurt Wolff）、雅可布·黑格内尔（Jakob Hegner）、格斯荷姆·朔肯（Gershom Schokken）、鲁道夫·乌尔斯坦（Rudolf Ulstein）以及格奥尔格·魏登费尔德（Georg Weidenfeld）等人，早在希特勒上台前夕便开始向邻国转移资金，并在流亡中新建或继续经营他们的德语出版社。⑤ 不少欧洲邻国有犹太血统的出版商，如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埃马努尔·克里多（Emanuel Querido）、阿尔勒特·德·朗格（Allert de Lange）以及瑞士苏黎世的埃米尔·奥帕雷希特（Emil Oprecht）等人，也专门为这些流亡作家办起了重要的流亡出版社。⑥ 这些流亡出版商的活动并非出于经济利益，而是出于人道主义和政治上的反纳粹主义立场。正是这些出版社构成了流亡作家群体的核心，并为他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出版形式，从而使他们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失语性”问题的困扰。
纳粹德国于1938年3月吞并了奥地利，又于1939年3月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走向战争的欧洲紧张局势推动着越来越多的德国难民作家流亡到英语世界，但难民作家的绝大多数仍然留在西欧邻国，仅在法国就聚集了1000多人。在纳粹德国“闪击”西线、法国战败之后，他们中的602人，在美国民间援救组织“紧急援救委员会”委派的代表瓦里安·费赖伊（Varian Fry）以及设在“维希法国”马赛的“美国救济中心”的帮助下，于1940年10月至1941年9月间，分数批过境西班牙，并乘希腊邮轮最后流亡到了美国。⑦ 其中的著名人物有约瑟夫·魏特灵（Josef Wittlin）、利奥·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汉斯·萨尔（Hans Sahl）、安娜·赛格尔斯（Anna Seghers）、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blin）、阿尔弗雷德·波尔加（Alfred Polgar）、阿尔弗雷德·诺伊曼（Alfred Neumann）、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戈洛·曼（Golo Mann）等，此外还有著名电影艺术评论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以及后来在美国成为著名政治学家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他们的到来，使流亡美国的作家人数猛然上升到700人。⑧
然而，流亡出版社已在被逐出中欧和西欧的过程中遭受了沉重的损失，只有当初设在法国的由德国流亡出版商菲舍尔、沃尔夫、乌尔斯坦经营的几家流亡出版社成功地迁到了美国。由于过去在欧洲长达7年的“亏本经营”，他们的财力已大大受损，不可能担负起如此之多流亡作家在出版和生存上的重任。而“早先定居于美国的德国人大多是有日耳曼血统的人，他们在美国参战前通常是对纳粹德国表示友好的，因为只要自己的‘祖国’没有与美国发生战争，‘祖国’的强大本身对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是有好处的，所以他们的德语出版机构拒绝接受这些有犹太血统的流亡作家的作品”。⑨ 因此，在美国，这些讲德语的犹太难民作家再也无法回避“失语性”问题的严重性，他们那时才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原有语言世界的丧失，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文化上、物质上和心灵上‘存在之根’的丧失。”⑩
作家是负担了语言上的特别任务的，特定的描绘内容本身就要求一种特定的语言，只要这种语言变成了感情或暗喻上的形态载体，那么它在功能上就几乎是不可逆转的。与其他讲德语的知识难民相比，这些流亡作家对原有的语言观念、语言习惯、语言节奏要重视得多，也要讲究得多，因此在与新语言环境的融合上也困难得多。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写到：“我们这些全心全意献身于语言的人，不想、也不能放弃自己的语言，因为我们知道，语言不是‘Sprach’，而是思想、感情和许多其他的东西。这是能替换的吗？这种替换是比被剥夺更加厉害的痛苦，这叫‘取出内脏’，这是自杀！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即使他能过锦衣玉食式的生活，也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11)
莱昂哈德·弗朗克（Leonhard Frank）说道：“在没有那种来自他自身语言民族源源不断的活力注入的情况下，在没有那种无法描述的、持续不断的来自读者回声的情况下，作为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他也就不存在了。在这场流亡中，他等于在一把没有琴码的提琴上、在一架没有琴弦的钢琴上演奏。”(12)
劳乌尔·奥尔恩海默（Raoul Auernheimer）谈到：“不排除人们能学会讲、甚至能书写第二种语言。然而要从事创造性的写作，不仅仅取决于写作本身，更取决于那种观念和经历上的根源，但第二语言只为这些从事写作的人提供了还没有成形的词汇，而他们却只能用这样的词汇来与他们的读者发生联系了。”(13)
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则表达了这种绝望：“我今天作为一名作家，只是一个‘生活在自己躯体背后的人’。我过去40年中在国际上赢得的所有东西，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一拳打碎了！”(14)
流亡作家中因绝望走上自杀道路的大有人在。除斯特凡·茨威格外，还有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瓦尔特·哈森克勒弗尔（Walter Hasenclever）、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等这样一批具有世界声誉的德语作家也同样选择了自杀。至于因不能成功地克服职业上的语言障碍而无法在美国站住脚，最后以其他方式走进死亡行列的德语作家，则数量更多。(15)
流亡美国的现实迫使这些德语作家“必须迅速地将自己及其作品调适到客居国的文化传统和读者群方向上来，然而这对于那些年龄更大的作家来说太难了，要想从新遇到的事物中创造出文学上的新篇章，他们太缺乏灵活性了”。(16) 某些人甚至在学会英语日常用语上都有难以克服的困难。例如，那位“讲着诗一般德语的流亡作家兼戏剧艺术家”弗里兹·科尔特内尔（Fritz Kortner），这样谈到他头一次接触到英语时的情景：“我的胆怯，只说一个字的胆怯，只被我的无能所超过。我用德语中并不存在的声音来模仿‘that’这个词的发音尝试显然是失败的。英国人是这样来发‘th’这个音的：他们用舌尖部位顶着上齿，并以奇特的保留方式克制性地让气流通过……呵，我简直成了语言上的小丑！”(17) 为说明他拒绝学习英语的理由，他还回忆起20年代他在柏林遇到两位俄国难民时的经历：“他们讲德语的腔调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吐字别扭，单调乏味，迟钝笨拙，不合理的造句简直侮辱了我的耳朵。我怎么能够想象，一种同样的语言命运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又怎么能够想象，有朝一日竟然我也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并长年如受虐待那般，像那两位俄国难民讲德语那样来讲英语呢？”(18)
这种强加给流亡作家的新语言要求，导致了这一群体的严重分化，最初出现了两种极端。一种极端由“快速美国化的人”来代表。他们数量不多，有如下共同特点：年纪往往不过30出头，具有天生的语言适应能力，来美国之前就对这个社会充满好感，而在过去的成长道路上，他们的内心受到在德国经历的深深伤害，这种突如其来的伤害正好加强了他们已经存在的适应能力和意愿。(19) 这些人拒绝再与流亡圈子中的人讲同样的母语，也是首先试图从语言上切断所有退路的人。他们甚至喊出“忘掉德国！发现美国！”“忘掉欧洲！发现美洲！”的口号，(20) 而美国的出版界也只有这种年轻并迅速“美国化”的流亡作家才可能进入。
赫尔塔·保利（Hertha Pauli）、库尔特·魏尔（Kurt Weil）、爱娃·利普斯（Eva Lips）等人就属此类，但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大文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儿子克劳斯·曼（Klaus Mann）。早在1927年，21岁的克劳斯·曼因其作品集《新小说》被译成英文而应邀来美国作巡回演讲，为背诵简单的演讲稿，他在出发前学会了约1000个英语单词。在美演讲期间，这位“文学上的神童”接触到许多美国出版界有影响的人物，这为他1937年流亡美国后铺平了出版之路。尽管流亡之初他还不得不去上英语课，但他决心“美国化”的信念是坚定的，因为他认识到：“人们往往低估了自己的适应性和机敏性。一个失去家园的作家，不应固守他对母语的感情，继续讲它的人只会因为喜欢它而不能抛弃它，最后和他的祖国一起死亡。对他来说，要做的是去学习一门新语言并获取一种新身份，他得发现新词汇、新节奏、新手段，并用一种新媒介来表达他的悲伤、情感、反抗和祈祷。之后，他会惊奇地发现，他曾经认为不可逾越的语言固恋其实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种偏见。”(21) 由于他年轻、主动、勤奋，并具有语言上的天赋，运用英语的技能迅速提高，加之又是美国出版界熟悉的人物，因而很快受到纽约新世纪出版社的委托，用英语写下了反映德国流亡者的小说《生命的逃亡》、《另一个德国》、《火山》以及自传《转折点》，在美国获得了其他流亡作家无法企及的成功。(22)
另一种极端由“新语言的缺席者”来代表。他们往往年纪更大、也更为知名，其数量远远超过前者。这些人要么生活在失去的往昔中，要么生活在想象的未来中，就如同“古典式的流放者”。他们拒绝任何一种现存关系，正如大剧作家贝托尔特·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对自己的流亡经历所作的描述那样，“就仿佛坐在候车室里，绝不会在墙上钉上任何一颗钉子来挂自己的大衣”。(23) 但他们写下的文学作品只能在菲舍尔、沃尔夫、乌尔斯坦经营的数家流亡出版社出版，或是在自己创办的“流亡文学”杂志上发表。这类杂志往往属于得到美国犹太人慈善机构资助或德国知识难民互助组织捐助的刊物，如汉斯·阿尔伯特·瓦尔特（Hans Albert Walter）主编的《新日记》，威廉·S. 施拉姆（William S. Schlamm）主编的《新世界舞台》，奥斯卡·玛丽娅·格拉芙（Oskar Maria Graf）主编的《新德意志活页》，以及托马斯·曼和戈洛·曼主编的《标准与价值》。(24) 由于经济问题的困扰，这类杂志的发行量既小又不稳定，读者往往只是流亡者。
由于流亡出版社和杂志所能接受的作品容量相当有限，因此，“新语言的缺席者们”围绕着它们形成了一个比以前小得多的圈子，成为一批在美国坚持用母语写作并能继续作为“自由撰稿人”勉强为生的人。他们的作品也都是以“流亡”为题材的，例如，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的《万德斯贝克的刑具》，利奥·福伊希特万格的《流亡》，布鲁诺·弗兰克（Bruno Frank）的《护照》，安娜·赛格尔斯的《过境》和《完全保持年轻》，托马斯·曼的《约瑟夫与他的兄弟》，海因里希·曼的《亨利·克瓦特勒》，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汉姆雷特或长夜的尽头》等。“显然，积极维护母语成为了他们流亡存在的唯一证明形式。”(25)
绝大多数流亡作家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这些人或是进入不了美国的出版界，或是进入不了围绕着流亡出版社和杂志形成的新圈子，因而出现了生存危机而不得不转行，也不得不去学习英语。这样的人大致可分为四类，在此指出这些类型的代表人物是很有意义的。
萨拉蒙·迪姆比茨（Salamon Dembitzer）属于患有“美国恐惧症”的代表。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在美国的工厂里打工，并学会了一些英语日常用语，但由于具有共产主义“左派”思想而拒绝适应美国的文化环境，因而生活极为艰苦，只能在夜间用德语去写自己在美国的流亡感受，并在战后立即返回了欧洲”。(26)
库尔特·克尔斯滕（Kurt Kersten）属于“外表适应型”的代表。“早在1919年他就曾在德国获得过文学博士学位，却不得不在打工之余去读美国的夜校。1949年，他终于拿到纽约教育委员会颁发的高校文凭，成为了一名夜校的德语教师，并在1953年获得美国国籍。但在业余时间里，他只与流亡作家来往，也从未忘记用德语去记载自己的流亡经历。”(27)
尤利乌斯·巴卜（Julius Bab）属于“逐步适应型”的代表。初来美国时，这位著名作家兼戏剧评论家靠其夫人走街串巷推销小商品为生，这使他有可能去专心学习英语，并终于具备了用英语做报告的能力。1945年，他成为美国最大的德语报纸《纽约州报》的一名记者，并在1946年成为美国公民，但他再也没有赢得过当年在德国的那种声望。为此他感叹道：“加入如此了不起的美国世界，对我来说已经太老了，而我还要解决语言上的问题，尽管拥有了美国国籍，但在内心里，我仍然是个欧洲人。”(28)
约翰内斯·乌尔茨迪尔（Johannes Urzidil）属于“保持避难心境者”的代表。为了生存，他甚至在美国成了一名皮革艺术手工匠。利用学到的英语技能和特殊手艺，他与美国社会各阶层都有一种广泛的接触，甚至与一些美国文学界的人士也有来往。但他始终保持着对德语深深的感情：“德语是我最爱的语言，德语是我的存在方式和永生的母亲，我所有的文章和书籍都是用德语写的，在我流亡生涯最为艰难和德语名声最坏的时候，我仍然对它保持着一种牢不可破的信赖。”“我将自己称为‘一个永恒的离别者和寻找家乡的人’”。(29)
生存上的困境使这些转行的流亡作家对这个新环境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也很自然地影响到他们对美国社会的评价。在他们的笔下，往往能发现一般人体会不到的有关美国社会严酷性和负面性的深刻描述，以及对美国文明的尖锐批评。例如，利奥·L.马蒂亚斯（Leo L. Matthias）在他的《发现美国》一书中写道：“美国的社会结构是排它性地由权力因素决定的”，“残暴的商人权力是美国历史的根本内容。”(30) 而贝尔格曼·汉斯·马尔希维查（Bergmann Hans Marchwitza）在他的《在法国，在美国》一书中写道：“曼哈顿的吸血鬼是一群唯利是图的奸商和强盗”，“交易所的战斗是一切投机活动、欺骗、精神错乱以及无数谋杀和自杀的根源。”(31) 约翰内斯·乌尔茨迪尔则在他的《伟大的哈利路亚》一书中写道：“在美国，通过刺激消费行为来追逐金钱已经达到了顶峰：购买！购买！购买！消费！挥霍！生活！”“电视广告变成了宗教的替代物：纪念碑式的、大喊大叫的、唱着歌的、压着韵的、跳着舞的、讨好献媚的、信誓旦旦的、竭力申明的、虔诚的、易怒的、有威胁的、提出警告的、假笑的、有节奏的、抽泣着的，呵，永恒的广告，阿门！”(32) 不过，这类用德语写下的流亡文学作品都是在战后的欧洲出版的，因而当时在美国社会并不具有影响力。
1933年后出逃的所有难民作家中，只有流亡到瑞典的奈利·萨克斯（Nelly Sachs）和流亡到英国的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在战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流亡美国的700名德语作家中没有产生出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新得主。这本身也反映出讲德语的流亡作家们对“美国新世界”的一种普遍不适应。他们当中的32％都在战后返回了欧洲，这种“返回率”在各类讲德语的知识难民群体中是最高的。(33) 流亡作家中选择战后定居美国的人，大多不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而是以“改行者”的身份逐渐融入美国社会的。这样的人即使掌握了英语并坚持业余写作，对美国文学所能产生的影响和作出的贡献也相当有限。
二、流亡人文科学家的“失语性”问题
讲德语的1090名流亡科学家通过美国学术界于1933年5月成立的“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被安置在美国大专院校的环境中。尽管他们的生活来源有基本保障，但“失语性”问题同样是他们必须面对的，只不过，不同专业方向上的流亡科学家在克服职业语言障碍上的难度不一样罢了。
在所有的流亡科学家中，人文科学家往往面临最为严重的“失语性”问题。他们虽不属于那个纯粹靠母语生存的难民作家集团，但由于其专业方向极大地依赖于他们的语言能力和民族性，因而最初几年专业上的“语言障碍问题”往往不可避免。尤其是那些被分散在美国各高校中的人文科学家，由于必须在“文理学院”中承担对本科生的教学任务，这些站在讲台上的“结巴”，在克服职业语言障碍方面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34)
著名语言文学家兼戏剧艺术理论家卡尔·楚克迈尔（Carl Zuckmayer）这样回顾他流亡美国后在纽约戏剧学院初次上课的情景：“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我在美国上头一堂课的时候，我就汗流浃背。我当时十分努力地起草了我的手稿，我的女翻译也费了不少劲将我的词汇和造句改造成一种‘半美语式的’语言。为了让我能准确地照本宣科，她与我一起研究了这份发言稿，并通过所有可能的发音暗号来对我的手稿作正确的提示，以至于这份手稿看上去就像一份极为复杂的古希腊诗歌文本，唯有通过这种发音暗号才可能读出诗行。”(35) 有这样的经历，像楚克迈尔这样的著名专家在战后很快地返回欧洲是毫不奇怪的。
德、英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对于流亡哲学家来说也同样困难。几乎所有那些在战后接受过采访的流亡哲学家都有这方面的同感：“不仅英语语言的特点，还有读、听方面的要求，都迫使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表达和书写方式，必须用更简洁、更清楚、让人更好理解的方式来进行表达，要想让别人听得懂得自己的话，就必须抛弃我们所习惯的那种德意志形而上学式的学究气。”(36) 然而要做到这一步并不容易，不少流亡哲学家刚进入美国高校时，甚至很难用英语与人打交道。正如那位曾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流亡哲学家赫尔伯特·菲格尔（Herbert Feigl）所言，“我是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才开始做到与我的学生进行日常交流的”。(37) 讲德语的流亡哲学家之所以在美国没有取得太突出的成就和地位，除了在“实用主义”的哲学环境中美国人对他们的“理想主义哲学”不感兴趣外，更要归因于他们在语言上遭遇到的特别障碍。对于流亡哲学家大多在战后返回欧洲的这一事实，“法兰克福学派”中的著名人物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Adorno）做过这样的解释：“哲学从本质上讲是它语言的哲学，若拿走描绘它的语言，是无法进行任何哲学上的思考的。”(38)
在流亡人文科学家中，只有罗马语族语言文学家和艺术史专家才逃脱了这种语言上的尴尬。像埃利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利奥·斯皮泽尔（Leo Spitzer）、赫尔穆特·哈茨菲尔德（Helmut Hatzfeld）、赫尔伯特·迪克曼（Herbert Dieckmann）这样著名的罗马语族语言文学家，是利用其专业语言上的独特性及其成果才在美国著名大学中获得特殊地位的。奥尔巴赫先后被聘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斯皮泽尔任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教授长达24年；哈茨菲尔德长期受聘于美国天主教大学；迪克曼则先后执教于华盛顿大学和哈佛大学。这些人能在美国学术界“称雄一世”，不仅因为美国当时在这个领域中还十分落后，更重要的是，“这个领域的母语是拉丁语，即使对美国人来说也仍然是外语，因而本身并不具有语言上的优势。相反，这些外来的德国流亡语言文学家与罗马语族语言文学之间的距离要比美国人近得多”。因此，“他们在美国大学课堂上使用的专业语言是拉丁语，而不是美国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英语。事实上，他们在美国也是很少用英语，而是更多用德语或拉丁语来进行研究和写作的”。(39) 例如，奥尔巴赫的《模仿，西方文学中表达的真实性》和《罗马语族语言文学研究导论》，(40) 以及斯皮泽尔的《不同国家的语言和文学风格研究》等，(41) 这类重要的代表作，都是由他们的美国学生根据其德文或拉丁文版本译成英文后，才真正为美国人所理解的。
以埃尔温·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雅可布·罗森贝格（Jacob Rosenberg）、理查德·克劳特海默（Richard Krautheimer）、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汉斯·巴龙（Hans Baron）等为代表的流亡艺术史专家们则更为幸运。艺术史这门学科本身就是由德意志犹太学者于1813年在哥廷根大学开创的，因此，“艺术史的母语是德语”。(42) 这使得他们同样“无需在美国的课堂上面临语言上的特殊难题。当他们编辑自己的作品需要说明或帮助时，只花了极少的时间就了解了为数不多的有关英文著作，从而顺利地完成了这场新语言的挑战”。(43) 正是他们，创建了美国大学的艺术博物馆，提供了艺术史领域的方法论，开拓出大量被美国忽略的重要学术领域，如圣像学、古代艺术、巴洛克时代的艺术、16～17世纪的艺术与建筑史等，并为美国培养出自己的第一代艺术史专家。“在今天的美国，没有人不承认他们是艺术史领域的权威，而他们的徒子徒孙现已遍布美国各高校。自战争结束以来，他们一直有规律地在德意志大学讲学，但他们的工作重心仍然在美国。”(44)
然而，那些从事德国史、欧洲史研究的流亡学者在职业语言问题上却远没有这般幸运。例如，研究欧洲法制史的埃伯哈德·弗里德里希·布鲁克（Eberhard Friedrich Bruck）、研究1848年革命史的法伊特·瓦伦丁（Veit Valentin）、研究“腓特烈大帝”的恩斯特·康特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以及研究德国近代史的汉斯·罗特费尔斯（Hans Rothfels）等人在美国生活得十分艰难。这些著名的德国历史学教授之所以会一直拖到大战爆发前夕的1939年才逃出德国，对异文化环境中种种困难的考虑，本身就是造成他们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虽能凭借过去的成就和名声进入美国的大学，但毕竟已人过中年，又是第一次接触英语世界，因而在学术发展上困难重重。一方面，在丧失个人学术收藏、脱离德国档案和欧洲历史材料的情况下，他们很难继续过去的研究；另一方面，美国的大学当时对他们的研究方向并无兴趣，又对他们能否研究美国史持怀疑态度。因此，他们在美国的大学里不仅面临了职业语言上的严重障碍，还遭遇到一种学术地位上的贬值。
布鲁克流亡美国时已经62岁，他虽“被哈佛大学历史系接受，但由于语言上的问题，却只能当一名研究型的副教授”。(45) 瓦伦丁到达美国时已54岁，“尽管在不少美国高校里工作过，但由于口语交流上的困难，直到1947年去世时，也只是一名研究型的副教授，始终未能在美国获得永久性的学术岗位”。(46) 康特洛维茨流亡美国时44岁，原想在芝加哥大学工作，却遭到该校副校长的反对，其理由是“他的英语水平相当一般”，因而只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长期担任讲师，直到1945年才重新成为教授。(47) 罗特费尔斯流亡到美国布朗大学时已49岁，“在这个英语的世界里，他度过了极为艰难的岁月，直到1946年才在芝加哥大学重新成为教授。(48) 这些年长的著名流亡史学家，只要还在世，都在战后返回了欧洲，也只有在德语世界里，他们才能找到施展自身才华的场所。(49)
在讲德语的流亡史学家中，能较快克服职业语言障碍的往往是更年轻的编外讲师，如哈约·霍尔波恩（Hajo Holborn）、费利克斯·吉尔贝特（Felix Gilbert）、汉斯·罗森贝格（Hans Rosenberg）这样的人。他们都出身于20世纪初期，都在1933年遭到纳粹德国驱逐后很快流亡到英国，也都在自己30岁左右继续流亡来到美国。但这些人即使在英国学习过1—3年的英语，初来美国时，其英语能力也仍不为美国同行所恭维。例如，当霍尔波恩于1934年来到美国耶鲁大学时，被人评价为“应付这个冬季学期，他的英语显然是不及格的”。而吉尔贝特在1936年来到哈佛大学时，得到的评价是：“他的英语出口过于羞怯，有些缺乏自信。”(50) 当然，对于这些更年轻的流亡史学家来说，证明只要自身努力，职业语言上的障碍是可以克服的。仅花了一年时间，霍尔波恩的英语水平就受到了赞扬；而吉尔贝特“使用新语言的能力”也被同事们称之为“不仅足够，而且极好”。(51)
只有这些能很快克服职业语言障碍的年轻流亡史学家，才可能在美国赢得更大的影响并获得更高的地位，而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归因于国际局势的剧变。在1941年12月7日美国参战后，美国人试图理解欧洲灾难性局势发展的原因所在，因而产生出一种对欧洲史的强烈兴趣。尤其是德国史，已由美国人过去不太理睬的“外国史”变成一种“受人尊重的热门领域”，对战争对手的研究能提供一种“世界性知识”，因而变得具有“国际性”了，这就为已较好掌握了英语的年轻流亡史学家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像霍尔波恩和吉尔贝特这样一些刚开始在美国大学里研究美国史的人，便很快就进入了美国战略服务局（OSS），成为德国问题分析专家。1945—1949年间，他们又转入美国国务院，帮助协调在德国占领区的美国政策。当“冷战”来临时，美国政府力图弄清国际局势紧张化根源的兴趣进一步增强，政府委托的研究工程清单导致了许多新学术岗位的开放。(52) 加之美国占领军已将德国大量的国家档案运到了美国，这些人便重返美国史学界，因为现在唯有他们才能通过自己的德语母语优势来充分利用这种研究条件。这不仅使他们能在美国不断取得德国史、欧洲史研究上的新成果，而且也极快地提高了他们在美国的学术地位。例如，吉尔贝特很快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教授；罗森贝格也很快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教授；而霍尔波恩则在耶鲁大学当上了美国最高等级的教授，并在1967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学学会主席，成为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在外国出生并接受教育的学者”能获此殊荣的人物之一。(53)
对流亡人文科学家来说，在美国这种异文化环境中，过去在德国学术界赢得的名声基本上是无用的，除非他们的专业方向本身具有“国际性”。这也正是从事罗马语族语言文学和艺术史研究的流亡科学家能在美国学术界“称雄一世”的根本原因。而那些从事德意志语言文学、哲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流亡科学家，则必须在美国经受这场“失语性”问题的严峻考验。尽管美国参战后的特殊局势为流亡史学家提供了“幸运的转折点”，使他们过去的研究方向突然间变得具有“国际性”了，但要想在美国学术界赢得地位，熟练掌握英语仍然必不可少。由于在掌握新语言方面，年过40岁的人总要比更年轻的人困难得多，因此他们利用这种新“国际性”的机会也要少得多。只有更年轻的流亡史学家，才可能像从事罗马语族语言文学和艺术史研究的流亡学者那样，为美国人文科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并在1950年代后成为大西洋两岸人文科学领域学术交流的先锋。
三、流亡社会科学家的“失语性”问题
在克服职业语言障碍方面，流亡社会科学家面临的困难与流亡人文科学家相当类似，尤其是那些被分散在美国各高校中的流亡社会科学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专业研究上都出现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几近休克的状态”。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年已六旬的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卡尔·布勒（Karl Bühler）身上。这位社会心理学界的世界级人物，是美国高校破格接纳的少数几位年纪最大的流亡科学家之一，却因“失语性”问题在美国变得无所作为。“由于掌握英语上的困难，直到1950年代去世时，他在美国都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54)
当然，人们也能举出相反的例子，但这类例子往往只发生在更年轻的流亡社会科学家身上。例如，卡尔·布勒早年在维也纳大学的学生保罗·F.拉萨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就是在美国成为世界顶尖级的社会学家的，而这首先与他事先掌握了英语有关。早在1933年初，时年32岁的拉萨斯菲尔德就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并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度过两年。他是在熟练地掌握了英语之后，当1935年10月奥地利发生政变时，才最后流亡美国的。(55) 而这次到达美国后，“他在过去进行的维也纳市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很快就在《民族市场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询问为什么的艺术》一文，这篇用英语写成的论文使他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为这个领域中居领导地位的权威人物”。(56) 后来，他又用英语写下大量的社会学论著，如《人民的选择》、《投票》、《社会研究的语言》、《社会学中的数学思想》等。由于他将数学统计方法引入了社会学，创立了“数学社会学”，因而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像拉萨斯菲尔德这样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并在流亡美国后取得辉煌学术成就的例子，也能在年轻的流亡经济学家雅可布·马夏克，(57) 以及年轻的流亡政治学家卡尔·W. 多伊奇身上找到。(58)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20多名德国流亡科学家却构成了一种例外。早在1932年6月巴本政府上台时，研究所领导人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就意识到德国局势的严峻性，并开始着手于整个研究所的向外转移问题。到1933年2月底“国会纵火案”发生时，这个研究群体连同自己的全部经费和图书资料都已转移到了瑞士的日内瓦。因此，当1934年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作为一个研究团体被整体地接纳进美国时，本身是带有经费和图书资料的。由于哥伦比亚大学为其提供了研究空间，并免去了它的成员给本科生上课的任务，因此，“这些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仍然能像在魏玛时代那样，继续专心致力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国民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方面的综合性研究。1940年6月以前，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是用德语发表在自己主编的《社会研究杂志》上的，而这份德文流亡刊物的编辑部设在巴黎”。(59) 法国沦陷后，杂志编辑部搬到纽约，杂志也更名为英文版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这时他们才开始逐步将英语作为主要的书面语言。即便如此，在以后的10年里，“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成员，如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尔·阿多诺、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利奥·洛文塔（Leo Lowenthal）等人，绝大多数理论著作仍然是用德语写成的。阿多诺后来回忆道：“我后来在德国出版的著作中，有90％是在美国完成的，但其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是用英语写的。”(60)
这些坚持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核心成员拒绝用英语进行写作，实际上表明了他们拒绝与美国社会“一体化”的决心。阿多诺这样讲道：“在美国这种群众文化的垄断下，我们这些人，自身生命的再生产与专业上负责任的工作之间有着一种不可和解的断裂关系。当我们的语言被剥夺时，我们的历史标尺也就被挖走了，而我们正是从这些东西里吸取知识力量的。”(61) 这也正是他们会在1950年带着这家研究所回到新生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决定性原因。(62) 他们在美国流亡期间用德语写下的大量重要理论著作，如《偏见研究》五卷本、《权威主义人格》、《启蒙的辩证法》等，只是在战后的欧洲才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尽管这些著作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价值，并导致了1950年代政治心理学的兴起和“意识形态论”的终结，然而这已经是这家研究所撤离美国以后的事情了。而“在美国，当时阿多诺的知名度不过是《权威主义人格》那本著作封面上的第一作者而已”。(63)
当然，“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中也有主动学习英语的人，如后来在美国学术界大展宏图的弗朗兹·诺伊曼（Franz Neumann）、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以及赫尔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这些人不仅年纪更轻，而且思想也更为开放，并都在美国参战后于1942年应聘于美国战略服务局，服务多年之后又活跃于美国的学术界。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不同，这些更年轻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们认为，“主动适应美国的环境，在一个决定性的阶段上，甚至能导致一种上升机会的出现，即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找到一种实践上的机会”。(64) 而这也与他们更好地掌握了英语上的写作技巧紧密相关。
这些人都曾在流亡美国前接受过不同程度的英语训练，也都在美国走上了用英语写作的道路。他们之中的弗朗兹·诺伊曼表现得最为典型。1932年12月，随着德国政局的恶化，时年32岁的诺伊曼便开始自学英语，为以后的流亡做准备。1933年1月底希特勒上台后，他曾在英国流亡3年，并获得了英国的政治学博士学位。尽管他并不喜欢英语世界，但在1936年流亡美国并加入“法兰克福学派”时，已经完成了从德语到英语的过渡，成为这个圈子中最少发生语言障碍的人。这不仅导致了他不同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在美国的生活感受，而且使他成为这个圈子中最主动地适应美国社会环境的人。早在1942年，他便通过他那部用英文写成的名著《巨兽——纳粹主义的结构与实践》，在美国成为研究纳粹主义的权威人士以及享有盛誉的著名政治学家。(65) 而埃里希·弗洛姆也通过他英文版的《逃避自由》和《爱的艺术》，在1940—1950年代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著名学者，至于赫尔伯特·马尔库塞，更是通过他1960年代出版的英文名著《单向度的人》，在美国成为风靡一时的“哲学新‘左派’”的代表人物。
在克服职业语言障碍方面，最为幸运的流亡社会科学家是那些被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接纳的人。为接纳他们，院长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专门创办了研究生院，并取名为“流亡大学”。约翰逊这样谈到：“创办这所‘流亡大学’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能接受数量更多的德国科学家，而且能真正继续那种在德国已被扫除掉的批评式的社会研究传统，并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国际化’。”(66) 他顶着当时美国盛行的孤立主义压力，突破了“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做出的“每所美国高校接受的流亡学者一般不超过3人”的规定，大规模地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因此，在这所“流亡大学”里，聚集了一个数量最后高达182名之多、以讲德语的社会科学家为主体的欧洲流亡科学家群体。
在这个完全由流亡科学家组成的教授集团中，人们首先就没有那种在通常情况下必然会产生的“孤独感”，加之约翰逊院长的特别关照，他们在语言问题上得到了更多的谅解和帮助。例如，约翰逊院长最初甚至允许他们“在脱离本科生教学活动的情况下，专门从事理论研究，但同时要求他们必须尽快学会用英语授课和讨论，为‘流亡大学’的学术阵地《社会研究》杂志提供的稿件也必须用英语写成，所有成员的英文学术论著都要事先经过专职的语言学专家的审订之后才能发表或出版”。(67) 尽管这些制度上的强制性要求给不少人带来了压力和负担，但约翰逊院长采用的方法是循序渐进式的：“先是为他们配备专门的翻译人员，以便能将他们论著中的‘文科中学式的英语’翻译成‘美国式的英语’并及时出版和发表，然后让他们逐步学会用英语在堂上授课和指导博士研究生。与此同时，‘新学院’还通过每周举行一次的学术讨论会，使他们能不断获得与来自外校的美国本土学者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因而在‘流亡大学’的教授中，很快培养出一种用英语说、写的风气。”(68) “绝大多数人很快就能讲相当不错的英语，并在后来变得更喜欢用英语而不是德语来进行写作了。因此，在这个群体中，形成了一种‘盎格鲁-日耳曼式的、新学院式的自身语言习惯’。”(69)
由于这些流亡社会科学家都较为顺利地完成了两种语言之间的过渡，因而能在美国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和作用。到1943年，这所“流亡大学”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和“构造未来的思想工厂”。像埃米尔·雷德勒（Emil Lederer）、阿道夫·勒韦（Adolph Lowe）、格哈德·科姆（Gerhard Colm）、汉斯·奈塞尔（Hans Neisser）、雅可布·马夏克、汉斯·西蒙斯（Hans Simons）、汉斯·施佩尔（Hans Speier）等这样一批杰出的流亡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已在美国学术界和政界崭露头角。同年1月3日，一份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流亡大学’的专家们被不少于26家美国政府机构有规律地请去做咨询工作，还有大量的成员参与到不少于25个政府和军方委员会的工作之中。它的‘世界经济研究所’构成了‘新政’意识形态的‘思想库’；它的‘社会与政治科学研究所’引导了‘极权主义社会学研究’；它的‘世界事务研究所’则开启了对美国最有价值的‘国际研究’。”(70) 所有这些，都是当时那些不问政治并具有保守主义学术倾向的美国社会科学界主流派所做不到的。
凡能顺利地克服职业上的语言障碍，又能主动地适应美国的社会环境、并能找到适宜发挥自身才能场所和方向的流亡社会科学家，几乎都站在了美国社会科学的前沿上。正是他们，不仅主导了当时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潮流，而且为美国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推动力。
四、流亡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的“失语性”问题
与流亡人文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相比，流亡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在克服职业语言障碍方面的困难则要小得多，这使他们成为到达美国之后很快就能投身于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这要归因于这些学科专业上的“天然国际性”。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是世界科学、文化的中心，包括英、美在内的所有知识难民接受国在这些学科领域里都不如德国发达，但当时德国与外国科学同行之间的学术交往已相当活跃，一个以德国科学家为核心的欧美“科学家共同体”已经形成。不仅如此，相当多的美国科学界领导人都有留学德国的经历，像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玛丽·迈尔（Maria Mayer）等这样一批在美国学术界占有特殊地位的犹太科学家，本身就是在希特勒上台前夕，刚从德国移民美国的。(71) 而且在1933年以前，这些科学领域中最具权威性的刊物还不是英语世界的《科学》和《自然》，而是德语世界的《数学年刊》、《物理学编年史》、《化学编年史》以及《医学编年史》，“就连这些领域中的美国科学家当时也是主要依靠德语的科学杂志和期刊来发表文章的”。(72) 这种局面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从未出现过。因此，1933年后，来自德语世界的流亡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在与美国同行之间非常容易找到共同语言。
另外，这也要归因于美国高校在接纳德国流亡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上特殊的年龄限制。“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早在1933年5月23日便作出规定：“接受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里的德国流亡学者时，除诺贝尔奖得主外，年龄一般限制在40岁以下，因为这样的人还有‘出产年’，当然，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是优秀的。”而在接受流亡人文、社会科学家的年龄限制方面，“紧急委员会”只做出了“30岁至58岁”的一般规定。(73) 因此，被美国高校接受的绝大多数流亡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的年纪都没有超过40岁。(74) 这样的人在掌握一门新语言上要比40岁以上的人快得多、也容易得多。而且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主要是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都有曾经流亡英国的经历，这则要归因于英国学术界在最初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的问题上采取了比美国学术界更为积极的态度。尽管这些流亡科学家大多只是在英国大学的实验室里担任临时性的工作，并在欧洲局势日益紧张化的情况下继续流亡到美国，但他们在英国这个流亡的“中转站”里，已经事先接受过不同程度的英语训练。(75) 至于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k）、古斯塔夫·赫茨（Gustav Hertz）、维克多·赫斯（Viktor Hess）、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彼得·德拜（Peter Debye）、奥托·弗里茨·迈尔霍夫（Otto Fritz Meyerhof）、奥托·洛伊（Otto Loewi）等这些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得主，年纪虽都超过了40岁，甚至大多已过了50岁，但他们早在1920年代的“科学国际化”进程中，就已经作为“科学家共同体”的核心人物，在与英语世界的科学家进行频繁的学术交流了。尽管他们的英语口语中普遍带有浓厚的乡音，例如许多美国人在回忆爱因斯坦时，都提及“他带着德语口音所讲的英语很难懂”，(76)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在美国的科学研究。
最后，还要归因于这些学科专业语言上的原因。与人文、社会科学相比，数学、自然科学与医学的文字表述相对简单，无论是课堂上的教学语言，还是科研中的学术用语，都相对程式化。因此，对这些领域的流亡科学家来说，掌握一门新外语中的职业语言，要比那些流亡人文、社会科学家容易得多。更重要的是，当数学、自然科学和医学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时，已经可以在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术语方面以及数学描述的基本事实、概念以及技术方面达成一致了，这就使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变得更为容易。而且“在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各科学领域的国际学术杂志、期刊及专著的易得性，也使得数学、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中的流亡科学家，在个人学术收藏受损所导致的研究阻力方面，相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流亡科学家来说，其影响要小得多”。(77)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讲德语的流亡科学家在美国完全没有职业语言上的障碍，尤其是流亡数学家，他们遇到的语言障碍明显大于流亡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这既要归因于数学领域的特殊性，也要归因于德国的大学，尤其是有犹太血统的数学家最为集中的哥廷根大学，过去在国际数学界中所特有的“数学的麦加”地位。
数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医学。自然科学和医学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发生了由理论研究向实验研究的重大转变，因此，这些科学领域前沿上的突破，不仅越来越依赖于实验设备之类的研究手段和条件，同时为避免在研究中走弯路，也越来越依赖于科学家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共同协作。而数学的发展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取决于人的大脑在公理体系基础上的直观、对空间概念的抽象分析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数学前沿上的突破仍然靠的是数学家个性化的创造力。因此，当1920年代国际交往与交流变成科学家们的一种主要活动时，德国数学家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地位，使得他们不用像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那般频繁地走出国门，便能坐等外国学者的“八方来朝”。这就导致了这些领域中的一种相当不同的语言局面：1933年以前，在自然科学、医学领域的国际交往中，德国科学家与欧、美其他国家同行之间在语言上是互相学习的。当这些领域的德国科学家流亡到美国时，无论在研究上还是在教学中，遇到的语言障碍都相对较小。而在数学领域里的情况则不同：1933年以前，主要是由外国的数学家来学习德语，从而求得学术上的共同语言的，以至于美国大学中相当多的数学教授都是在德国获得过博士学位的人。(78) 这固然使1933年后德国流亡数学家在与美国同行的学术交流上不存在什么困难，但要在美国高校中应付对本科生的教学活动，仍然存在一定的语言障碍。
绝大多数流亡数学家在教学活动上的语言障碍，是通过一种特别方式来克服的，这种方式本身与他们直接流亡美国有关。流亡美国的德国数学家之所以能“一步到位”，一方面是由于英国的大学所能提供的数学专业岗位十分有限，又不能像安置流亡自然科学家、医学家那样将流亡数学家临时安置在大学的实验室里；另一方面则要归因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这家为“紧急委员会”提供最重要的经济支持的美国基金会中，数学家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地位。例如，该基金会主席马克斯·梅森（Max Mason）以及自然科学部主席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不仅都是数学家出身，而且都是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由于他们对数学家的特殊情结，因此，德国数学家难民都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先出面营救的。(79) 不仅如此，而且当时的“美国数学学会”主席奥斯瓦尔德·维布伦（Oswald Veblen）以及秘书长罗伯特·G.D.理查森（Robert G. D. Richardson）也曾留学哥廷根大学，他们对德国流亡数学家同样抱以深切的同情。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紧急委员会”以及“美国数学学会”在安置他们的问题上，事先考虑到他们在教学上的语言障碍问题，因而与接受他们的美国大学预先达成了协议，使他们一般都享受到“不为本科生授课，只进行数学研究的特权”。(80)
只有像大数学家理查德·库朗（Richard Courant）这样的人，由于被安置在只有1名数学教授（即他本人）的纽约大学里，才无法享受这种特权。这自然使库朗倍感授课上的语言困难，为此，他还特别“从讲演系请来一位家教，专门教他英语，并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不断地把他在交谈和阅读中碰到的口语用法记录下来。这使他进步很快，没过多久，他便摸索出一种备课方法：先把精心准备的讲义用德语口述出来，然后再译成他所希望的‘不错的英语’”。(81) 至于其他的流亡数学家则要比库朗舒服得多，他们根本不用为本科生授课，尤其在那些流亡科学家相对集中的美国大学里，他们甚至完全不用为“语言上的孤立”而苦恼。例如，大数学家赫尔曼·外尔（Hermann Weyl）一走进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所”就有这种感受：“在这里，讲德语的人和讲英语的人一样多。”(82)
由于职业上的语言障碍相对较小，这些讲德语的流亡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们在进入美国高校后，很快就有了一种近乎于在“家”的感觉。正如德国流亡物理学家维克多·魏茨柯帕夫（Victor Weisskopf）所言：“到达美国后不久，我们便很快感受到，那些留在欧洲的人倒更像是难民！”(83) 因此，他们完全能在美国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并不断取得辉煌的学术成就。这不仅使他们与美国社会的“一体化”变得更为容易了，而且美国也从这些科学家身上获得了巨大的智力收益。仅是在来自纳粹德国的第一代流亡科学家当中，就有13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得主，除前文中提及的8位获奖者外，还有奥托·斯特恩（Otto Stern）、费利克斯·布洛赫（Felix Bloch）、尤金·P.维格纳（Eugene P.Wigner）、汉斯·A.贝特（Hans Bethe）以及马克斯·路德维希·德尔布吕克（Max Ludwig Delbrück），这5位都是在流亡美国后获奖的。(84) 而在数学领域里，赫尔曼·外尔、卡尔·路德维希·西格尔（Carl Ludwig Siegel）与约翰·冯·诺伊曼一起，很快就将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所”变成了“世界纯粹数学中心”，理查德·库朗则将纽约大学的“库朗研究所”建设成了“世界应用数学中心”。
“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个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并在今天广为人知的口号，实际上是当年讲德语的流亡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的典型口号。而美国因为这些流亡科学家的到来，终于成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得主最多的国家和“数学的新麦加”。
五、流亡艺术家的“失语性”问题
在语言问题上，流亡音乐家和造型艺术家无疑是所有知识难民中最为幸运的人。尽管他们同样面临了“失语性”问题，在与美国人交往的日常生活中也无疑都是“结巴”，但由于他们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世界语”，因而几乎感受不到职业语言上的障碍问题。首先是那465名流亡音乐家，他们成为在美国最快安顿下来的人。著名音乐史专家博里斯·施瓦茨（Boris Schwarz）这样写道：“被迫流亡的音乐家的运气看来要比那些演员、作家和科学家好得多，因为音乐本身就是世界性的语言。一位音乐演奏家只要有乐器在手，就可以在巴黎、纽约等地演出并能得到理解，根本没有进行口头语言交流的需要。歌唱家几乎一直就是天然的多种语言的掌握者，作曲家更能去改变各民族音乐兴趣和音乐传统之间的那些细微差别，因此，富有创造力的音乐家在远离他们的祖国时，是能很快地适应新形势的。”(85)
这些来自西方音乐传统故乡德国的流亡音乐家，不仅活跃在美国的音乐舞台上，还帮助美国高校建立或发展起音乐学专业。例如，20世纪最著名的作曲家、“无调性音乐”的开创人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先后被聘为波士顿马尔金音乐学院、南加州大学音乐学院和加州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并在美国新一代作曲家中产生了强烈影响；大作曲家保尔·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一手创办了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并在复兴“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代”的音乐风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斯特凡·沃尔帕（Stefan Wolpe）先后任费城音乐学院、北卡罗来纳黑山学院以及长岛学院音乐教授，素以教授作曲法而著称；而恩斯特·克热内克（Ernst Krenek）创办了瓦萨学院、哈默莱学院的音乐系，培养了许多美国著名的作曲家；卡罗尔·拉特豪斯（Karol Rathaus）则创办了纽约城市大学女王学院的音乐系，并引入了一套完整的作曲法课程。正是由于他的努力，这所大学拥有了美国东海岸实力最为雄厚的音乐系。(86) 总之，由于音乐语言特有的“国际性”以及美国在这一领域的落后性，讲德语的流亡音乐家在美国高校中轻易地克服了职业语言上的障碍，成为音乐学这一特殊的艺术学科的创办人，以及教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力量。
如果说歌唱家、音乐演奏家和作曲家之类的音乐家是靠听觉艺术为生的话，那么画家、雕塑家、建筑设计师之类的造型艺术家就是靠视觉艺术为生的人，因为绘画、雕塑、建筑这类造型艺术是首先建立在视觉效果的基础上的。即使是从事教学工作，这些造型艺术家也是“从物质的基本特性、材料的形状、直观的结构以及简单的空间关系对生理和精神产生的效果出发，来进行课堂教学设计的”。(87) 例如，像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路德维希·米斯·范·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马塞尔·布罗耶尔（Marcel Breuer）、拉茨罗·莫何里-纳吉（Lgáztó Moholy-Nagy）、瓦尔特·彼特汉斯（Walter Peterhans）、路德维希·希尔伯斯海默（Ludwig Hilbersheimer）这些“世界级”的德国流亡建筑设计师，也同样活跃于美国高校之中。格罗皮乌斯和布罗耶尔执教于哈佛大学，米斯·范·德·罗、彼特汉斯和希尔伯斯海默执教于伊利诺斯技术学院，莫何里-纳吉则在芝加哥创办了自己的建筑学院。他们在美国高校的课堂上从未感到有太大的语言障碍，因为他们“只需掌握英语中最简单的过渡性语言，就能将魏玛时代现代主义的‘鲍豪斯建筑风格’传授给他们的美国弟子”。尤其是那位被誉为美国“摩天大楼奠基人”的米斯·范·德·罗，“甚至在流亡美国后从没有努力学过英语，因为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人专门为他做翻译”。(88)
在296名流亡造型艺术家的行列中，有100多人属于流亡摄影师，他们从纳粹德国到美国新家园的迁徙以及经济上的过渡也进行得非常顺利，而这首先要归因于摄影行业的视觉传播特性和国际流动性。早在魏玛时代，由于在光学、精密机械、化学等领域中的世界领先地位，德国在摄影器材和显影技术方面都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加之1920年代“魏玛文化繁荣”中焕发出来的自由创造力，因而德国在图片新闻报道方面一直引领着世界的新潮流。当这些摄影师在1933年后流亡到美国时，恰好赶上了美国新传播业兴起的时代。美国此时正急需欧洲、尤其是德国在数十年来积累的技术和经验，而他们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极少面临文字记者必然会遇到的语言问题，只需用不断的影像交流，就能提供即时的世界性认知。因此他们在美国传媒中如鱼得水，不仅推动了美国的新闻摄影，还开创了时尚摄影和战争摄影，创办了《图片通讯社》和《生活》杂志，并为众多的美国报刊杂志提供了大量引人注目的名人、地点和新闻事件的图片。(89)
初到美国时，流亡摄影师们往往是从拍摄名人肖像起步的，不少人立即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有洛特·雅可比（Lotte Jacobi）、菲里普·哈尔斯曼（Philippe Halsman）与吉泽勒·弗洛伊德（Gisele Freund）等人。雅可比专门为诸如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洛特·伦亚（Lotte Lenya）以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著名的流亡科学家拍摄肖像，这些作品立即被广泛复制，并成为20世纪30—40年代的经典摄影作品。她拍摄的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研究所里休闲的照片，在1942年被收入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20世纪肖像展”中。(90) 哈尔斯曼长期流亡巴黎，1940年6月法国沦陷后，通过爱因斯坦的帮助流亡美国。利用新客观主义和立体主义的欧洲传统，他拍摄的名人肖像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仅是《生活》杂志就刊登了他拍摄的101张封面照。(91) 而弗洛伊德拍摄的人物肖像作品也被《生活》、《时代》杂志频频刊登，她的名字在美国几乎无人不晓。(92)
许多流亡摄影师很快就在美国开办起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来自奥地利的流亡摄影师艾伊克·波利策尔（Eyic Pollitzer）。他在纽约开办的摄影工作室生意十分红火，并为许多杂志社、出版社以及纽约市博物馆和图书馆提供了大量照片。(93) 正如吉泽勒·弗洛伊德所言：“就社会功能而言，照片是当今最重要的大众媒介，因为没有哪样东西能像它那样对所有的人都具有说服力或接近性。照片远远不止是一种提供信息的方式，我们还能借助照相机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在艺术的等级中，它最接近于一个翻译。”(94)
除这些流亡音乐家和造型艺术家外，还有一批流亡艺术家在语言问题上经历了“先苦后甜”的过程，这就是那些专门从事舞台艺术的话剧和电影演员，以及编剧、导演、制片人之类的文化流亡者，其总数高达581人。讲德语的话剧和电影演员属于靠语言的魅力和表演来打动人心的人，但他们在流亡美国后，即使努力地学习英语，也由于其口语中不可避免的方言色彩，而无法发挥他们的表演才能。(95) 那时，他们是多么怀念那个刚刚过去的“无声电影的时代”呵！然而他们的“失语性”问题，却在1941年12月7日之后意外、幸运、迅速地得到了缓解。由于美国的参战，好莱坞的电影公司为适应市场需求，开始生产一系列的反纳粹影片，急需雇佣大量的德语演员，而他们纯正的德语口语非常适合扮演这些角色，因此，他们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反纳粹影片中。对好莱坞产出的100部反纳粹电影片的调查表明：“90％以上的影片中有讲德语的演员出现，84％的影片中他们扮演了具名的小角色，54％的影片中他们扮演了主角和配角。全部加起来，几乎所有的130名讲德语的流亡演员都在反纳粹影片中获得了工作机会。”(9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在影片中很少扮演德国难民或流亡科学家，更多扮演的是“纳粹分子”，即“他们的撒旦”。(97)
这一影片潮也意外地给那451名讲德语的流亡编剧、导演、制片人带来了生机。1933年后，绝大多数“流亡电影人”因“失语性”问题在美国不得不改行，但他们在多年的流亡生涯中逐渐掌握了英语的日常语言，而电影剧本中的场景语言以及电影导演、制作过程中的工作语言也往往只是简单的日常语言。这样，在美国参战后，好莱坞的电影公司终于发现，“这些‘流亡电影人’恰恰能结合他们自己在法西斯统治下的个人经历，编写出最好的反纳粹影片剧本，设计出准确无误的德语台词、创造出逼真的艺术气氛”。(98) 因此，这些长期被人遗忘的“流亡电影人”，转眼间涌入了好莱坞，某家电影公司甚至一口气就聘用了100多名流亡者。(99)
据统计，大约有60部电影，即占好莱坞战时出产影片的1／3，反纳粹影片的近2／3，是由这些“流亡电影人”编写、导演或制作的。例如，亚历山大·柯达（Alexander Korda）制作了《犹豫不决》（1942），赫尔曼·米拉科夫斯基（Hermann Millakowsky）制作了《被束缚的女人》（1943），赛莫尔·内本察（Seymour Nebenzahl）制作了《希特勒的疯人院》（1943），阿诺德·普雷斯布尔格（Arnold Pressburger）制作了《刽子手的下场》（1943），格雷戈尔·拉比洛维奇（Gregor Rabinovitch）和欧格内·弗伦克（Eugene Frenke）制作了《三个俄国女孩》（1943），鲁道夫·蒙特（Rudolf Monter）制作了《风中之声》（1944），桑姆·斯皮格尔（Sam Spiegel）制作了《陌生人》（1946）等。这些“流亡电影人”也通常雇佣他们的流亡同伴来拍摄这类电影，仅是以上这7部影片，就有52名流亡者参与其中。他们中的许多人正是通过进入好莱坞，才得到了他们在美国的第一笔存款。(100) 鉴于当时好莱坞的全部工作人员中只有220名制作人，250名导演和800名编剧，讲德语的“流亡电影人”对这种类型片的参与确实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101)
讲德语的流亡音乐家和造型艺术家，由于其艺术作品的“天然世界性”，成为一批能迅速“四海为家”的人。对于他们中的不少人来说，流亡甚至为他们提供了赢得国际名声的机会，许多人都因这场向美国的流亡而成为拥有国际声誉的“世界公民”。至于那些流亡舞台艺术家和“流亡电影人”，他们纯正的德语母语以及他们流亡的苦难经历，在美国参战的特殊背景下，反而成为他们打入“好莱坞”的优势。他们正是通过对具有“世界政治性”的反纳粹电影的制作和参与，才最终融入美国社会之中。这样的经历和结果，往往是他们当年出逃之时所事先没有和无法预见到的。
1933年开始的这场犹太难民流亡潮是德意志极端民族主义对异民族不加区别地强烈排斥的结果。这些讲德语的犹太知识难民是由于被纳粹主义者视为“异民族文化的代表”和“国际主义者”，才遭到无情驱逐的。然而就在德意志文化走向民族极端化的这个时代里，美利坚文化却保持了它的开放性，这反映出这个有移民传统的社会是能够吸收在它看来有用的异民族文化因素的。当然，美利坚文化的这种开放性也并不是无度的，它同样具有某种程度的排斥性，但它对于来自异民族的文化因素，并不是不加区别地一概排斥，而是采取了有选择的吸收和有选择的排斥。这种吸收和排斥是通过对“外来者”提出的一种文化适应上的要求来体现的，并尤为典型地反映在讲德语的流亡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在美国遭遇的“失语性”问题上。
正如人们在这些讲德语的知识难民身上所看到的那样，能否在美国寻求到避难所是一回事，能否在美国继续发挥他们在科学、文化上的影响力则是另一回事。这两者之间的过渡首先取决于他们能否尽快地掌握这个客居国社会的新语言，尤其是他们的职业语言。尽管就流亡者具体个人而言，客观年龄和主观意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新语言的掌握以及他们与美国社会“一体化”的决心，但从流亡群体的总体来看，他们原有的职业和学科专业方向对母语的依赖性以及“国际性”，对他们流亡经历和命运的影响则是更为根本性的。
讲德语的流亡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在克服职业语言障碍上的不同经历与命运，恰恰反映出美利坚文化对外来文化既吸收又排斥的双重面貌。对这些“外来者”提出的语言要求就像一把筛子，它使美利坚文化能过滤掉所有不需要的东西，排斥掉所有不能与之相适应的东西，同时又吸收它所有能加以利用的东西，并为具有适应新环境之能力和意志的“外来者”提供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正是通过这种有选择的吸收与有选择的排斥，美利坚文化才既做到了自身不断的丰富多彩，又维护了自身的核心内核，并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文化国际化”的色彩，最终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
注释：
① Donald P. Kent, The Refugee Intellectual,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Immigrants of 1933-1941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15.
② Norman Bentwich, The Rescue and Achievement of Refugee Scholars, Den Haag: Omniboek, 1953, p. 23.
③ Günther Anders, Die Schrift an der Wand, Tagebücher 1941-1966,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67, S. 90.
④ 例如，讲德语的流亡律师必须重新学习美国法律知识并考取美国的律师资格证；流亡医生必须熟悉美国医疗界的行规并考取美国的行医执照；流亡记者也必须熟悉美国式的新闻写作特点并考取得美国的记者证，甚至连流亡工程师也必须通过考取美国的职业技术证书来重新确认。见Wolfgang Frühwald und Wolfgang Schieder, Hrsg., Leben im Exil, Probleme der Integration deutscher Flüchtlinge im Ausland 1933-1945, Hamburg: Hoffmann und Verlag, 1981, S.241.
⑤ Horst M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 ftsteller, Wissenscha 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84, S. 59.
⑥ Alexander Stephan, Die deutsche Exilliteratur, 1933-1945,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79, S. 67.
⑦ 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eds.,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83, p. 86.
⑧ Richard D. Breitman and Alan M. Kraut, American Refugee Policy and European Jewry, 1933-1945,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31.
⑨ Sigrid Schneider, Deutsche Publizisten in New York,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85, S. 8.
⑩ Günther Anders, Die Schrift an der Wand, Tagebücher 1941-1966, S. 87.
(11) Alfred Dblin, Als ich wiederkam, Olten- Freiburg: Walter Verlag, 1977, S. 433.
(12) Leonhard Frank, Links, wo das Herz ist,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52, S. 191.
(13) Raoul Auernheimer, Das Wirtshaus zur verlorenen Zeit, Erlebnisse und Bekenntnisse, Wien: Ullstein Verlag, 1948, S. 288.
(14) 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Berlin: Duncker und Humbolt, 1955, S. 47.
(15) Horst M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ftsteller, Wissenschaftler und Kii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S. 118.
(16) Carl H. Beck, Die deutsche Exilliteratar, 1933-1945, München, 1979, S. 145.
(17)(18) Fritz Kortner, Aller Tage Abend,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69, S. 247, 107.
(19) Wolfgang Frühwald und Wolfgang Schieder, Hrsg. , Leben im Exil, Probleme der Integration deutscher Flüchtlinge im Ausland 1933-1945, Hamburg, S. 74.
(20) Eva Lips, Rebirth in Liberty, New York: Flamingo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42, p. 34.
(21) Helmut F. Pfanner, Hrsg., Kulturelle Wechselbeziehungen im Exil-Exile across Cultures, Bonn: Bouvier Verlag Herbert Grundmann, 1986, S. 74.
(22) Michel Grunewald, KlausMann 1906-1949, Eine Bibliographie, München: Ellermann Verlag, 1984, S. 145.
(23) Wolfgang Frühwald und Wolfgang Schieder, Hrsg. , Leben im Exil, Probleme der Integration deutscher Flüchtlinge im Ausland 1933-1945, S. 34.
(24) Horst M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 ftsteller, Wissenscha 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S. 57.
(25) Alexander Stephan, Die deutsche Exilliteratur, 1933-1945, S. 215.
(26) Günther Anders, Die Schrift an der Wand, Tagebücher 1941-1966, S. 91.
(27) Wolfgang Frühwald und Wolfgang Schieder, Hrsg., Leben im Exil, Probleme der Integration deutscher Flüchtlinge im Ausland 1933-1945, S. 70.
(28) Elisabeth Bab, Aus zwei Jahrhunderten, Bonn: Boosey und Hawkes Verlag, 1976, S. 194.
(29) Johannes Urzidil, Bekenntnisse eines Pedanten, Erzhlungen und Essays aus dem autobiographischen Nachlaβ,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72, S. 194, 214.
(30) Leo L. Matthias, Die Entdeckung Amerikas Anno 1953 oder das geordnete Chaos, Hamburg: Rowohlt Verlag, 1953, S. 48, 264.
(31) Bergmann Hans Marchwitza, In Frankreich, In Arnerikas, Berlin (Ost): Aufbau Verlag, 1961, S. 296, 305.
(32) Johannes Urzidil, Das groβe Halleluja, München: Langen Müller Verlag, 1951, S. 30, 86.
(33) Horst M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 ftsteller, Wissenscha 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S. 113.
(34) 流亡美国的德国著名语言文学家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rlders）这样说：“我们人人都成为‘结巴’，甚至是两种语言的‘结巴’，因为在我们还没有学会英语的同时，我们的德语却在一块块地脱落，而且大多是悄悄、逐渐地脱落的，以至于我们很少注意到这种丧失。事实上，我们的语言已不再是完整无损的了，我们也不再能摆脱这种可悲的戏弄，因为这是与我们已经破碎的语言存在相一致的。”见Günther Anders, Die Schrift an der Wand, Tagebücher 1941-1966, S.90.
(35) Carl Zuckmayer, Als wrs ein Stiick yon mir, Horen der Freundschaft, Hamburg: Rowohtt Verlag, 1966, S. 553.
(36) 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 S. 58.
(37)(39)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 196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651, 481.
(38) Horst M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ftsteller, Wissenscha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S. 113.
(40) Erich Auerbach, Mimesis, Dargestellte Wirklichkeit in der abendlndischen Literatur, Bern: Franke Verlag, 1946; Erich Auerbach, Introduction aux Etudes de Philologie Roraan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mann Verlag, 1949.
(41) Leo Spitzer, Les Etudes de Style dans les Différents pas in Langue et Littérature, Paris: Gallimard, 1961.
(42) Horst M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ftsteller, Wissenscha 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S. 89.
(43)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p. 607.
(44) Rex Crawford, ed., The Cultural Migration, The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3, p. 111.
(45)(46)(48) Hartmut Lehmann and James J. Sheehan, eds. , An Interrupted Past, German-speaking Refuge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193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20, 82, 89.
(47) Cathering Epstein, A Past Renewed, A Catalog of German-speaking Refuge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1933,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45.
(49) 例如，汉斯·罗特费尔斯（Hans Rothfels）在1951年返回新生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后重新焕发出学术生机，他不仅写出大量的史学名著，还创建了著名的“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因而在1961年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赫斯授予“科学与艺术骑士团勋章”。战后新一代的德国著名史学家特奥多尔·席德（Theodor Schieder）、维尔讷·康泽（Werner Conze）以及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等人都是他的学生。见Georg G. Iggers, “Die deutschen Historiker in der Emigration,”in Bernd Faulenbach, Hrsg., Geschichteswissenschaft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74, S.358.
(50)(51)(52)(53) Hartmut Lehmann and James J. Sheehan, eds., An Interrupted Past, German- speaking Refuge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1933, pp. 97, 99, 132, 173.
(54) James F. Bugental, eds., “Symposium on Karl Bühler's Contributions to Psychology,”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vol. 75, 1966, p. 181.
(55)(56) Ilia Srubar, Hrsg., Exil, Wissenschaft, Identitt. Die Emigration deutscher Sozialwissenscha ftler, 1933-1945,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 78, 87.
(57) 流亡经济学家雅可布·马夏克（Jacob Marschak）1933年被迫流亡时只有35岁，这位海德堡大学年轻的编外讲师幸运地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头一批援救的德国经济学家之一，并被安置在英国牛津大学。在熟练地掌握了英语之后，他于1938年继续流亡到美国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又于1943年被聘为芝加哥大学教授。由于他将数量分析理论成功地引入了经济学，成为美国数量经济学的奠基人，并当选为“美国经济学学会”主席。正是受他学术思想的影响，他当年的科研助手赫尔伯特·A.西蒙（Herbert A. Simon）、劳伦斯·罗伯特·克莱因（Lawrence）以及他的弟子弗兰科·莫迪良尼（Franco Modigliani）都在他去世之后成为新设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见Arjo Klamer, The New Classical Macroecomomics: Conversations with New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Their Opponents, Brighton: Wheatsheaf Books, 1984, p.114.
(58) 流亡政治学家卡尔·W. 多伊奇（Karl W. Deutsch）1938年流亡美国前刚拿到法学博士学位，作为一名26岁的编外讲师，这位从小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犹太人，一到波士顿就有要“快速美国化”的决心，为此，他甚至进入哈佛大学重新攻读美国的博士学位。在熟练地掌握英语后，他将德意志的“普遍主义”与美利坚的“技术主义”相结合，并运用于国际政治学领域，成为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和政治学领域的改革家，并当选为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后又出任国际政治科学学会主席，因而成为“经验性社会研究取得世界性胜利的一位象征性人物”。见Ilja Srubar, Hrsg., Exil, Wissenschaft, Identitt. Die Emigration deutscher Sozialwissenschaftler, ftler, 1933-1945, S.175.
(59) 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 S. 53.
(60) Martin Jay, ed., Permanent E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40.
(61) Theodor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digten Leb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69, S. 1.
(62)(64) Ilia Srubar, Hrsg. ,Exil, Wissenschaft, Identitdt. Die Emigration deutscher Sozialwissenscha ftler, 1933-1945, S. 268, 254.
(63) Martin Jay, ed., Permanent E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 p. 41.
(65)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 1960, p. 448.
(66) 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The Rescue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The Story of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s, New York: Macmillan, 1948, p. 85.
(67) Peter M. Rutkoff, Interview mit Elizabeth Told Stauding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9, S. 28.
(68) Ilia Srubar, Hrsg., Exil, Wissenschaft, Identitt. Die Emigration deutscher Sozialwissenschaftler, 1933-1945, S. 136.
(69) Wolfgang Frühwald und Wolfgang Schieder, Hrsg. , Leben im Exil, Probleme der Integration deutscher Flüchtlinge im Ausland 1933-1945, S. 230.
(70) John H. Willis, “The New School and the War,” 1.3. 1943,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 Record Group 1.1, 200/53/628.
(71)(72)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pp. 237, 200.
(73) 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The Rescue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The Story of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s, p. 16.
(74)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p. 217.
(75) Norman Bentwich, The Rescue and Achievement of Refugee Scholars, The Story of Displaced Scholars and Scientists 1933-1952, p. 13.
(76) Abraham Pais, Einstein Lived He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00.
(77)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p. 221.
(78) Norbert Wiener, IAma Mathematici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64, p. 175.
(79) 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eds.,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p. 206.
(80)(81)(82) Constance Reid, Couran in Gttingen and New York,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1976, pp. 212, 178, 163.
(83)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p. 222.
(84) Alan D. Beyerchen, Scientists under Hitler, Politics and the Physics Community in the Third Reich,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48.
(85) 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eds.,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p. 137.
(86) 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eds.,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p. 146.
(87)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p. 510.
(88)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 1960, p. 516.
(89) Helmut F. Planner, Hrsg., Kulturelle Wechselbeziehungen im Exil-Exile across Cultures, S. 303.
(90) Lotte Jacobi, Einstein Portfolio, New York: Gelain Sliver, 1979, p. 13.
(91) Lee D. Witkin and Barbara London, The Photograph Collector's Guide, New York: Photographic Arts,1984, p. 157.
(92)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 Encyclopedia of Photography, New York: Pound Press, 1984, p. 212.
(93) Helmut F. Planner, Hrsg. , Kulturelle Wechselbeziehungen im Exil- Exile across Cultures, S. 286.
(94) Gisele Freund, The World in My Camera, New York: Dial Press, 1974, p. 250.
(95) 著名流亡作家兼戏剧艺术家弗里兹·科尔特内尔发现：“当一个人成年之后再来学习一门外语，要想完全掌握它是不可能的。他能够学会一门外语的语法和词汇，却不能在语音构成中学会那种色彩，那是一个人还是小孩子时构成的第一发音，任何成年人都克服不了自己语言中的那种方言色彩，唯有那种与自己的母语不可分离的、并与之具有同一性的方言，才代表了一种发音上的完美和自由。”见Fritz Kortner, Aller Tage Abend, S.251.京特·安德斯也指出了这一点：“即使‘新来者’最后学会使用另一种语言，甚至也掌握了它，但在社会上与人交往时，他所采用的这种‘唯一的’讲话形式中，仍然带有他母语中的方言色彩，而这种人，即使取得了美国国籍，也是被‘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很直接地作为‘外国人’来归类的。”见Günther Anders, Die Schrift an der Wand, Tagebücher 1941-1966, S.88.
(96) Helmut F. Planner, Hrsg., Kulturelle Wechselbeziehungen im Exil-Exile across Cultures, 1986, S. 244.
(97) 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eds.,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pp. 105-106.
(98) Jan-Christopher Horak, Fluchtpunkt Hollywood, Eine Dokumentation zur Film-Emigration nach 1933, Münster: Maks Publikationen, 1984, S. 47.
(99) Myron C. Fagan, Moscow over Hollywood, Los Angeles: R. C. Cary, 1948, p. 95.
(100) Helmut F. Planner, Hrsg. , Kulturelle Wechselbeziehungen im Exil-Exile across Cultures, 1986, S. 248.
(101) Leo C. Rosten, Hollywood, The Movie Colony, The Movie Maker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Inc., 1941, pp. 246, 286, 323.
转自《历史研究》(京)2008年6期第167～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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