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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汉民族形成问题论争


    民族问题与国家统一、文化认同等密切相关。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史上,有关民族问题的探讨常常受到学者关注。20世纪50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成为中国古代史若干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即“五朵金花”大讨论中的一朵“金花”。这场讨论持续时间虽然不长,但在20世纪有关民族问题的探讨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讨论
    20世纪初,国人已经逐渐意识到,简单地套用西方民族学理论,很难解释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罗香林等人对中华民族的源流、演变等作了梳理,对民族的定义及其他理论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分别撰写了三部《中国民族史》,这是中国民族史作为一门专史正式确立的标志。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傅斯年等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促使当时很多学者思考民族问题与现实政治的复杂关系。整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前,学界主要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来探讨相关民族问题,对民族的定义、中华民族的独特性等方面都作了阐述,这为50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作了理论上的铺垫。
    新中国成立初期,刘桂五《关于民族定义和汉民族形成问题》(《学习》1950年第1期)、荣孟源《关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问题》(《学习》1950年第12期)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汉族已经形成为民族。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三联书店1951年)认为,中国自秦汉以后,就出现了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1952年,陈郊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中华民族、民族解放运动形成并出现于鸦片战争时代。在此后的争论中,华岗、陈郊仍坚持各自观点。他们二人之所以持有不同观点,主要原因在于各自对民族和民族运动的定义有所不同。陈柏荣也认为华岗的观点有可商榷之处,资本主义以前并没有民族的存在。不过,当时的民族问题研究“还未形成热点”。
    汉民族形成诸问题之争
    1952年,苏联历史学家格·叶菲莫夫在访华期间,与中国学者谈到了他在苏联所作的报告《论中国民族的形成》,介绍了其中有关民族理论的看法。1953年,该报告发表于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并被译成中文,刊于《民族问题译丛》1954年第2辑。该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民族曾具有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民族所固有的许多特点,它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形成的”。此文引起中国史学界关注。叶菲莫夫沿用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得出“中国民族”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形成”这一结论,与中国的历史实际、中国现实民族认同理念和民族政策发生抵牾。因此,中国的历史学家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范文澜于《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认为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他阐述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关键词就是中国历史的“独特”二字,认为汉族自秦汉以下“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
    该文发表后,引发了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热潮,讨论范围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扩展到全国,《历史研究》《新建设》《教学与研究》等刊物发表了系列文章。1957年5月,《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全面反映了当时对该问题讨论的情形。关于汉民族形成的时限,大体形成四种意见:秦汉之际形成说、明代后期形成说、清代形成说、鸦片战争后形成说,代表人物分别是范文澜、杨则俊、康拉德、叶菲莫夫。当时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就是否赞同范文澜的观点而言,又可分为两部分,论辩焦点集中于汉民族形成的时限以及是否为资产阶级民族。
    具有深远影响
    审视20世纪50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对民族、国家、族群等概念的辨析,是探讨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关键,对民族所下的定义不同,对相同问题的探讨便会得出不同结论;第二,对该问题的讨论,是在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四个特征的定义下进行的,虽然论辩双方的观点有所不同,但都没有跳出“民族”这一定义;第三,虽然这场讨论主要关注汉民族的形成问题,但在讨论过程中,学者们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形成与演进也有所探讨;第四,对该问题的探讨与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具有紧密关系,针对叶菲莫夫的观点,中国学者有所回应,后因中苏关系恶化等因素,讨论未能继续下去。
    50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及成果,对60年代关于民族译名统一问题的讨论,以及80年代后关于民族问题的继续探讨,具有启发作用。80年代后,翁独健、白寿彝、费孝通等围绕中国历史上民族的“多”与“一”的关系、民族间的“和亲”现象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首章即探讨了民族理论问题。与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有关的著述对汉民族的形成、民族共同体等问题均有述及。
    虽然在持续时间及成果数量上,与其他四朵“金花”相比,“汉民族形成问题”这朵“金花”在50年代“昙花一现”,但从80年代起直到现在,历史文化认同、多民族统一发展、国家及民族起源等重大理论问题日益成为热点,其学术意义影响深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