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渼婷：再思中西文化会遇的方法论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3:11:40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黄渼婷 参加讨论
目前必须面对的最大问题反倒是各家所树立的门户之见，它阻碍了汉学研究迈向多元现代的脚步。不管是汉学也好，中国学也罢，唯有以更广阔的视野才能拓展我们对于中国悠远历史文化的洞察与见解。 自19世纪专业汉学兴起之后，汉学界总围绕着几个议题，回旋不休，难有定论。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于《中国研究对社会科学的贡献》一文提出了他对于“汉学已死，中国研究万岁”的批评。他试图厘清此说法的争论点，并提出以人文科学之比较视野为进路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避免落入过去以考证方式进行研究的狭隘观点。在这里借着学界诸家对于中西文化会遇方法论的思考，重新省视方法论对汉学研究的重要性，同时也对《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通过刊文建构中西会遇的方法论作一初步的探究。 熟悉汉学的学者们大概都知道各地的汉学发展重点与基础有所不同。究竟该如何定义汉学，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些议题到了21世纪，未解决，也未消失。它在过去的争论基础上，因着时代的进展多了一些不同的见解与诠释。美国的发展并未脱离区域研究的范畴，且于某种程度上更愿意以中国学来称呼所有关于中国文化史的相关研究；欧洲则仍旧持守于其所看重的传统，且逐渐注入文化研究的视角。其中，此文化研究的视角主要由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于1997年以后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所开展，如《基督宗教在华传播史的新趋势》《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17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等。他在论文中试图以跨文化史的角度来推动汉学中的“范式转换”。他认为诠释文本的视角应移转到以中国或汉学为中心，而不应仅着重以欧洲的眼光来看待文化的相遇。 相较于所谓的传统汉学，钟鸣旦所提出的观点或许可说是迈向现代汉学的起始。他采用了目前在文化研究中时常被使用的“跨文化交际”的方法，提供汉学研究者在分析与诠释其所欲研究对象时的一种可能进路。他也提出了两个诠释的可能模式：“换位思考”、“自我的整合”。“换位思考”意思是尝试站在别的文化、别的时代的立场，而非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他人身上；“自我的整合”则需先意识到，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是主体以特定的透视法来看客体。钟鸣旦的跨文化视角间接地带动了汉学界部分学者尝试以跨文化沟通的角度作为诠释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法。不过，他所建构的方法论是否能够被广泛接受，仍是一个需要仔细思量的议题。对此，另一位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对于汉学的论述可作为进一步思考此议题的素材。顾彬在他的一篇论文《文化作为会遇：一个在中华文化研究领域中与意识形态思潮对抗的争论》中论述现今汉学发展的困境。“我们真的只属于我们，而不属于他者吗？”这是此文中不断提及的问题。 该如何既能容纳多元的视角方法，又能呈现出己身的特殊见解，张西平在其《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三论：文献、视野、方法》中提供了一些见解，或许可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在意识形态与争论的过程中，寻得一些调和的可能性。他提出两个相当重要的方法论：其一，以全球史的角度重新看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其二，对后殖民主义理论保持警觉。他认为，全球史的方法可让我们把中西文化交流史视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它能加深“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彼此之间良好的互动，突显二者内在的联系。 以《华裔学志》为例，其在1935年由鲍润生神父（Franz Xaver Biallas）以及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创刊之际，即十分看重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与学者的密切合作。陈垣先生在当时期许此刊物能应用西方最新的研究方法论整理、组织中国的历史数据；编纂与翻译相关参考书籍，协助中外学者的研究工作；借由书刊的出版和对外流通，发布汉学研究领域的最新发现以及研究成果，促进国际学术合作。另外，此期刊的编辑群也十分看重跨文化的关系，例如，陈垣先生曾清楚地提出《华裔学志》看重其与华夏裔远之邦的关系。曾有部分学者以现代中国学发展的角度检视《华裔学志》出刊的方向，认为其较为倾向传统汉学研究，例如研究古代中国的历史、语言、文字、文学、文化以及其与邻国的政治及文化关系等，而忽略了现代中国的各种议题。这样的看法可说正确也可说不正确。正确之处在于《华裔学志》期刊所涉猎的主题的确多与古代中国之经典、历史、文化等文本或者发展相关；不正确之处在于研究现代的中国本来就不是《华裔学志》当初创刊的宗旨。 《华裔学志》期刊出版至今，仅在1935年第一刊出刊时出现了“编辑语”，说明其始终希望维持当初创刊的宗旨与方向，因此不需要在每一期重复说明。其宗旨从期刊所刊载的文章方向可略知一二。如同鲍润生、陈垣两位创刊人的期待，《华裔学志》在内容的安排上兼具了编纂、翻译、跨领域的研究、汉学信息的流通、跨文化的观点诠释等相关论文。例如，第一期收录了印刷术、铸铜技术相关文章，屈原的诗选翻译（鲍润生译），各样的专文、讣闻、书评等。第二期亦有论文谈论天文学、景教等议题。各期的内容大致上都包含了上述所提的各项，讣闻则不定期刊登。若检视《华裔学志》的刊载内容，其内容主题不仅与中西文化会遇有所相关，而且也显示出诠释与处理中西会遇议题的多元方法。此与《华裔学志》一直以来想呈现的广泛视野有关，同时也与《华裔学志》的迁徙过程有关。《华裔学志》1935年在北平创刊，其后相继在日本、美国、德国办刊，历经81年的历史，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洗礼之下，必然会展现出多元的内容特色。透过撰写者与编辑者本身不同的背景，显现出来的诠释视角也会有所不同。此外，此期刊于最初创刊时，即已包含了多元的研究主题，如天文学、科学、考古学、文化研究、文学、艺术、音乐、语言学等。所刊载论文的语言也相当多元，如德语、中文、法语、英语、意大利语等。此特色和二位创刊人希望此期刊能够充分地促进中西交流的期盼等因素相关联。《华裔学志》虽然未曾清楚地透过“编辑语”说明其倾向以何种方法论来处理中西文化会遇的主题，不过由其所收录的多元以及跨领域的论文来看，此期刊基本上倾向以一种“充满活力以及弹性”的方法接受各种不同视角的文本诠释。 在笔者看来，当前汉学研究的问题并不在于汉学是否已死，或者我们是否应为汉学换个名称，好能符合目前社会的进程。于此领域中，目前必须面对的最大问题反倒是各家所树立的门户之见，它阻碍了汉学研究迈向多元现代的脚步。不管是汉学也好，中国学也罢，唯有以更广阔的视野才能拓展我们对于中国悠远历史文化的洞察与见解。 （作者系台湾辅仁大学华裔学志汉学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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