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赤——元代驿站交通网新样态(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9:11:22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乌云高娃 参加讨论
多种驿传传统集于一体 元朝统治者是草原游牧民族之一的蒙古人,忽必烈虽注重汉法和儒家文化思想,但在元代驿站、客馆的形成和管理中,既继承了唐宋以来驿传的传统,还具有一定的蒙古文化因素。有些地区的驿站、客馆具有浓厚的游牧文化特色,有些地区则有着农耕文化特色。 元朝疆域辽阔,“北越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超过汉唐以来的疆域。元朝境内民族众多,广袤的草原地带有游牧民族,中原、江南地区有诸多农耕民族,东北森林地带分布着渔猎民族。在这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中,全国各地驿站的管理人员、马夫的配备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定。元代,专门设置站户负责驿站的马匹、食物,中原地区的驿站由汉族充任站户,草原地区的站户则由牧民承担,东北森林、冰雪地带的驿站则用狗站。 元代设立专门的机构和官员负责监督驿站事务,通政院的官员多由蒙古、色目官员担任。元代驿站的圣旨令牌为八思巴字蒙古文令牌,铺马圣旨和证明文书也以蒙古文书写。因此,通政院的官员之所以大多以蒙古人、色目人充当,主要是因为他们精通蒙古语。“脱脱禾孙”(todquγulsun)是元朝在驿站设立的官员,负责查验乘驿公文。元代驿站所需圣旨、公文均以蒙古文书写,因此,充当脱脱禾孙者必须精通蒙古语言文字,当时精通蒙古语的汉族人也可以担任这一职务。与驿站相同,元朝在中央设立的会同馆也配备了蒙古、回回翻译人员,在蒙古统治者与外来使臣、归附远人之间起到语言媒介的作用。元代驿站、客馆提供的“首思”也具有一定的游牧文化色彩,尤其是北方的驿站、客馆充分体现了游牧民族的饮食文化习惯。例如,在提供给四夷宾客、外国使臣的食物中,肉食以羊肉为主,如果没有羊肉,方以鸡肉替代。 从元代驿站、客馆的功能来说,首先,元代驿站担负着军事功能。成吉思汗将蒙古驿站延伸到西域,蒙古西征的军事情报、信息均由驿站得以传递。长春真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也是利用驿站,途中换乘驿站的铺马,在沿途驿馆食宿,才顺利西行。其次,元代驿站具有为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商业、物流、宗教、文化服务的多重功能。元朝的官员、王公、驸马、中外使臣的往来均利用驿站,尤其外国使臣、朝贡人员不仅利用驿站换乘马匹,获取食物和住所,而且由驿站的马夫为其带路,充当向导。元朝商业发达,大都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来自五湖四海的商品汇聚于此,以此为集散地再向四面八方流通。元代又是多种宗教文化兴盛时期,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盛行,道士、僧侣等宗教人士也利用驿站在大都、江南、西藏等地自由穿梭,驿站、客馆为元代宗教文化的兴盛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障丝绸之路畅通 辽金时期,由于西夏的阻隔,丝绸之路一度中断。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经由漠北地区的草原丝绸之路前行。成吉思汗征服西夏、西辽之后,经由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加之畏兀儿亦都护归附成吉思汗,更使中原通往西域的中西交通线畅通无阻。大蒙古国和元朝政府大力建设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驿站、客馆,使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元朝与四大汗国之间的驿站交通使得阿拉伯、波斯科技文化传播到中原和草原地区。色目人札马剌丁绘制大元帝国辖区内及四大汗国在内的地图,使大蒙古国和元朝时期的人们开阔眼界,增加了地理知识。西域、蒙古、汉族饮食文化相互影响,西域食品秃秃麻食也在蒙古地区久为流传,深受蒙古人喜爱。蒙古饮食中虽没有保留“秃秃麻食”这一名称,但以“猫耳朵”这一名称流传至今,多用荞麦、莜麦面制作。 大蒙古国和元朝时期实行开放的民族政策,对各种宗教采取各随本俗的政策。西藏萨迦派在元朝地位特殊,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尊佛教为国教,西藏僧侣利用元朝的驿站,往返于大都与青藏高原之间,在藏传佛教传入内地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元代海上丝绸之路也非常发达。由于元朝驿站有水站,大都的货物通过大运河输送到泉州、广州、宁波等港口,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往东亚、中亚以及更远的欧洲。东南亚、印度的香料,西洋的布匹等各种物品也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元朝港口,再经驿站输送到全国各地,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使得元代海外贸易远迈汉唐时期。 随着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大量的阿拉伯、波斯、印度商人和游客进出广州、泉州等地,使异国文化、生活情调传播到南方的港口城市。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等多种宗教也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传播到泉州、杭州以及中原、蒙古地区。可以说,13—14世纪元朝经济文化是比较发达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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