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元彬：机制洋纱引发云贵内外市场联动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7:11:46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熊元彬 参加讨论
棉纺织业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主要产业，“棉纺织品也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领海外市场的主要商品，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棉纺织品市场上的争夺也尤为突出”。云贵地区的棉纺织原料及布匹“都仰给于外省”，机制洋纱的输入对当地产生了重要影响。 洋纱冲击传统手工业 工业革命始于英国棉纺织业，英国洋纱在云贵最初仅用作花边，后用作织布所需的经纬线。1842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规定广州、上海等五处口岸“贸易通商无碍”。此后，英国洋纱不断输入广州等地。1851年，两广客商将英国机制洋纱从广州转销至云贵，“初到安顺售卖时”，每箱价格约生银60两。安顺“本地机房购以织布，所成布匹较用土纱织成者为优，极受用户欢迎，销场遂日益扩大”。例如，咸丰以前，贵州省平坝县民众“自纺土纱织布”，同治以来“始则改用洋纱”。 咸同以前，云贵城乡居民使用土线织土布，几乎“全境所需布匹，都仰给于外省”。但是，“迨洋纱入口，织者遂不用土线，纺者亦因之而失业”。云南府以东及东北一带的民众“除了购买洋纱外，无力购买任何洋布。他们尽管很穷，但必须穿衣，而购买粗的进口纱在自己家里织成布，是他们蔽风寒的最便宜的方法”。由此可见，质优价廉的洋纱在云贵具有较大的发展市场，“当地用这种洋纱纺织的愈来愈多”。 云贵对洋纱的需求量极大，其中“外国棉纱之消费地，以云南省为最”。19世纪末20世纪初，洋纱在云贵的销量继续增加，“蒸蒸日上，销行愈广”。在贵州，“过去是从汉口和广西输入大量棉花的，而现在唯一的原料就是印度纱，不论经线和纬线都同样用印度纱纺成”。在大理的龙街，每逢辰日集市之时，每街销售洋纱、土布均有百余驮；狗街每当戌日集市之时，仍以洋纱、土布为大宗，与龙街一样。 此外，洋纱还对少数民族乡村造成了很大影响，如在苗族地区，随着英国棉纱、棉布的大量输入，“苗族农民衣料多改用洋布”。云南省德宏的景颇族原来“都自己植棉纺纱，近几十年来，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棉花的种植很快就绝迹了”。贵州的水族、苗族、布依族，“他们特别喜欢（兴义所产的）这种结实保暖的大布”。织带业产品有花带、板带、襁带（背肩带）、脚带等数种，其纱线原料原为妇女自纺，但是“自洋纱输入后，亦已逐渐改用洋纱”。 即使是村野农民的家庭织布，“亦必取用洋纱，手工纺纱遂尔消减矣”。在贵州省桐梓县，洋纱输入之前，“棉麻亦足敷用”，洋纱输入后，棉麻与洋纱相互掺杂，棉麻备受排挤，以致“日趋于薄，土花之韧棉无人过问”。 列强竞相抢占云贵市场 随着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不断深入，外国洋纱在云贵等市场展开了激烈争夺。1851年英国机制洋纱输入云贵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19世纪90年代，来自英属印度的洋纱逐渐取代英国机制洋纱。甲午战争后，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不断加深，20世纪初，日本纱在云贵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 英国洋纱较细，无法满足川滇黔等地织布所需。于是，英国在其殖民地印度对洋纱进行改良，并大力筹建棉纺工厂，从而使大量洋纱输入云贵等地。据统计，1872—1892年，贵州全省洋纱输入量至少增长25倍。洋纱的输入“促成了织布业中变革，印度棉纱很快的代替了土纱”。1896—1897年法国布莱克商团在考察云南时，一位王姓银行家告诉考察团：“棉纱业正在迅速增长，现在云南南部，全体人民都是穿的印度棉纱织成的布”。 与英国纱相比，印度纱更为适合云贵地区的需求，而且在原料成本、运费等方面占有优势。据统计，印度纱在中国的市价通常比同级英国纱低10%左右，因而更具竞争力，销量迅速上升。19世纪70年代，进入中国的印度纱年均不过100万磅。20年以后，则猛增至118000万磅。在质量上，东京纱比印度纱“尤为齐整，故价值稍高”。中国普通民众购买力有限，因而在购买洋纱之时，通常“不论齐整，总以价贱为妙”。因此，在销量方面，印度纱比东京纱为多。例如，1909年云南省蒙自棉纱进口值中，印度棉纱占75%，东京纱仅占25%。 甲午战争是日本纱取代印度纱主导地位的转折点。1890年前后，黄草坝成为贵州洋纱销售的第二大市场，织布的经、纬都大量使用印度纱，每年销售约40万磅。但是，1895年《马关条约》允准日本在华设厂后，日本在华纺纱厂数量激增。1902年，东京棉纱逐渐销于新兴州、云南府及贵州普安厅等处。1901—1911年，贵州使用的日本洋纱占棉纱销量的80%，日本纱排挤印度纱“而居首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利用欧美列强忙于欧战之机，强化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加大向中国推销棉纱的力度。因此，印度纱在云贵地区的销量逐渐下滑。时至1924年，印度纱在云南市场的优势地位已被日本纱取代。1928年以后，印度纱与日本纱在云南的销量波动较大。据1928年海关报告，输入昆明的洋纱量为134558担。20世纪30年代中期，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每年输入贵州的洋纱约在12580包，其中日本纱占据优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抵制日寇，国人拒绝购买日本纱，从而使印度纱在云南的优势地位再次凸显，继而取代了日本纱在云贵市场的地位。 国产纱竞争力日益增强 在工业化和国货运动等合力作用下，中国沿海、沿边地区的近代化得到了较快发展，国产纱转销于云贵等内地市场，促进了云贵棉纺织业发展。1929年国产纱输入云南之后，销量呈逐步增加趋势。30年代初，每年输入贵州的国产纱价值200万余元。1936年，输入贵州的国产纱约为8000余箱，主要销售于贵阳及黔西一带。在国货运动的抵制下，洋纱销售量大大下降。1936年后，国产纱不断输入云贵，“棉织品之进口已不复重要”。随着上海等地工业的不断发展，国产纱的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洋货无从竞争”。 国货运动使原本“完全日货”的纺织品，换成了“中国某工厂制造的商标，变成完全国货”，“通销全国”。据统计，1935年，中国纱线总产量2288357件（每件重190公斤）。其中，华厂占1595915件，日厂共计617442件，英厂仅有75000件，分别占总产量的70%、27%、3%。 国产纱产量的增加不仅弥补了云贵棉料的不足，而且加强了区域间市场的联动和资源的整合。虽然云贵交通不便，但是在国货运动的推动下，商人在经销湘黔贸易的过程中仍可获利。1934年，从湖南运销贵州的军服布每套成本不及1元，因而“黔方公司竟居为奇货”，每套售价1.8元，“利益之优，可以想见”。不仅商人有利可图，而且亦“尤为彼省所乐销”，通常每件棉纱在贵州可售300元，最高时则可售350—360元。即使按照每件300元计，除去约60元的运费、税款及护解等之外，亦可获利40—50元。 综上所述，作为手工业中最为典型的棉纺织业，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机制洋纱逐步取代传统的棉料，加速了织布业的发展。当然，随着工业革命在全球的推动，各国机制洋纱在云贵市场的竞争不断加剧，并最终在国货运动的推动下，上海等地的国产纱也相继转销至云贵市场，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云贵与国内外市场的联动和资源整合。 （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中国近现代手工业史及资料整理研究”（14ZDB047）、2016年湖南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和2016年湖南省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晚清湖南手工业研究”（16YBQ06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石刻文献整理方法刍议
- 下一篇：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近代中外条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