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正建：从古文书学视角看经济文书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7:11:31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黄正建 参加讨论
近几十年来，出土文书研究持续发展，促进了中国古文书学的建立。其中，经济文书的研究占有很大比重。那么，何为经济文书？它属于古文书学的范畴吗？如何从古文书学视角研究经济文书呢？ 何为“经济文书” 就现代社会而言，经济文书是指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即社会生产总过程的经济活动中产生的文书，具有实用价值和固定模式，主要包括信息、规约、报告等种类。不过，笔者这里谈到的经济文书与此不同，专指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内出土和传世文书中的一类。这类文书与经济相关，因此被称为“经济文书”。 这类中国古代经济文书包括哪些内容，学术界并没有确切定义。如果泛泛而谈，则与现代经济文书大致相同，指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一切文书。从学者的具体使用情况来看，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例，王永兴在《敦煌经济文书导论》一书中，将经济文书分为户籍文书、田制文书、差科簿和徭役文书、财务文书四类，其中，财务文书包括政府下达的符、关、牒、帖、状、辞等经济命令或指令，以及涉及财产纠纷的诉讼文书。郝春文在《石室写经：敦煌遗书》一书中则认为：“敦煌文献中保存的经济文书主要有户籍、差科簿、契约等”。由于该书并非专门的经济文书专著，因此所下定义为列举性质。 综合上述两种分类，出土或传世的中国古代经济文书主要应包括户籍田簿、赋税徭役相关文书、契约以及财务方面（例如预算决算与收入支出）的文书。问题在于，由政府下达的诏敕、符牒以及因财产纠纷导致的诉讼文书是否属于经济文书？笔者认为，虽然这些文书含有重要的经济活动内容，从广义上说应该属于经济文书，但是，若从古文书学角度说，这些文书具有官文书或法律文书性质，并非典型的经济文书。因此，如果从狭义上来说，经济文书应该只包括形式上为契约和帐簿的各类文书。至于诏敕、符牒等，应该归入古文书学中的官文书或公文书。 何为“古文书学” 古文书学是研究古文书的一门学问，产生于古代对各种证明性文书的辨伪活动。它大致产生于西欧，发达于日本。日本古代保存了大量古文书，研究日本古代特别是中世以来的历史，必须依靠古文书。这促进了日本古文书学的发展。日本不仅有全国性的调查整理古文书的活动，发表了众多论著，大学中设有专门的古文书课程，而且成立了全国性的“古文书学会”，定期出版专业刊物。 中国古代有发达的国史编纂制度和传统，政治、经济、军事等活动中产生的文书定期作废，其内容被归纳到国史、政书、类书中。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以往主要依靠正史、野史等各种著述。因此，中国过去保存下来的古文书不仅数量少而且不受重视。近几十年来，随着大量文书的出土，这种情况有所改变，跨断代、跨专业、以古文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呼之欲出。201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倡导下，创建了中国的“古文书学”。 古文书是有特定含义的，首先，它具有原始性，是从古代原样保存下来的，没有经过后人改动。其次，它不包括单纯表达个人思想的著述，换句话说，不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典籍”。日本学者佐藤进一在《古文书学入门》中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古文书是指“甲向特定对象的乙，为表明自己意愿而形成的一种意愿表达手段”。这种意义上的古文书须有发出者和接受者。上文举出的符、牒、关、帖、状等，无论上行、平行还是下行，无不具有发出者和接受者，属于典型的古文书，古文书学首先要研究的就是这类古文书。 在何种意义上属于古文书 按照古文书的经典定义，即必须具有发出者和接受者才可以算是古文书，经济文书中凡具有双方当事人的文书无疑符合这一定义，比如各种契约、买卖文书、继承文书、转让文书、赐予文书等。日本学者将这些文书均归入“古文书”，并给它们起了个总名“证文”（可作为证据的文书）。 经济文书中还有“帐簿”文书，比如单纯的田亩帐、户籍、人名籍、收支帐等。这些不具有双方当事人的文书，属于“古文书学”范围内的古文书吗？日本学者对此也有一些考虑。最初，他们将这些文书排斥在古文书之外。后来，他们认识到，这些文书基本是用于登记土地、人口、财产，作为案卷呈报给上级的，以备核查。从逐级呈报看，这些文书也具有不同当事人的性质（哪怕是隐性的）。古文书最本质的特性是在不同人或不同人群之间发挥作用，让他们按照一定目的和意愿活动起来。土地、人口帐簿是官府分配土地、役使人口的依据，也是为了让所统治的人群按一定目的、意愿活动起来。因此，日本学者认为，这些文书属于广义的“古文书”。换句话说，这些帐簿是为了实现人员、物资、劳役的运行而制作的，具有多种功能。 这样看来，日本古代史学界为了处理“正仓院文书”（其中有大量帐簿文书）之类的文书，正在扩大古文书的定义，将这些帐簿文书纳入原有的古文书体系。这是他们为适应新情况而作出的努力。根据他们的说法，这些帐簿文书归根结底是处于移动中的文书（虽然暂时不动），或为了促使移动而制作的文书。“移动（或促使移动）”构成广义古文书应该具有的特性之一。 中国古文书学也应该适应出土或传承文书的状况，对“古文书”作出适合我们自己情况的定义。除了应具有发出者和接受者这一经典定义外，“古文书”还可以具有“移动”性或可以促成“移动”、“运动”、“活动”，让人员、物资、劳役动起来，这也可以是“古文书”的本质特性之一。那些“户籍”类文书，除“手实”具有明确的呈报性质外，其他“籍帐”也服务于田亩统计与核查，为土地授受服务；“差科簿”类文书服务于核查、派遣徭役差科人员；“收据”、“收支帐”类文书具有记录物资流动过程与结果等功能。这些文书在形成过程中暗含有不同主体的互动，形成之后也服务于其后的人员、物资、劳役的运行，因此具有广义的“古文书”性质。 将典型古文书之外的经济文书纳入“古文书”研究范畴，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可以将一大批帐簿文书纳入古文书学研究者的研究范围，不至于使其无所归类，丧失其存在的重要价值。第二，可以适应具体情况，扩大“古文书”的范畴，使中国的“古文书”更加适合出土或传世文书的实际情况。第三，可以提醒研究者在处理这些经济文书时，要考虑“古文书学”的视角，使文书研究可以多一种视角和方法，更加充分地揭示古文书的内涵和历史价值。 开展经济文书研究 从古文书学视角研究经济文书，就是要重视文书本身具有的“移动”性质，重视其明确的或潜在的发出者、接受者，重视文书所涉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权力、权利、作用等异同，重视文书的启动、发动、催动人或物资或劳役运行起来的作用。同时，在重视以上内容的过程中，运用古文书学的方法，关注文书的纸张、花押、印章、签署、书式、文字即物质方面和格式方面的问题。只有这样，将经济文书纳入古文书学体系，才具有真正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现以具体事例予以说明。敦煌文书中所存的“西凉建初籍”（建初十二年即416年），除内容之外，从格式上说，户籍所在地写在每户之始，年月在每户之终，写作（数字是文书行号）： 1 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 （以下为户内人口姓名、年龄、身份等） 6 居赵家坞 7 建初十二年正月籍 “西魏大统籍”（大统十三年即547年）则完全不同，户口所在地与造籍年月既不在每一户的开始和结尾，似乎也不在两纸的接缝处，推测可能写在每一卷（包括若干户）的开始处。 到了唐朝，户籍形式又有所不同，造籍年和户籍所在地写在两纸的接缝处（并且钤印）。其中又有不同：最初的户籍所在地只写到乡，并不写户口所在的“里”。后来，则落实到“里”。 例如，“武周大足元年籍”（大足元年为701年）的接缝处写： ……沙洲……敦煌县……效谷乡……大足元年籍…… 而“天宝六载籍”（天宝六载为747年）的接缝处则写作： ……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天宝六载籍…… 从西凉户籍到唐代户籍的300多年中，户籍格式发生了这些变化，原因何在？与实行均田制以及国家对民众控制能力的大小是否有关？与文书制作本身的发展规律是否有关？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进行研究。 在古文书学的研究范式中，除了要重视文书的书写格式（书式）外，对文书上的附加成分也需要格外重视，比如签名花押之类。古文书学起源于文书辨伪，对签名花押的研究是古文书学的一大支系。 契约文书中如何签名花押，应该是经济文书中的一个研究重点。为表明文书内容的真实性，现存敦煌或吐鲁番文书中的当事人往往在文书上画出指节印（一般是中指指节），通常是竖列的三横道或三个点（现代录文改成横写，往往录作三竖道）。但是，契约文书中的当事人画指节印，并非各朝代古文书的共有现象。例如，吐鲁番文书中的高昌延寿六年（629）租地契，内容的最后一行明确写到：“各自署名为信”，即当时在契约上只有署名。到了唐朝，吐鲁番文书中的贞观二十三年（649）租地契中，内容的最后一行变成了“两和立卷（券），画指为信”。那么，在这20年间发生了什么？为何双方当事人在契约上从“署名为信”变成了“画指为信”？它意味着什么？这种“画指为信”后来一直延续下来，在敦煌文书中的寅年（822）卖牛券中还能看到，但到五代后周广顺三年（953）的典地契中变成了画押（特殊符号）。这又是为什么？即“画指为信”后来为何消失不见？这些都是古文书学视角下的典型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当然，相关问题还有许多，需要我们继续发掘和探索。 只有通过研究者对经济文书的持续研究，才能探明经济文书到底是否具有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古文书”的特性，它们是否可以全部纳入“古文书学”范畴，以及应该如何从“古文书学”的立场、角度去研究经济文书。这些都是我们今后面临的重要课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文书学研究”（14ZDB02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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