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朝鲜战争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外政策力求保持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平衡，这在美国对韩政策上则体现为裁减韩军规模和驻韩美军的“现代化”。在驻韩美军装备核武器问题上，美国国务院因顾及西方盟国的反对、李承晚借机“北进”等因素而犹豫不决，而国防部则希望尽快部署以提升美军威慑力，维持南北军事平衡；在此问题上，双方进行了持久的争论。在美韩就裁减韩军的谈判过程中，李承晚抵制裁军的顽固态度最终推动国务院接受国防部的意见，以在韩部署核武器换取韩国同意裁减韩军。至此，华盛顿最终作出了在韩国部署核武器的重大决策。
关 键 词：艾森豪威尔 驻韩美军 核部署 朝鲜半岛
作者简介：陈波，华东师范大学冷战与当代世界研究所讲师。
1953年11月17日，美国与韩国在华盛顿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正式建立军事同盟。1954年-1960年，特别是艾森豪威尔第二届总统任期内，美国对国家安全政策作出局部调整。至于美国在韩军事部署，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两项事务是驻韩美军装备“现代化”与韩军裁减。所谓“现代化”是指更新驻韩美军的武器装备，包括秘密引入可携带核弹头的双用武器。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五角大楼与国务院的意见并不一致。军方认为，向驻韩美军提供核装备可以提高对“亚洲共产主义”的威慑力；而国务院则忧虑这样做会遭到西方盟国的反对，并担心被时常威胁“武力北进”的李承晚拖入一场“核大战”。
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01次到第334次会议，双方展开了近十个月的争论。就在两个部门争执不下之时，同步进行的韩军裁减事务因李承晚的顽固抵制而毫无进展。这便推动了国务院将部署核武器与韩军裁减两项政策结合起来：一心想推动裁军的杜勒斯最终同意核部署，一方面是为了换取李承晚的同意，从而维护缔结不久的美韩军事同盟关系；另一方面，部署核装备可以节约海外军事开支，从而贯彻艾森豪威尔政府关于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大平衡”的战略构想。
关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韩部署核武器，现有研究散见于两类著述。第一类是美韩关系史专著或论文集，详于美国军事部署调整的描述，而略于核部署的交代，尤其没有将核部署从所谓的驻韩美军“现代化”问题中分离出来；①另一类研究则多于核危机现实困境的呼应，而少于对核部署史，特别是美国高层决策过程的分析。②上述研究的缺憾是相对忽视了美国决策高层围绕裁减韩军和驻韩美军现代化问题而展开的旷日持久的争论。近年来，美国相关档案的部分解密使探讨美国在韩核部署的决策过程成为可能：除《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之外，1999年公开的国防部文件《核武器监管与部署史：1945年7月至1977年9月》(History of the Custody and Deployment of Nuclear Weapons(U)：July 1945 Trough September 1977)，尽管隐去了很多信息，但仍然是了解冷战时期美国核部署历史的重要文献；《国家安全委员会记录系列文件》(Minutes of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有关部分披露了决策高层讨论在韩核部署的决策过程；《国务院有关韩国内部事务的文献》(Records of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Korea)则提供了韩国政府对裁军及核部署的反应等内容。本文旨在利用上述档案，力图再现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的复杂的决策过程，进而揭示冷战时期美国在盟国部署核武器所面临的政治禁忌。
一、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国家安全政策的局部调整
艾森豪威尔上台之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会”)便制定了反映国家安全基本政策的NSC162/2号文件，主张在保持国内财政健康运行的情况下，通过突出核武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以“大规模报复能力”促进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威慑。之后，NSC5422号、NSC5440/1号和NSC5501号文件又相继出台，对总体的对外战略进行反思和调整。随着苏联军事技术和战略力量的发展，特别是其1953年8月成功进行热核试验之后，美国越来越担心美苏之间可能出现“核均势”，从而导致依靠全面核报复来威慑局部战争的军事战略失效。况且，在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台海危机中两次试图动用核武器的决策也因为各种限制性因素而流产。这一切都促使美国决策者重新审视“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可行性。同时，财政预算“大平衡”的思想又决定了不可能回到完全依赖常规力量的老路。因此，美国将希望寄托在“核武器”常规化上，也就是大力发展战术核武器，使两种力量之间的界限模糊化，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这些武器部署到海外军事基地，以“局部威慑”作为“大规模报复”的补充。
作为NSC162/2号文件的延续，1955年1月出台的NSC5501号文件，在“形势评估”中对苏联军事实力的提升作了明确评估，认为苏联发射核武器的能力正在增强，“在未来的五年中，将具备摧毁美国的打击力量以及洲际导弹的生产能力”，美苏双方将形成相互威慑的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不会爆发，因此，增强盟国的常规力量仍有必要。对于中国的判断，文件特别强调中国领先于其他亚洲国家的工业化速度，“将对无法保持经济进步的自由亚洲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美国决策者还意识到西方盟国由于核战争、对华政策和苏联的和平攻势而产生的分裂倾向。③
次年2月制定的NSC5602号文件基本继承了NSC5501号文件的精神。1957年6月初的NSC5707/8号文件则表明美国的军事战略将坚持以核报复能力作为战略重心，认为可以同其他武器一样使用，但不完全倚仗核武器。文件还一如既往地强调盟国对于美国安全的重要性——他们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和军事基地。对于向盟国输出新式武器，NSC5602号文件规定的是“非核武器”，而NSC5707/8号文件则突破了核限制，指明可以“包括少量核原件的核武器系统”。此外，在军事援助政策方面，除了继续按照军事力量贡献比例提供军援之外，对欧洲以外的盟国，美国将通过以下措施减少他们的援助需求：(1)根据经济能力和外部威胁程度，减少当地军队的数量；(2)强化警察作为保障国内安全的力量。④
1958年5月5日制定的NSC5810/1号文件再次体现了美国决策高层对大规模报复战略适用性的争论，即“对美国大规模核能力能否保障自由世界安全利益的怀疑有所增长”。在军事战略方面，新文件提出增加核武库中“清洁武器”的比重，其实就是增加战术核武器的储备，以在局部战争中更加灵活地作出反应。而且，“经总统批准可以使用生化武器”。⑤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国家安全政策的局部调整自然会渗透到美国对韩军事战略和军援政策的制定过程之中。1955年2月制定的NSC5514号对韩政策文件在军事援助方面设定的前提是：韩国系美国的军事同盟。为了提高韩国的实力地位，除了加强韩国现役军队的战斗力之外，美国还应增加预备役军队的援助数额，从而适时裁减现役军队规模；推动相关国家在韩利益，维护联合政策声明的有效性。⑥
NSC5514号文件在1956年没有重新修订，不过有两次重要的重审。随着改善驻韩美军及韩军装备被提上议事日程，国务院与军方就这一问题的分歧也浮出水面。行动协调委员会(OCB)⑦7月18日的进展报告认为，在军事方面，美国通过灵活解释停战协定来更新装备的想法可能会遇到西方盟国的不良反应。⑧10月11日，参联会则向国防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未来两年内韩国的军事部署：美军由2个步兵师，一个轰炸机编队组成；韩国陆军减少为16个步兵师，14个预备役师，辅以一定数量的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备忘录认为，上述军事调整的前提是提高美军的装备标准。⑨行动协调委员会和参联会的这两份文件确定了1956-1957年美国对韩政策的主要议题是在韩军事部署：驻韩美军装备更新和韩军裁减。
为使上述文件更为具体，1957年1月出台的NSC5702号文件根据韩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状况，提出了四种选择方案。方案A主张继续当前的部署方案，韩军包括20个现役师和10个预备役师、3个战斗机—轰炸机编队以及3个在训战斗机编队、一个海军师和海军陆战队；美军包括2个陆军师和3个战斗机—轰炸机编队。方案B提出向驻韩美军提供双用武器，⑩将韩军20个现役师中的4个转入预备役，将3个战斗机编队转换成喷气式飞机编队。方案C将20个现役师中的10个分三年期转入预备役，并向韩军及美军提供双用武器，将3个战斗机编队转换成喷气式飞机编队。方案D包括分三年期将10个现役师转入预备役，增强韩国空军力量，只向美军提供双用武器。(11)
除了在韩部署两个师的美军和少量空军之外，经修订的NSC5702/2号文件主张进一步改善韩军装备。对于1958年度的军援规模，文件表示要继续同韩国政府谈判，争取裁减四个师的韩军，作为提供美国援助喷气式战机和新式交通及通信装备的交换条件，并考虑驻韩美军的“现代化”问题。由于国务院和军方对在韩部署双用武器存在分歧，所以文件规定该问题须在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协商之后由总统决定。(12)
总体而言，艾森豪威尔政府力图贯彻其上台伊始制定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大平衡”的方针。在不减少对中国和朝鲜军事威慑力的前提下，美国希望逐步削减对韩援助规模，并敦促韩国将有限的援助资源投入到经济重建上来。最初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应付全面战争和有限的局部战争双重威胁方面存在操作上的困难，(13)主要原因是：决策层内部的争论从未休止；盟国对使用核武器始终抱有怀疑甚至抵触情绪；苏联核力量的稳步增长。而发展小型的战术核武器并部署到盟国不失为一种替代选择，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强美国在地区层面的威慑力，还可以相应减少对该地区的军事援助，从而节省防务支出。美国向海外军事基地部署核武器正是这一系列政策调整的产物。
二、美国政府围绕在韩部署核装备的争论
朝鲜战争期间，驻韩美军一度增至360 000人。停战协定签署后，美国陆续撤出在韩驻军，至1955年5月，美军人数降至两个师约60 000人。(14)驻军规模的减少意味着对朝鲜威慑力的降低，因此美国军方试图寻求替代方案：加快驻韩美军和韩军装备的更新。
关于这个问题，美国首先要考虑《朝鲜停战协定》13d条款(15)对更新装备的限制。远东司令官莱曼·莱姆尼策(Lyman L. Lemnitzer)曾抱怨过时的武器让他捉襟见肘。(16)若是突破限制，国务院又不得不顾及盟国的感受。1956年7月，东北亚事务科代理科长霍华德·帕森斯(Howard Parsons)会见英国使馆官员，后者尽管对美国立场表示同情，但是担心更新装备会有消极后果。因此，他们建议采取秘密的方式或者缓期实行。英方特别询问了引入新装备是否会助长李承晚武力统一的野心，以及美国能否控制他。帕森斯回答，从过去三、四年的记录可以看出李承晚不会贸然行动，引进新装备不会破坏现状。(17)其实，暂缓更新也是国务院的基本想法，他们希望合理解释13d条款，按照制式和性能一对一地更换装备。因此，他们对陆军部8月底提供的清单中包括核武器着实吃惊，认为那样“会带来严重后果”。(18)
9月11日，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Walter Robertson)(19)与参联会主席阿瑟·雷福德(Arthur W. Radford)等人就装备更新和引入核武器进行了讨论。军方主张立即着手引进包括核武器在内的装备，认为这与NSC5514号文件并不相悖，还可以降低美国对韩援助的成本。罗伯逊则坚持军事政策应建立在遵守停战协定的基础上，更新装备不能突破13d条款的限制。(20)20日，在国安会第297次会议上，决策高层集中讨论了美国全球战略与局部利益的冲突。话题是由对外援助规模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压力引出的。艾森豪威尔抱怨每年在韩国近10亿美元的花费太多，并说“国家越穷越是穷兵黩武”。军方却一再强调北方军备建设的速度，希望加大对韩国的投入。其他官员有的表示韩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堪忧，有的认为军方不应在真空中思考这个问题，还有人则干脆说：“对于韩国这个例子，美国正在支持一个失败者。”(21)
与此相一致的是，随着美国对自身财政和韩国经济状况的关注不断增加，裁减韩军的计划被提上了日程。于是，军方要求加快装备更新的理由更加充分。10月11日，参联会一致认为如果驻韩美军实现“现代化”甚至引入核装备，就可以考虑韩国军队裁减问题。(22)在26日召开的国安会第301次会议上，与会者着重讨论了“普罗克诺报告”(23)与美国对外援助政策。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赫伯特·普罗克诺(Herbert Prochnow)将报告归纳为五个结论：对所调研的六个国家和地区的援助成本很大；他们无法支撑现有的军事规模；即使包括现有美国军援，他们的防务与苏联集团相比仍算不上占有优势；即使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下，他们的经济增长仍十分缓慢；美国在援外问题上将会遇到很大困难。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在座各位都相信美国的军事援助过于庞大，但问题是“如何削减它而不会引发政治震动”。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George Humphrey)则警告：“援外开销是本届政府面对的最紧要问题”，并建议在大选后修订援助政策。杜勒斯以韩国为例说，人人都清楚韩国不需要20个师的兵力，但是“想出削减韩军的办法何其困难”。此时，国防部副部长鲁本·罗伯逊(Reuben Robertson)提醒道，在他访问意大利时，该国防部长曾表示意大利人民对驻意美军拥有核武器反应良好，因此他建议可以将上述问题与之联系起来，“如果美国保证驻韩美军装备核武器，李承晚总统也许会同意裁减韩军”。面对会议上的悲观情绪，雷福德认为提供防御性的核武器不会遭到反对。(24)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在于，美国决策高层在反思对部分国家的援助政策未达到预期效果时，部署核武器成了摆脱困境的一种选择。
其实早在10月1日，朝鲜事务科科长戴维·尼斯(David Nes)就曾向帕森斯递交了一份长篇备忘录，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指出韩军保持一定规模的重要性。尼斯认为，作为一个新兴国家，韩国面临着政局不稳和被共产党颠覆的危险，这两者都被李承晚控制的威权式的或者说“半警察”的政权阻遏了，其基石就是韩国军队。同时，军队也是韩国经济的刺激因素之一，裁军无疑会加剧失业。但是，备忘录认为，如果美国能够引入新装备，所有的消极影响都会降到最低。“因此，美国和韩国军队的规模都与‘现代化’问题密不可分。除非我们准备引入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新装备，否则对美军或韩军的裁减都将削弱美国在韩国的目标和远东的地位。”(25)一个月后，预算局国际处处长罗伯特·梅西(Robert Macy)提交访韩报告，全面分析了韩国的经济和安全形势。报告认为，韩国的经济状况不佳，军队防御能力尚可。“与其他地方相比，共产党再次入侵的可能性并不大”，若不削减军队规模，韩国政府的防务支出将会增加。报告最后提出建议，“应将我们集中于防御的计划转向更多地强调国内形势”。(26)梅西报告从韩国经济状况出发，强调了裁军的必要性。而尼斯备忘录则提出了一种既不损害美国在韩利益，又可节省海外支出的方案。以国安会第301次会议和这两份文件为标志，驻韩美军“现代化”问题与韩军裁减正式结合起来。
不过，国务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还是很谨慎。11月7日，帕森斯致电驻韩使馆表明了国务院的立场：“只可有确切证据表明中朝违反了停战协定之后再引入……(约一行文本未解密——引者注)武器，因为这一在韩国的‘新面貌’将会导致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的修订，长、短期目标都要修改”。(27)11月底，国务院和国防部在部署双用武器280毫米火炮和“忠实约翰”火箭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东北亚事务科反对的理由是担心引起盟国特别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不良反应。而且，引入新式武器显然破坏了停战协定。(28)驻韩使馆的看法则居于二者之间，倾向于部署双用武器但不携带核弹头。(29)12月18日，美国总统批准了将海外驻军由19个师减少到17个，驻韩国的两个师被暂时排除在外。(30)
在1957年1月31日召开的国安会第311次会议上，与会者再次讨论了对韩援助与军事部署问题，并就NSC5702号文件提出的四种方案进行分析。杜勒斯认为，韩国的军事安排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韩国国内形势；二是停战协定。(31)制止侵略的有效手段是核威慑，以及美国摧毁中国和朝鲜主要工业的能力。“大幅度削减韩国可见的军事力量将导致严重的国内反应。最能消除韩国人疑虑的方式莫过于装备原子武器，尽管这一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所以，国务卿支持方案B，即向驻韩美军提供“常规—核武器双用装备”，将20个现役师中的4个转入预备役，以及3个战斗机编队转换成喷气式飞机编队。(32)
但时隔数月，一度赞成向韩国引入双用武器的杜勒斯又退回到原来的立场，认为“现代化”应该得到盟国的支持。他担心过快地在远东部署核武器会在日本民众中产生不良反应而损害美日关系，同时李承晚可能以美方违反停战协定为契机武力北进。因此，杜勒斯坚持“如果引入计划不是为了裁减韩军和削减预算的目的，本人是不会批准的”。(33)军方一直力推的驻韩美军“现代化”方案再次受挫，同步进行的韩军裁减谈判也遭到了韩国政府的顽固抵制而毫无进展。李承晚对裁军的态度成为美国在韩部署核武器的重要推动力，国务院不得不以装备核武器作为交换条件，获取韩国政府同意裁军。
三、李承晚政府、韩军裁减与华盛顿的核部署决策
对于朝鲜停战后韩军的规模，1953年上半年制定的NSC147号文件规定为20个现役师和一定数量的海军和空军。(34)同年的NSC157和170/1号均继承了这一规定。尽管1953年10月和1954年3月，韩国政府两度要求美国援建韩军到35—40个师，但均没有如愿。(35)1954年7月底，美韩首脑会晤就军队规模达成一致：韩军保持总人数71.5万人，其中陆军65.5万人，并开始筹建预备役部队。(36)在会晤期间召开的国安会第208次会议上，杜勒斯对改善韩国空军装备的建议持保留意见：“当美国给蒋介石这些装备的时候，我们有言在先，未经许可不得用于中国大陆。……如果我们给韩国人飞机，他们会去轰炸鸭绿江。我们不应把飞机给那些目标与我们不同、以邻为壑甚至能从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渔利的国家。”(37)1955年的韩军规模最终以11月修订《共同谅解备忘录》的形式确定下来。(38)
NSC5514号对韩政策文件表示要继续促进韩国作为军事盟国的发展，将强化韩军现役部队战斗力、增加预备役部队与适时裁军结合起来。(39)裁减现役军队成为美国对韩军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55年5月底，在致罗伯逊的电报中，驻韩大使威廉·莱西(William Lacy)分析了裁减韩军的内外影响：“在韩国的军事部署无疑是朝鲜半岛最强大的、唯一的稳定力量。同时，它也是远东地区总体局势的重要政治因素。……因此，减少韩军规模在整个远东地区都会产生震动。”而对美韩同盟内部关系来说，裁军“会使我们同韩国政府的关系变得更加困难。美国对其事务的影响力也将大幅降低，包括对其武力统一目标所能施加的限制。……这一限制的主要方面就是美国民事和军事官员同韩国军方领导人建立的关系。”裁军还会对韩国社会稳定造成冲击，“因为能够获得美国军事援助一直是李承晚维持强大政治力量的源泉之一。”考虑到1956年韩国大选在即，大使馆对华盛顿设定的裁军时机表示怀疑。(40)然而，军方裁减韩军的愿望是强烈的。9月6日，远东司令官莱姆尼策甚至向参联会提交了未来几年韩军裁减的步骤。(41)1955年下半年，李承晚借中立国监察委员会问题发起反美运动。期间，美国通过韩国军方得到李承晚不会重新挑起战争的保证。这种事态使决策层认识到大使馆5月份报告的正确性：韩军裁减事务不宜操之过急。而且，对驻韩美军“现代化”问题各执一词的美国高官们也无暇顾及裁军一事。
1956年下半年波匈事件爆发，苏联对东欧盟国使用武力，而美国并没有实施“解放”战略瓦解社会主义阵营。李承晚在东欧危机期间，再次打出北进的旗号，动员民众示威游行，“声援匈牙利人民”，并号召“北朝鲜同胞起义”。(42)11月初，他向莱西透露“正在拟定行动计划”。(43)对此，艾森豪威尔在国安会上表示，必须明确向李承晚表明美国人是不会受讹诈的，他已经厌烦了这些“下小注的独裁者”(penny ante dictators)。(44)12月，在与来访的罗伯逊会晤时，李承晚再次提出废除停战协定，并指责美国在匈牙利事件上袖手旁观。罗伯逊再次告诫他，如果韩国发动战争，是不会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支持的。(45)韩国政府的动向直接导致美国军方放缓了军事部署的步伐。1957年1月4日，参联会向威尔逊递交一份备忘录，建议缓行美军重新部署计划，认为联合司令部对韩军实施的控制既是对共产党侵略的遏制，也是对韩国单方面行动的威慑。军方认为在韩国部署核武器之前不宜减少美军和韩军数量。(46)
如前所述，1957年春，杜勒斯在部署核武器的问题上回归保守。有鉴于此，在6月13日召开的国安会第326次会议上，军方和其他国务院官员都极力劝说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罗伯特·卡特勒(Robert Cutler)说装备计划将在四年内为美国节省1.27亿美元。杜勒斯表示可以同韩国谈判，以更新美军装备换取韩国裁减现役部队，但不能引入那两种“魔鬼武器”。(47)雷福德首先考虑的是韩国的安全，其次是李承晚反对裁军，而且裁减可能导致他们要求由韩国人担任总司令，而部署核武器就可使这些问题迎刃而解。杜勒斯强调，美国显然没有足够的钱来同时维持核威慑能力和大规模的军队，如果要部署这两种武器就必须大幅度减少韩国军队。最后在卡特勒的建议下，国安会作出行动指令，准备公开发表向韩国引入“新装备”的声明；同时指示驻韩大使道林和莱姆尼策与李承晚谈判，以加强韩国空军和驻韩美军“现代化”作为裁军条件。(48)
21日，联合国军代表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宣布将不再遵守停战协定13d条款。(49)当天，道林和莱姆尼策按照参联会和国防部的指示(50)会见李承晚。在顺序上，莱姆尼策先说美军将要实现装备更新，再提出韩军的改善计划，最后才说到裁军问题。道林顺势强调改善计划取决于韩军的裁减。李承晚虽对废除13d条款表示高兴，但是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裁军，“至少等到他看到关于‘现代化’数量和规模的具体信息，特别是针对韩国军队”。(51)24日，李承晚致信艾森豪威尔，将裁军问题同其北进统一的政治目标相联系，并称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韩国必须保持现有的军队规模。李承晚还借机在信中提出了“韩军的现代化”问题。(52)显然，他希望核武器能够装备韩军。
意识到国务院在部署双用武器问题上顾虑重重，莱姆尼策在月底致电陆军部时强调，“李承晚和韩国政府看到美国在‘现代化’问题上有所保留，这将增加我们劝说韩国裁军的难度”。(53)7月17日，参联会根据莱姆尼策的看法，敦促国防部长会同国务卿争取总统授权引入上述两种武器，并将李承晚因素放在了首位。(54)与此同时，国会正在审议行政部门提交的年度预算，随时可能削减援外拨款。27日，韩国驻美大使杨幼善就此拜会罗伯逊。后者借机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现役军队，节省下来的援助可用于韩国经济建设。“为了达到减员但不减实力的目的，可以考虑(部署)核武器。”同时，罗伯逊强调“有核”不等于“用核”，“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用核武器来打，就会引发大规模破坏，出现核冬天”。杨幼善转达了李承晚的要求：如果剩余的韩军能够装备与美军同等的武器，他可以接受裁减。罗伯逊立即回答说，美国政府是不会接受韩军装备核武器的。(55)美国不仅坚决反对韩军拥有核武器，还担心韩国重新挑起战争引发核大战。因此，美军装备核武器意味着华盛顿将更严格地控制李承晚的行为，罗伯逊“用核”的谈话是在给韩国“打预防针”。
8月8日，国安会第334次会议对NSC5702/2号文件进行了讨论。为了结束国务院同军方在部署核武器上的争吵，文件规定在韩核部署问题将由国务卿会同国防部长提出，最终交由总统定夺。杜勒斯表示，国会削减了对外援助拨款，如果韩军维持现有规模，美国则必须减少其他地方的援助份额。“如果李承晚不同意裁军，美国就不能在目前引入……(约一行文本未解密——引者注)”未来引入的时机由总统决定，具体“将取决于李对裁军的态度”。莱姆尼策认为，如果不引入双用武器，美军就无法真正实现装备“现代化”。总统总结道，杜勒斯和莱姆尼策的区别其实就是如果李承晚接受裁军，美国就同意部署那两种武器。卡特勒说这正是文件的主旨所在。(56)从这次会议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在韩部署核武器的决策逻辑：军方主要以美国安全利益为由，希望借“现代化”保持对朝鲜的均势甚至优势；而以杜勒斯为代表的国务院则从美国财政预算、韩国的经济状况以及李承晚反对裁军的态度出发，认为部署核武器是换取韩军裁减、改善韩国经济状况的一种手段。按照该文件的规定，在韩国部署核武器的时间表将与美韩裁军谈判进程挂钩。
经过双方近三年的谈判，韩国终于在1958年2月底原则上同意了美国的裁军建议。(57)于是，NSC5702/2号文件中有关核部署的决议生效。当然，“美国官员清楚在韩国部署核武器(即使不掌握在韩国人手中)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美国官员不会让韩国人实际控制它们。而且，双用武器可以起到双重作用：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和制约李承晚的单方面行动”。(58)至于在韩核武器的实际部署，以现在可见档案来看，尚存1957年底和1958年初两种说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1958年2月驻韩美军已经开始对280毫米火炮和“忠实约翰”地地导弹进行了试射。此后，美军不断更换核装备的制式，直至1991年年底分批次撤出所有核武器。
四、结论：美国部署核武器的“威慑”与“禁忌”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韩国部署核武器的决策史昭示出冷战时期美国政府高层核决策的复杂性。核决策不仅涉及在危机事件中是否使用核武器，还包括在海外部署核装备的决策过程。该过程体现了核武器作为一种遏制手段，其部署如同使用一样，在决策过程中存在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的争议。(59)这些争议往往是华盛顿使用或部署核武器存在“禁忌”的主要顾虑。在韩核部署的决策过程——如同朝鲜战争、台海危机中的核决策一样，反映出美国向海外部署核武器存在着“威慑”与“禁忌”的两重性。华盛顿一方面希望通过核部署来真正实现核武器的“威慑”作用，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应付决策高层的内部分歧、西方盟友的反对以及某些“小伙伴”的自利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李承晚政权在美国核部署决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决定部署之前，韩国政府可能借核武器武力北进是杜勒斯的顾虑之一，而在决策过程中，华盛顿不得不将李承晚强烈抵制韩军裁减的行为考虑在内，最终决定以“现代化”换取其同意裁军。(60)在核部署之后，美国对韩国政府的军事动向更加敏感，控制也日趋严格，以避免陷入与中苏之间的核大战。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在某种程度上使朝鲜半岛的冷战格局进一步固定化。
本文成稿后，承蒙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余伟民教授和崔丕教授不吝赐教，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建议也十分中肯，在此一并致谢。文中观点及文字概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参见Stephen Jin-Woo Kim, Master of Manipulation: Syngman Rhee and the Seoul-Washington Alliance, 1953-1960, Seoul: Yonsei University Press, 2001; Yong-Pyo Hong, State Security and Regime Security: President Syngman Rhee and the Insecurity Dilemma in South Korea, 1953-1960, NY: St. Martin's Press Inc. , 2000; Doug Bandow, Tripwire: Korea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ed World, Washington, D. C.: Cato Institute, 1996.
②参见Lee Jae-Bong, "U. S. Deployment of Nuclear Weapons in 1950s South Korea and North Korea's Nuclear Development: Toward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vol. 8-3-09, 2009, http://www.japanfocus.org/-Lee-Jae_Bong/3053; Cheon Seongwhun, Toward Greater Transparency of Non-Nuclear Policy: A Case Study of South Korea, Seoul: The Korean Institute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 2005; Don Oberdorfer, The Two Koreas: A Contemporary History,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97; Peter Hayes, Pacific Powderkeg: American Nuclear Dilemmas in Korea,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91.
③"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SC5501, " in Paul Kesaris, ed., Document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47-1977, Microfilm,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UPA), 1980, Reel 4.
④"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SC5602, " in Paul Kesaris, ed., Document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47-1977, Microfilm, UPA, 1980, Reel 4.
⑤"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SC5810/1, " in Paul Kesaris, ed. , Document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47-1977, the Second Supplement, Microfilm, UPA, 1983, Reel 2.
⑥"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NSC5514, " February 25, 1955,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pp.42-48. “联合政策声明”是指《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参与联合国行动的西方国家发表声明，宣称若中朝再次发动战争将采取“扩大制裁”措施。相关文本参见"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bertson), " July 11, 1953, FRUS, 1952-1954, vol. XV, part 2, pp. 1173-1174.
⑦行动协调委员会(Operation Coordinating Board)是艾森豪威尔总统1953年创立、负责协调联邦政府各部门并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文件的机构。
⑧"Progress Report Prepared by the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July 18, 1956,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292-297.
⑨"Memorandum from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Wilson)," October 11, 1956,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322-325.
⑩根据美国国防部的界定，双用武器(dual capable weapons)有两种解释，一是“能够选择安装不同型号元件的武器(系统)或运载工具”；二是“有时仅指能够携带常规或核装置的武器系统”。参见U. S. Joint Chiefs of Staff,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March 23, 1994, amended through April 15, 1998, p.139.
(11)"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NSC5702, " January 14,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374-384.
(12)"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NSC5702/2," August 9,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489-498.该文件有一个附件F，涉及如果李承晚单方面行动美国将采取的公开或隐蔽措施。"Memorandum from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Lay)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March 18,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412-413.
(13)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第一次印支战争(1954)、第一次和第二次台海危机(1954年和1958年)期间，都曾考虑使用核武器来应对局部危机。但是大规模报复的“可信度”(credibility)一直是颇富争论的问题，因为在实际操作上，决策者不得不在“无所作为”和全球范围的“核总体战”之间选择。显然，做出后者这样的决定并不现实。参见David Holloway, "Nuclear Weapons and the Escalation of the Cold War, 1945-1962, " in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86.
(14)Dong Bandow, Tripwire: Korea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ed World, p.85.
(15)根据停战协定有关“对停火和停战的安排”的3c和13d条款规定，交战双方不得增派军事人员，只得以“一对一”的方式轮换；不得输入新装备，只可用同样制式和型号替换报废武器。Se-Jin Kim, ed., Documents o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943-1976, Seoul: Research Center for Peace and Unification, 1976, pp. 154-179.
(16)"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6, 1956,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285-286.
(17)"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Counselor of the British Embassy(de la Mare)and the Acting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Parsons), " July 3, 1956,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289-290.
(18)"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bertson)to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Murphy)," August 22, 1956, FRUS, 1955-1957, vol. XXIII，pp. 300-301.
(19)旧译饶伯森，1945年9月至1946年7月曾任驻华公使。
(20)"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Hemmendinger)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bertson)";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of a Meeting, " September 11, 1956,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303-305, 305-309.
(21)"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97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eptember 20, 1956,in Paul Kesaris, ed., Minutes of Meeting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e Second Supplement, Microfilm, UPA, 1989, Reel 2.
(22)"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bertson)to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Bowie)," October 18, 1956,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329-330.
(23)普罗克诺委员会(Prochnow Committee)又称美国援助计划部际委员会，1955年12月8日按照国安会建议成立，提供在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越南、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六个国家和地区经济与军事援助计划的调查报告，作为政府调整对外援助政策的参考。
(24)"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301st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in Paul Kesaris, ed., Minutes of Meeting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e Third Supplement, Microfilm, UPA, 1995, Reel 3.根据普罗克诺提供的报告，每年对韩援助支出是6.5亿—8.5亿美元。报告认为韩国最主要的军事和经济问题分别是装备老化和发展动力不足，美国增加援助的可能性不大，减少援助又存在军事、经济和政治风险。关于韩国问题，委员会另有一份独立的报告。"Overall Sub-Group to Committee on Certain U. S. Aid Programs: Korea: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June 7, 1956, Records of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Korea(1955-1959), Microfilm,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1991, Reel 9.
(25)"Memorandum from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Korean Affairs(Nes)to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Parsons)," October 1, 1956,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315-320.
(26)"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Parsons)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bertson)," November 1, 1956,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340-341.11月20日，罗伯逊向代理国务卿提交的“美国对韩政策回顾(NSC5514)”，探讨了当前政策的执行状况及对策。"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bertson)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20, 1956,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351-354.
(27)"Letter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Parsons)to the Ambassador in Korea(Dowling)," November 7, 1956,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342-344. 沃尔特·道林(Walter Dowling)于1956年5月出任驻韩大使，1959年10月离任。
(28)"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November 28;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Sebald)to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Murphy)," December 5, 1956,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356-358, 359-360.
(29)"Letter from the Ambassador in Korea(Dowling)to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Parsons)," December 6, 1956,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363-366.
(30)"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Parsons)to the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Sebald)," December 18, 1956; "Record of a Meeting,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18,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366-367, 387-389.
(31)这里的“韩国国内形势”指的是韩国国防预算过大，影响了战后经济的恢复。此外，美日韩三角关系也是杜勒斯考虑的因素。美国希望通过推动日韩关系的改善，使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包括对韩防务和经济援助政策中承担更大的责任。然而，李承晚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抵制态度让华盛顿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一想法。参见Lee Jae-Bong，"U. S. Deployment of Nuclear Weapons in 1950s South Korea and North Korea's Nuclear Development: Toward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vol. 8-3-09, 2009, http://www.japanfocus.org/-Lee-Jae_Bong/3053.
(32)"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311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January 31, 1957, in Paul Kesaris, ed., Minutes of Meeting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e Second Supplement, Microfilm, UPA, 1989, Reel 2.
(33)"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318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pril 4; "Record of a Meeting,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16,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420-427, 433-437.
(34)"Note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Lay)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pril 2, 1953, FRUS, 1952-1954, vol. XV, part 1,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p. 838-857.
(35)美国政府认为韩国的要求超出了韩国经济的承受力，与既定的对韩安全政策不符，同时还会过多消耗援助资源。"Memorandum from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Lay)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pril 7, 1954, FRUS, 1952-1954, vol. XV, part 2, pp. 1777-1785.
(36)"United States Summary Minutes of the Second Meeting of United States-Republic of Korea Talks," July 28, 1954, FRUS, 1952-1954, vol. XV, part 2, pp. 1847-1848.
(37)"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08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July 29, 1954, FRUS, 1952-1954, vol. XV, part 2, pp. 1850-1856.
(38)"The Ambassador in Korea(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22, 1954, FRUS, 1952-1954, vol. XV, part 2, pp. 1900-1901. 原文件含有附件B，但未解密。根据后来裁军谈判中的文件推测，美国援建韩军的规模应为20个师72万人，其中陆军65万人。"Telegram from the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Irwin)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 United Nations Command(Decker)," December 24,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531-532.
(39)"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SC5514," February 25, 1955,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42-48.美国坚持韩军裁减，主要是希望韩国减少国防支出，更多地将有限的援助资源和劳动力投入到经济重建上来；同时，裁军还能抑制李承晚“加强军备、北进统一”的冲动。
(40)"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30, 1955,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104-107.
(41)"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Hemmendinger)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bertson)," October 24, 1955,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177-178.
(42)"Memorandum from Parsons to Robertson:Situation in Republic of Korea," November 20, 1956, Records of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Korea(1955-1959),Microfilm,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1991, Reel 10.朝鲜停战后，李承晚多次以“北进”为要挟，试图榨取美国更多的援助或政策支持。参见"The Ambassador in Korea(Briggs)to the United States Delegation," May 19, 1954, FRUS, 1952-1954, vol. XVI, The Geneva Conference, pp. 284-287; Syngman Rhee, Korea Flaming High: Excerpts from Statement by President Syngman Rhee in 1954-1955, Seoul: Office of Public Information, 1956, p. 39.
(43)"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14, 1956,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346-348, footnote 5.
(44)"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304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ovember 15, 1956,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348.
(45)"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Seoul," December 18, 1956, FRUS, 1955-1957, vol. XXⅢ, pp. 367-370.
(46)"Memorandum from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Wilson)," January 4,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371-372.
(47)此处所指应为双用武器280毫米火炮和“忠实约翰”地地导弹。
(48)"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326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June 13, 1957, in Paul Kesaris, ed., Minutes of Meeting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e Second Supplement, Microfilm, UPA, 1989, Reel 2.
(49)朝鲜政府事后声明，联合国军应对破坏停战协定负责，并认定美国“向驻韩美军和韩军提供核装备，将韩国变成了美国的核基地”。"From CINCUNC to Department, FE 805503," June 22, 1957, in Gale Database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DDRS), Farmington Hills: The Gale Inc., 2010, CK3100427570.
(50)6月18日，参联会与国防部联合致电道林和莱姆尼策，要求他们同李承晚谈判，促其在裁军问题上进行合作，并消除他对韩国安全的顾虑。"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June 18,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457-459.
(51)"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 1957; "Editorial Note, "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459-460, footnote 2; pp. 461-462.
(52)"Letter from President Rhee to President Eisenhower," June 24,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463-464.艾森豪威尔在复信中强调了裁军对解决美国预算吃紧的重要性，并认为美军的现代化、韩军装备的改善，加上美国的报复能力、《共同防御条约》和联合政策声明足可以弥补韩军规模的缩减。"Letter from President Eisenhower to President Rhee," July 19,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468-469.
(53)"Telegram from the Commander in Chief, United Nations Command(Lemnitzer)to the Department of the Army," June 30,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465-466.
(54)"Memorandum from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Wilson), " July 17,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467-468.
(55)"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Korean Ambassador(Yang)and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bertson),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26,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475-477.国会最终还是削减了对韩援助规模的20%。"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Department of State, " September 21,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p. 513-515.
(56)"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334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 August 8, 1957, in Paul Kesaris, ed., Minutes of Meeting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e Second Supplement, Microfilm, UPA，1989, Reel 2.关于此次重要会议，1997年9月5日解密的档案版本并没有增加新的内容。参见Gale Databases, DDRS, CK3100139927.
(57)"Telegram from the Commander in Chief, United Nations Command(Decker)to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 February 12, 1958, FRUS, 1958-1960, vol. XVIII, pp. 438-439, footnote 3.
(58)Stephen Jin-Woo Kim, Master of Manipulation: Syngman Rhee and the Seoul-Washington Alliance, p. 261.
(59)美国“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解密的有关文件显示，国务院与军方在日(冲绳)部署核武器的争论至少从1954年年中就已开始。当然，在日部署的政治问题主要涉及日本政局的稳定以及民众对核武器的态度。参见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Security, and Economic Relations, 1960-1976, JU0001-0010, 2010, http://nsarchive.chadwyck.com/marketing/index.jsp.
(60)最新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表明，尼克松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裁减驻韩美军时亦遭到韩国总统朴正熙的反对。为安抚韩国，华盛顿提供了大批军事援助以提高韩军的装备水平。而且，这一时期的军事部署调整更加复杂，驻越南韩军的撤出、驻韩美军的裁减与韩军“现代化”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参见FRUS, 1969-1972, vol. XIX, part 1,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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