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世界史学科影响 促进横向学术交流(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8:11:23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 张洁 参加讨论
二、关于“世界现代史与当代社会发展”问题 理论研究须与现实相结合，这是史学功能的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围绕着“世界现代史与当代社会发展”问题，专家学者提交了14篇论文，集中对下列专题进行了研讨： (一)法西斯行径与盟国对策问题 20世纪20－30年代，由于受大危机的影响，法西斯成为横行一时的恶流。1922年黑索里尼在意大利组阁，实行法西斯专政。在日本，1919年出现了民问法西斯团体“犹存社”，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走上了战争和法西斯化道路。 面对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国民政府向国联起诉要求对日制裁，并照会英美主持正义。但国联未能有效制裁，英法亦无积极反应，唯有美国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向中日发出了“不承认主义”(“史汀生主义”)照会。 赵志辉(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斯坦利·亨培克与史汀生“不承认主义”》一文，探讨了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培克在“不承认主义”酝酿和出台中的作用：(1)亨培克本人就提出了类似史汀生“不承认主义”的建议，说“可以使用更多的道德策略……阻止日本获利，将局势再次挽回到均势……不承认中国和日本缔结的条约……避免了使用武力和联合抵制”；(2)亨培克在“不承认主义”的关键话语修订中起了重要作用，把最初的“绝不承认”表述修订成“不能认可”，“无意承认”(can not admit the legality of any situation de facto nor does it intend to recognize)。“不承认主义”虽未对日本起威慑作用，但总算有人发出了声音，为美国实施“中立法案”、“租借法案”及参加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奠定基础，也纠正了把“不承认主认”仅归功于史汀生一人的误解。 郑寅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针对1933年5月德国纳粹分子使用暴力占领各地工会，成立“德意志劳动阵线”(die Deutsche Arbeitsfront)一事，提供《纳粹德国的德意志劳动阵线》一文，该文揭示了德意志劳动阵线从组建到运作中与各方博弈的细节，剖析其头目罗伯特·莱伊执行希特勒建立“民族共同体”指令，强调“劳动阵线的崇高目标”，在全国筑起组织架构，利用《元首条例》打击反对派，最终与经济部、劳动部签署《劳动阵线与工商业经济协议》(Vereinbarung zwischen der Deutschen Arbeitsfront und der gewerblichen Wirtschaft)，取得“德意志劳动阵线”特有地位的心路历程。 段西宁(北方民族大学教授)《1935年公众舆论对英国外交决策的影响》一文，就英国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的关系进行分析。他认为1935年的公众舆论表面上看是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和国联作为国际组织维护国际和平的看法，实则影响了英国外交决策的倾向性，使英国热衷于和平解决争端，最终起了纵容法西斯侵略的作用。 伴随着大战所带来的死亡、失业、贫困和饥饿，1941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了人类的四大自由：表达言论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面对不断燃烧的战火，如何打败侵略者，尽快结束战争，走向和平繁荣，成为盟国政治家思考的首要命题。朱大伟(赣南师范学院讲师)《和平方略：二战时期盟国战后和平规划中的社会保障考量》对二战时期盟国设想的社会保障与和平关系及其相关制度建设进行了考察，认为以英美为首的盟国为战后和平规划进行了一系列建设。从国际层面而言，盟国建立了一系列的机构：(1)筹建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以战后规划为方向，改善一般福利的努力的第一步应该从一系列的关于粮食农业、货币关系和其它社会经济问题入手”[2]。在“食物创造和平和制造和平”的信念下，为使战时被解放的地区或国家免于食物匮乏的自由，美国于1943年5月召集40多个盟国召开联合国家粮农组织会议，筹建联合国粮农组织。(2)建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1943年11月，44个盟国的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定》，以“计划、统筹、执行或设法执行若干办法，救济在联合国控制之下之任何地区内之战争受难者，济以粮食、燃料、衣着、房屋及其它基本必须品，供在衣物扩其它重要服务”[3]。(3)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致力于建设和平，改善福利。从国内层面而言，各国颁布了系列社会立法：(1)1942年英国的《贝弗里奇计划》(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方案)及《国民保险法》《国家卫生服务法》《家庭津贴法》和《国民救助法》；(2)1942年美国的《权利法案》；(3)1943年美国的《社会保障、工作和救济政策报告》(有“美国的贝弗里奇计划”之称)。作为战后规划的一部分，这些机构和法律对各自的国家乃至世界的福利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两个“贝弗里奇计划”被称为社会政策领域中的“圣经”，为之后的立法铺平了道路，也把大西洋宪章的相应内容付诸了实践。 (二)战后出现的激进运动问题 二次大战结束后，各国的主要任务是“医治创伤，恢复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被战争摧毁的经济开始复苏，进入20世纪50－70年代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又缔造了一个“黄金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生存问题”对于各国人民来说已经不再是关注的对象，他们转而寻求高级的存在。同时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给人以巨大的压力，多数人没有了自己的坚定信念，但他们思想活跃，试图寻求一种与自身社会环境和主导思想相异的意识形态，此时，毛泽东和卡斯特罗被高调宣传，吸引了大批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在这种的大背景下，各国普遍出现了以“反叛”为核心的“激进”运动，宣称社会是保守的、自以为是的、虚伪的和缺乏文化价值的，必须对之进行“民主化”改革，有些人还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以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左派”以示威游行、抗议集会、散发标单，街头暴力等形式，占领高等院校和相关研究机构，造成了社会的混乱。 郑春生(温州大学教授)《在繁荣与危机之间：关于1960年代美国大学的思考》，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出现的“危机”进行解读，认为二战以后，特别是1960－1980年间，虽然美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时代进入“大众化”时代，并出现了约翰逊政府时期(1963－1969年)的“黄金时代”，但在繁荣的表象下却隐含着“结构性危机、精神危机和最后的反叛”，由此引出思考：(1)各级行政部门应充分了解大学，具备转“危”为“机”的意识和能力；(2)大学的发展应以培养“人”为中心；(3)大学的发展要处理好“人文思考与工具理性”、“经济轴心与文化本真”、“特权与公平”等问题。 黄正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联邦德国1960－8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公民行动”及其影响》，则对20世纪60－80年代联邦德国的学生运动进行研究：(一)叙述了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激进运动的背景和表现；(二)分析了70年代演变成民间自发运动——“公民行动”(“新社会运动”)的概况；(三)分析了“公民行动”的影响。文章指出60年代后期的学生抗议运动、70和80年代的“公民行动”虽都走向衰落，但对联邦德国的发展留下了深刻影响：(1)产生了一个新的以“绿色党”命名的政党，影响到联邦德国曾长期保持的联盟党－社民党－自民党三大政党主导政坛的格局；(2)促使其他政党重视环保并将其纳入政治议程，出现了传统政党的“绿化”现象；(3)导致人们转变观念，改变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理念，“绿色”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一项基本的共识和政府政策原则；(4)形成了80年代初强大的“反核”和平运动，反对重新强化冷战。 (三)冷战下的美国对外政策问题 二战时为了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不同制度的国家结成反法西斯联盟。大战结束后，“易北河会师”的激情还未消失，美英苏等大国出于各自的利益和战略的考虑，开始抢夺势力范围。在美国的操纵下，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杜鲁门的家乡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的序幕，形成了苏美两极格局的雅尔塔体制。 白建才(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论冷战期间美国对中国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的特点》一文，依据美国解密档案资料，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对冷战时期美国对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的特点进行了探讨：(1)美国对西藏的隐蔽行动持续时间长。隐蔽行动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杜鲁门，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70年代初的尼克松，长达二十余年，是冷战期间美国实施时间最长的隐蔽行动之一。直到1974年中美关系改善，由于对西藏分裂势力支持收效甚微，加上“水门事件”的困扰，美国政府才暂时停止了对西藏的隐蔽行动，后尼泊尔军队清剿木斯塘西藏叛匪，击毙其首领，叛乱武装最终土崩瓦解。(2)美国对西藏的隐蔽行动战略以隐蔽政治战和准军事行动为主，辅以隐蔽的宣传战。其中政治战(如秘密鼓动策划达赖喇嘛出逃)是最早实施并长期坚持的战略，而着力最多的是准军事行动(秘密培训西藏民族分裂分子、支持武装叛乱、提供军事援助、建立基地等)。(3)美国对西藏的隐蔽行动战略与印度情报机构密切合作，力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他们给达赖集团活动经费，培训政治骨干，并利用联合国通过所谓“西藏问题”反华议案，促使西藏问题国际化。(4)美国对西藏隐蔽行动战略的实施，也给中国留下了一时难以消除的后患。其暗中扶持豢养的达赖及其仆从至今仍在从事分裂祖国、破坏西藏社会稳定的活动，试图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 刘合波(曲阜师范大学讲师)《论马岛战争与冷战转型期的美英关系》，梳理了马岛战争的来龙去脉，探究了里根政府对马岛战争的立场及冷战转型时期的美英关系。文章认为美国对马岛战争的态度经历了从“外交斡旋”到“公开支持”的过程。美国支持英国武力解决马岛争端，一方面巩固了撒切尔夫人在英国的统治地位，赢得了“铁腕”首相的美誉，另一方面又让20世纪70年代已解除特殊关系的美英重新回到了冷战初期的“亲密合作”，使英国全力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全球战略。 孙若彦(山东师范大学教授)《论拉美的反美主义》对拉美的反美过程和原因进行梳理，认为经历了独立运动期间克里奥尔精英对美国的失望，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文化反美主义，再到一战后的“土著主义”、“桑地诺主义”、“民众主义”和“共产主义”，1959年后，呈现出社会主义特征及冷战结束后至今与反“新自由主义”相联的历程[4]。究其原因：(1)美国对拉美的霸权政策和干涉行为是拉美反美主义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2)文化差异是反美主义的深层次原因；(3)不断拉大的经济差距加剧了仇美心理和反美情绪；(4)国际格局和政治潮流的变动，诱发了拉美人的反美。 (四)东南亚开放与国际参与问题 东南亚是二次大战后期出现的一个区域名称，共有11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东帝汶)，随着中国的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并介入朝鲜战争，且以军事及经济支援北越抗法，美国惊恐会发生像艾森豪威尔所说的“骨牌效应”。为防止共产主义扩张，扼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纠集英、法、泰、菲、新(西兰)、巴(基斯坦)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1954年)，把它们纳入美国的战略框架。1967年该地区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组织，现有10个成员国(文莱、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其中越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国家，先和中国称兄道弟，后跟苏联结盟，中苏关系正常化后又和中国友好，1986年后对外开放，融入国际。 刘芝平(南昌航空大学副教授)《越南的全方位开放战略及其成效》，就越南全方位开放的过程及取得的成效进行专题探讨，认为越南在开放前，除与社会主义国家保持经贸关系外，与其它国家几无往来，处于自我封闭状态。20世纪70年代末与中国交恶后，与中国基本限于“经互会”成员国来往。1986年越南共产党“六大”提出“广交友、少树敌，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方针后，开始走向开放，2001年，越共“九大”又将“经济全球化”目标写入党的文件，奉行“独立、开放、全方位、多样化”的对外路线，加入东盟(1995年)和世贸组织(2007年)，融入全球化轨道，这不仅为越南的发展带来了资金，还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优化了产业结构，使越南综合国力日益强大，生活水平日趋提高，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之一。 刘疆(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副教授)《冷战后越南外资政策及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专门关注冷战后越南的外资政策，分析其对越南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越南大量引进外资，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效应：(1)使越南有效参与并充分利用了国际市场；(2)先后实施了四个“五年计划”，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超高，并指出外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魏炜(赣南师范学院教授)《地区意识与地区参与：柬埔寨问题中的新加坡》，探讨了东盟主要成员国新加坡在“柬埔寨问题”中的作用。针对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所带来的区域安全问题，新加坡从地区和小国安全考虑，站在东盟外交的最前沿，强烈谴责越南的侵略行径，在协调东盟内部分歧，推进抗越力量联合，促使“柬埔寨问题”国际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柬埔寨问题”给新加坡提供了参与地区事务的契机，通过与国际社会，特别是与美国、中国一起反对苏联、越南对阿富汗和柬埔寨的侵略，把区域和全球利益与新加坡国家自身利益相结合，既纠正了邻国对它的偏见，又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声誉，增强了地区合作的信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