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对韩国安全政策调整及其影响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5:11:06 《史学集刊》2013年4期 孙艳姝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随着朝鲜半岛局势不断恶化，1968年约翰逊政府试图重新审视对韩国的政策。1969年2月，尼克松新政府发布“国家安全研究第27号备忘录”(NSSM 27)，继续调整对韩国的政策，主要表现为撤出部分驻韩美军、推动韩军现代化等多个方面。1960年代末美国对韩国政策的调整进一步加剧了韩国对美国的不信任感，成为1970年代初韩国主动谋求改善朝韩关系的重要动因之一。 关 键 词：尼克松 韩国 NSSM 27 国家安全决策 美韩关系 作者简介：孙艳姝，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编辑，北华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客座副教授，导师为于群教授。 1968年，约翰逊政府开始着手调整对韩国政策。在此基础上，1969年2月，刚刚上台的尼克松政府通过“国家安全研究第27号备忘录”(NSSM 27)指示继续调整对韩国的安全政策。这项为期一年的“NSSM 27研究”为美国调整对韩国安全战略、部分撤出驻韩美军以及制定对韩国五年军事援助计划奠定了基础。长期以来，因缺乏第一手资料，上述美国政府对韩政策研究尚未引起学界关注，关于美国调整1970年代对韩政策的具体决策过程亦缺乏实证研究。本文拟依据美国政府新近解密的外交档案，详细考察1960年代末美国对韩国安全政策的调整，揭示该时期美国的亚洲战略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的双重变化，为学界深入研究20世纪70年代美韩关系的转折打开一个新突破口。 一、约翰逊政府后期美国重新评估对韩国政策 1953年《韩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美韩同盟正式确立，从此，美国完全承担起对韩安全保障义务，韩国成为美国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重要堡垒。驻韩美军的存在是韩国的“定心丸”，被韩国视为威慑和抵御来自朝鲜的“天然威胁”的必要力量，美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也成为韩国经济和国防建设起飞的催化剂。同时，朴正熙政府出兵越南更加深了美国对韩国的信任，也扩大了韩国在同盟中的话语权，使美韩同盟进一步强化。可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韩关系总体上处于“蜜月”期。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对韩政策，笔者认为主要出于以下原因：(1)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使美国政府内外交困，美国开始重新审视其在亚洲的义务；(2)韩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综合实力增强，美国决策者认为“韩国已经不再依赖美国大量的援助，美国对韩国经济或政治决策的深入干预也与韩国的政治发展越来越不相符”；①(3)美韩在越南的合作中摩擦渐生，美国要求韩国增兵，而韩国讨价还价，借口拖延，使美国越发感到“疏远”；(4)朝鲜半岛局势异常紧张，朝鲜与美韩沿非军事区的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并在1968年达到高峰。②1968年1月相继发生朝鲜武装人员刺杀朴正熙未遂的“青瓦台事件”和朝鲜俘获美国间谍船的“普韦布洛”号危机，使美韩关系一度紧张。③ 1968年2月，约翰逊总统指示副国务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Nicholas deB. Katzenbach)负责组织一项旨在重新评估对韩政策的研究，由高级部际小组(Senior Interdepartmental Group)监督，韩国研究小组由来自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代表构成。同年6月，研究小组完成并提交了一份题为“美国对韩国政策”的报告。报告认为，虽然韩国国家发展已取得巨大进步，但美国还不能因而感到大功告成并抽身而退，这会使美国用大量鲜血和金钱铸就的韩国发展基石崩塌，令韩国陷入政治经济混乱之中，甚至将面对更加糟糕的局面。特别是在越战失败的情况下，从韩国撤军将向社会主义阵营传递一个灾难性的信号。虽然美国在韩国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正在逐渐下降，但华盛顿必须长久保持对韩国的影响。美国不能指望通过和平统一缓解朝鲜和韩国之间的仇恨，也不能指望日本替代美国在韩国扮演的角色。④ 报告指出，美国在韩国的政策选择余地不大，只能以安全为中心，要么继续通过援助逐步提高韩国的防务能力，要么借助大量的资源投入尽快使韩国具备仅仅依靠美国的后勤支持就能够应付朝鲜全面进攻的能力。综合考虑，后一种战略更可取。因为按部就班地提供军援，只能缓慢地提高韩国的防务能力，驻韩美军也不得不相应地逐步撤出，美国仍将长期承担沉重的军费，再次卷入战争的风险亦居高不下。此外，韩国军队从越南撤退将为韩军战斗力的增强、战略部署的调整以及大部分驻韩美军的分阶段撤离创造条件。研究报告设计了以下战略步骤：1970年，撤回韩国在越南的1个师并逐步取消对赴越韩军的援助；1971年，从越南撤回剩下的韩国军队，为再次实行军援转移计划(MAP Transfer Program)创造条件；1972年，逐步取消开发贷款和军事预算资助，对韩国军援计划逐渐向信贷军售转变，美军第2师将会从韩国撤回，同时联合国军交出韩军管辖权(紧急情况除外)；1973年，美军第7师将从韩国撤回；至1975年，韩国军队现代化大体完成。⑤ 1968年9月19日，高级部际小组会议对该报告进行了审议，对一些问题达成了共识。9月26日，卡岑巴赫向高级部际小组成员签发了一份备忘录(SIGM-85)，指示依据9月19日高级部际小组会议上提出的问题启动一项跨机构研究，针对韩国进行经济、军事和政治的“高技术分析”。12月23日，卡岑巴赫向约翰逊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作为韩国研究的中期汇报，就对韩政策研究的进展以及遗留的问题做了详细阐述。 备忘录指出：过去的一年，平壤方面已经大幅度加快“挑衅行动”，使韩国方面越来越难以忍受，美国被韩国防卫义务条约或者说更多是被历史所束缚着；韩国利用美国的援助，其经济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而且前景很好，韩国军力也提升至世界先进水平，他们在越南的5万军队便是明证。⑥暂时得出的结论是：(1)韩国已经在多领域取得巨大进步，而且有能力也应该被鼓励“自力更生”；(2)美韩对朝鲜军事能力的了解很有限，也许不完全可信。现在问题是如何实现军事平衡；(3)现有的政策把美国的两个师束缚在韩国，无法转移他用，美韩两国为此支付巨大军费开支；(4)依现有的情势，美国在是否并如何卷入朝鲜半岛大规模战争方面几乎没有选择余地。总之，“面对富于攻击性的敌手，美国保证韩国安全的力度和重要性毋庸置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应重新考虑多年以前所确定的姿态现在是否仍最适合履行美国的义务与承诺……高级部际小组相信新一届政府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样一个现实而紧迫的国家政策和战略问题”。⑦ 然而，受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美国对韩国的政策调整尚无法形成确切结论。这些不确定因素是：美国有限的情报难以精准地估计韩国面临的安全威胁；驻韩美军的变化将对朝-苏-中方面的态度和政策产生何种影响，更加难以预测；越南战争的结果可能影响包括韩国在内的整个亚洲的大气候；1971年韩国总统选举可能给韩国政治稳定带来问题；目前美国在日本冲绳的军事基地对韩国防卫至关重要，但(归还冲绳后)其未来地位可能逐渐削弱。⑧ 以上政策研究仅为调整对韩国的安全战略提供了背景资料，而是否刻意改变美国的战略，将是未来几年新一届政府所面临的重要抉择。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约翰逊政府对美国的韩国政策之重新评估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正如卡岑巴赫备忘录中总结的，此次对韩政策研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是否能够以战斗力日益提高的韩国作战部队完全或部分替代驻韩美军，同时仍然保持足够的韩美联合威慑力量以及在必要情况下应对可能的军事威胁的能力”。附属于该问题之下的还有如下议题：驻韩美军在朝鲜战争结束15年之后是否还是威慑朝鲜的不可替代因素?如果美军撤出，韩国需要多少弥补性防卫预算开支?美国想要什么样的韩美军队能力“以随时准备好应对诸如中朝联合进攻这样的重大军事突发事件”?能否加强情报工作以最大限度减少对朝鲜军事能力的误判?驻韩美军的撤退将会对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产生怎样的影响?美国如何获得援助韩国军队现代化所必需的资金?虽然高级部际小组依备忘录“SIGM-85”指示正式委托一个部际联席小组对上述问题进行评估，确定美国对韩国各种政策选择的技术与政治可行性、条件、费用、利弊等，然而这项更细致的部际联席研究在约翰逊任期内并没有完成。尼克松上台后，伴随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的调整，对韩政策研究继续受到重视，得以有序、严密和高效地展开。 二、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决策新机制下的对韩政策调整 1968年11月，尼克松当选为美国第37任总统，他亲自挑选基辛格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1969年1月20日正式就职之前，尼克松已在基辛格的协助下酝酿并准备好建立以白宫为中心的外交决策新机制。1968年12月27日，尼克松批准了基辛格提交的一份关于建立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系统的备忘录，对国家安全决策机制进行改革。⑨ 约翰逊时期，“周二午餐小组”在国家安全决策机制中居主导地位。相对于正式的NSC会议，约翰逊总统更喜欢在小规模非正式的周二午餐会议进行决策；国务卿处于掌控国家安全决策系统的核心位置，由副国务卿任主席的高级部际小组(SIG)以及下属多个由助理国务卿任主席的部际区域小组在对外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安全委员会名存实亡，正式的国安会行动记录中断，设立于肯尼迪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NSAM)这一程序效能也大为降低。而在尼克松政府新的国家安全决策系统结构中，最顶层是服务于总统并由总统亲自主持的国安会论坛，其次是作为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的基辛格，处于全面指导、协调和监督国家安全事务的核心位置，其主持的NSC审议小组(后来亦称高级审议小组，Senior Review Group)，是协调NSC会议同下属各部会小组或委员会工作的联系纽带。由相关助理国务卿负责的部际区域小组(IRGs)重组为NSC的子机构，有效地整合了与国家安全事务相关的各部门智囊资源，约翰逊时期的高级部际小组(SIG)就此取消。⑩ 尼克松政府还改革了国家安全决策程序，最重要的就是取消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系列(NSAMs)，代之以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和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两个系列：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NSDM)用于将总统的决定传达给各部门，使这些部门清楚地理解总统的意图和决策因由；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NSSM)用于部署和指示对特定问题进行研究，研究报告通常要提交国家安全会议。(11)在整个国家安全决策程序中，“NSSM”及其指导下的研究项目是一个基础环节。一份完整的研究报告要求只是客观提出可行性备选方案并进行利弊分析，不能标明偏好或倾向于何种方案，以供最高决策者做出选择和决定。“NSDM”是决策形成的结果，有时也启动新的决策研究。 1969年1月20日，“国家安全决策第4号备忘录”(NSDM 4)决定对一些指定国家展开计划分析系列研究。(12)9月4日修订的“NSDM 4”进一步明确这些研究“将形成关于美国利益、目标、政策方向和相关计划与预算实施的评估报告，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考虑和决定提供选择，并在NSC指导和决定的基础上形成国家或地区五年计划供所有机构制定方案时使用”。(13)1969年2月22日，通过“国家安全研究第27号备忘录”(NSSM 27)，尼克松指示继续完成约翰逊政府通过“SIGM 85”启动的部际联席韩国研究。“NSSM 27”由基辛格签署，发至国务卿、国防部长、中情局局长、预算局局长、国际开发署和新闻署最高长官。文件规定：该项研究要作为“NSDM 4”系列研究之一来完成；为避免打断研究进程，部际联席研究小组的编制以及各参与机构对该研究的支持不得有任何变化；该研究应于1969年5月1日以前依照NSDM 4完成研究报告、背景分析和计划备忘录的草案，由指导委员会主席提交给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完整的研究报告和计划备忘录在提交NSC审议小组之前应由NSC部际小组或国务院东亚局传阅批注；“SIGM 85”中的参考条款继续有效。(14) 1969年5月，“NSSM 27研究”工作小组完成了“韩国计划备忘录草案”，该草案共380页，包括军队和计划方案、韩国防卫的陆海空需求、朝鲜渗透问题、韩国经济、政治因素等五部分内容。1969年8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召开会议，以“NSSM 27研究”报告草案为依据讨论美国对韩国的政策，为迎接8月下旬朴正熙访美做准备。通过对“NSSM 27研究”报告草案和此次NSC会议记录的解读和梳理，我们可以对尼克松政府对韩政策调整有一个总体而明晰的了解。 1.美国对韩国政策调整的着眼点和目标 尼克松政府首先考虑的因素是韩国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发展。研究者认为，美国有理由乐观地看待韩国：自从1963年朴正熙以微弱优势当选总统，韩国已经在经济状况、军事实力、政治效力和国际形象方面有了稳步提高；韩国在越南的两个师的战绩证明了其军力已经提升，而且证明韩国军队也能在国内发挥更大的防卫作用，至少能应对朝鲜的进攻；1965年韩日关系正常化表明朴正熙政权的威信在日益上升；韩国对越南战争的贡献以及韩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已使韩国对美关系由依赖转向伙伴关系。尽管如此，观察家依旧认为韩国的政治尚不成熟。虽然朴正熙在1967年大选中击败了反对者，但却因进行非常规选举而名誉受损，而且，朴正熙还有恃无恐地对反对派领导者采取高压政策，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1971年总统选举可能成为对韩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重大考验。(15)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朝鲜的态势。研究者认为：“朝鲜宣称其政治目标是将整个半岛统一于共产主义政权之下。为了实现该目标，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坚决推行对韩国‘革命斗争’的战略。在该战略指引下，朝鲜可能会继续侵扰非军事区和派武装分子潜入韩国后方。”然而，因为韩国政府的实力，“朝鲜不太可能在韩国建立游击据点或在民众中争取到有意义的政治支持。不过，韩国政府的自信和公信力将主要取决于是否能够成功应对朝鲜的突然进犯”。(16) 影响美国对韩计划的最重要因素是美国在亚洲的角色和作用。草案指出，美国的新孤立主义观念已经使美国对亚洲安全的长期义务遭到质疑。美国对“EC-121事件”(17)的反应无法打消韩国对未来美国能否有坚定决心应对朝鲜冒犯的疑虑。草案认为，即将进行的美日安保条约磋商及其可能带来的美国在冲绳军事形态的变化，增加了美国对韩防卫的变数。对于美国在越南的决定，韩国正拭目以待，以验证美国对其第一个地区安全承诺是否能够如约履行。如果韩国政府在重大突发事件上继续严重依赖美国并继续通过美国在韩国及亚洲其他地区采取的行动来判断美国的可信度，这一系列问题就显得越发重要。 关于美国在韩国的目标，尼克松政府的研究参考并继承了约翰逊政府“美国对韩国政策”报告所确立的目标：防止韩国落入敌手；减少朝鲜半岛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使大国利益在朝鲜半岛保持一种制衡；提高韩国的自卫能力；促进韩国经济和政治发展；鼓励日本在韩国安全和繁荣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草案提供了一些针对美国部署、韩国陆军和空军改善、美国空军、韩国海军、美韩后勤供应、韩国作战服务支持、反渗透和经济援助的备选方案以达到这些目标。(18) 2.对韩国的安全评估与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 关于朝鲜半岛安全形势，研究报告指出，“朝鲜对韩国的侵扰和颠覆活动从1966年开始，于1968年达到高峰，1969年大大减退。1969年的侵扰事件数量远低于1967年或1968年，美国和韩国方面的伤亡人数降低，朝鲜一方伤亡人数则相对增加。然而，金日成已经宣称要展开旨在统一和同化韩国的革命斗争，而且朝鲜未来进行恐怖活动的能力正在增强”。并指出美国可通过对韩援助转化目前的“渗透威胁”。 关于韩国军队当前态势，分析指出：“1950年朝鲜战争时朝鲜的地面部队是韩国的两倍，现在韩国军队数量已经多于北方对手，现有的韩国陆军和海军仅靠美国的后勤支持就可击败现有的中国后勤支持下的25个朝鲜师并能够针对朝中联合攻击进行拖延战；韩国空军自己尚不能完全应对朝鲜空军的攻击，韩国的空军基地对突然袭击尚难防守。”报告认为，以现有韩国军队的能力，美国对韩国承担的义务必然包括：韩国将继续依靠美国的后勤和战术空军支持应对朝鲜的进攻，依靠驻韩美军应对朝中联合进攻；韩国将继续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所有的韩国新型武器装备及其维修保养费用均来自军事援助计划；美国在韩国的陆军师(2个师)目的并非防御朝鲜进攻，而是帮助威慑朝鲜使之不敢发动进攻并采取措施防止中朝联合进攻造成的损失；不论是朝鲜还是韩国挑起冲突，非军事区沿线的美军都会自动卷入。然而，要想撤走部分驻韩美军并能抵挡中朝联合进攻，需要实现韩国军队现代化。美国驻韩国的两个师现在每年开销是8亿美元，这些军队虽以地区安全为使命，实际上却已成为专门为保护韩国人而存在，因此美国要减少在驻韩美军的花费而将之用于建设韩国军队。 “NSSM 27研究”报告草案提出了三种未来五年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之方案：(1)增加备战：假想朝鲜或中国的好战性和敌对意识大大增强，韩国和美国军队能力都要提高；(2)维持现状：保留美国在韩国的两个师，仅有限度地改善韩国军队的战斗力；(3)韩国自卫：提高韩国军队战斗能力，撤走美国的一个师，或两个师全部撤走。(19)8月14日的NSC会议后，尼克松指示：第一种方案不必再纳入考虑，和平年代美国在韩国的地面部队不会在现有水平上有所增加。于是，研究小组进行修订，于10月中旬以前完成了新的NSSM 27研究报告，提供了更为详尽的计划。 三、从研究到决策：美国在韩国的战略收缩 尼克松政府对韩政策研究的出发点是根据韩国自身实力的提高以及长期性与突发性兼具的“朝鲜威胁”来调整美国在韩国的援助与防卫义务，而其根本动因源自尼克松的新亚洲战略，或者说是已经酝酿成熟的“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标志着美国对亚洲的安全政策由“遏制”转向“地区稳定”。总体来说，就是调整美国的海外义务，实现美国力量的收缩。虽然尼克松主义是以1969年7月尼克松关岛宣言的发表为标志，但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杂志发表的《越战之后的亚洲》文章中设想的新亚洲政策已经可以视为尼克松主义的蓝本，可以说，在1969年1月尼克松正式上台之前尼克松主义战略早已酝酿成熟，尼克松政府从一开始就是以尼克松主义为指导处理亚洲问题的。 作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国，韩国不可避免要被纳入尼克松主义的考虑范围。1969年8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指出：“美国正面临有关70年代对韩义务的基本抉择。然而美国不能也不该试图骤然改变对韩政策，需要在70年代初考虑决定：针对可信范围内的军事威胁美韩军队需要做什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让韩国逐渐自力更生；美国需要向韩国提供多少军事和经济援助；东亚国家自己在东亚地区安全中能够起到什么作用。”(20)可见，尼克松上台后，美国的韩国政策面临重要调整，1969年2月通过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NSSM 27”展开的部际联席韩国研究正是为美国在韩国的这种战略收缩提供了政策方案。 尼克松政府对韩国政策的重新考虑主要针对韩国的防卫负担、经济发展、政治形势、军队状况、美国对韩援助等方面进行评估，为美国调整在韩国的义务提供选择方案。1969年8月的NSC会议后，部际联席韩国研究小组根据尼克松的指示对NSSM 27研究报告草案进行修订，于10月中旬完成了新的研究报告，为削减驻韩美军和制定对韩国综合五年计划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分析和政策方案。关于削减驻韩美军，有五种政策调整备选方案：(1)韩国陆军由18个现役师和3个预备役师构成，韩军实现有限现代化，两个美国步兵师继续留在韩国；(2)韩国陆军由18个现役师和3个预备役师构成，美国帮助18个现役师实现现代化，两个美国步兵师全部撤走，只保留12500人的剩余部队；(3)韩国陆军由16个现役师和5个预备役师构成，美国帮助18个现役师实现现代化，撤走美国的一个步兵师；(4)韩国陆军由14个现役师和7个预备役师构成，美国帮助14个现役师实现现代化，撤走美国的一个步兵师；(5)保留韩国18个现役师和3个预备役师，美国帮助18个现役师实现现代化，韩国空军和海军也有所改进，撤走一个美国步兵师中的两个旅，保留1师1旅，该旅驻扎在非军事区。(21)报告对每一种可能都进行了利弊和预算分析。1969年11月，尼克松通知基辛格他已决定从韩国削减一半美军，此后，韩国研究小组又对该方案进行可行性分析，提供实施方案。1970年2月，“NSSM27研究”圆满结束，正如基辛格所总结的，该研究为美国缩减驻韩美军及实现韩国军队现代化提供基于利弊分析和预算的备选方案，几乎是当时“美国所有针对外国的计划中最详尽的分析，也是唯一试图为美国对韩政策综合五年计划奠定基础的研究”。(22) 由于尼克松政府的对韩安全研究和决策过程处于机密状态，对于尼克松上台后美国政府对韩国的政策调整，韩国政府此时尚无法把握，对于美国是否会在韩国实行战略收缩，朴正熙还处于怀疑中，侥幸与担忧并存。即使在1969年7月尼克松主义发表后，“韩国政府主要关心的是能否保持一个强有力的美韩同盟，此外就是尼克松主义对美援及美国对朝鲜态度的影响。当时韩国政府似乎没有把尼克松主义看成是威胁韩国安全的不祥预兆，也没有预料到依照尼克松主义会削减驻韩美军”。(23)尼克松主义的发表虽然给韩国带来一些不安，但韩国政府此时认为，由于韩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贡献以及与美国的历史性血盟，韩美特殊关系会使韩国豁免于该新政策。 1969年8月21-23日朴正熙访美与尼克松进行会谈时，朴正熙还是强调韩国为南越提供的军队援助比美国以外的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称赞“关岛主义”是美国对“亚洲人的亚洲”和韩国自给自足的一种鼓励。而尼克松也有意不提关于削减驻韩美军的问题，只是强调韩国支持美国越南政策的重要性，向朴正熙彻底阐明美国亚洲政策的观点，向韩国方面再次保证美国会履行对韩国的防卫承诺，激励韩国继续对朝鲜的“挑衅”保持克制，祝贺韩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坦言美国因国内政治经济问题，对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力度是受限制的，希望韩国伴随独立实力的增长，愿意也应该在自己的防卫方面承担更多责任。(24)10月2日在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会谈时，朴正熙仍然强调：如果韩国经济繁荣而且驻韩美军继续存在，朝鲜就不会试图发动全面战争，但如果美国部队撤走，战争就不可避免。因此，韩国军队决不能逊于朝鲜军队，以威慑或击败朝鲜的侵略，而且必须有独立的防卫能力。(25)从中可以看出朴正熙对撤军问题的一种揣测和不安的复杂心情。 直到1969年末，韩国方面才开始意识到美国立场真正在发生变化。美国副总统阿格纽在一次谈话中通知韩国方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很快举行一次针对韩国问题的会议。1970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告知韩国驻美大使：美国已经在计议撤走部分驻韩部队。(26) 1970年3月20日，美国在国家安全决定第48号备忘录(NSDM 48)中正式宣布从韩国撤走一个师即缩减2万人的决定，并通知韩国方面。韩国对美国的撤军计划表示强烈反对，韩美之间围绕此问题展开了一系列交涉，美韩同盟中的冲突与隔阂逐渐明朗并加深。作为补偿，9月2日尼克松批准在五年内向韩国提供1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帮助韩国军队实现现代化。(27)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对韩国安全政策的重新评估与研究是尼克松主义影响下美国在韩国进行战略收缩和政策调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决策环节，对此后的美韩关系和韩国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0年代后半期，伴随着朝鲜半岛非军事区武装冲突的不断加剧以及“青瓦台事件”、“普韦布洛”号危机和“EC-121事件”的爆发，韩国对美国“保护伞”的信任度不断下降。1960年代末，美国明显调整了对韩国的安全政策，不断进行战略收缩，加之尼克松访华等重大事件的冲击，韩国对美国亚洲政策意图的怀疑达至顶点，以至于1970年代初主动寻求同朝鲜对话，改善朝韩关系，朝鲜半岛随之进入南北关系缓和时代，同时70年代半岛外部国际环境亦趋于缓和。 注释： ①Paper Prepared by the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15, 196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cited as FRUS) 1964-1968, Vol. XXIX, Part 1,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0, p. 433. ②据联合国军司令部1969年5月8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报告统计：1968年“因朝鲜的挑衅而发生在军事分界线以南的非军事区(DMZ)以及韩国内地的严重事件”多达761起，交火356起，是1953年停战协定以来冲突最为严重的一年。该年冲突导致朝鲜方面死亡321人、被俘13人，联合国军死亡162人、受伤294人，韩国国际警察和其他公民死亡35人、受伤16人。参见韩国外交通商部：《大韩民国外交文书(1969年)》，929.55号，第1卷，首尔大学中央图书馆藏缩微胶片G-0016号，文件4，第207页。 ③详见梁志：《“普韦布洛”号危机决策与美国的国际危机管理》，《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④Paper Prepared by the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15, 1968, FRUS, 1964-1968, Vol. XXIX, Part 1, p. 433. ⑤Ibid. , pp. 434-435. ⑥Memorandum From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Katzenbach) to President Johnson, Dec. 23, 1968, FRUS, 1964-1968, Vol. XXIX, Part 1, pp. 455-456. ⑦Ibid. , p. 456. ⑧Ibid. , p. 457. ⑨关于尼克松政府的外交和安全决策机制，详见夏亚峰：《试析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决策机制、过程及主要人员》，《史学集刊》，2009年第4期；孙艳姝：《试论尼克松时期美国NSC系统的重新建构》，《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6期。 ⑩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Designate (Kissinger) to President-Elect Nixon, Dec. 27, 1968, FRUS, 1969-1976, Vol. II,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pp. 4-5. (11)Ibid. , p. 6. (12)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4, Jan. 20, 1969, FRUS, 1969-1976, Vol. II, pp. 35-36. (13)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4 (Revised), Sept. 4, 1969, FRUS, 1969-1976, Vol. II, pp. 152-153. (14)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27, Feb. 22, 1969, FRUS, 1969-1976, Vol. XIX, Part 1,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0, pp. 3-4. (15)Draft Study Prepared by the Interagency Korean Task Force, FRUS, 1969-1976, Vol. XIX, Part 1, pp. 66-67. (16)Ibid. , p. 67. (17)1969年4月15日，美国海军一架EC-121侦察机在朝鲜附近海域上空执行侦察任务时被朝鲜空军战斗机击落，机上31名人员无一幸存。事件发生后，美国和韩国宣称“朝鲜的袭击是非法的，是一种挑衅行为”，但最终保持了冷静和克制的态度。 (18)Draft Study Prepared by the Interagency Korean Task Force, FRUS, 1969-1976, Vol. XIX, Part 1, p. 68. (19)NSC Meeting Talking Points on Korea, Aug. 14, 1969, CK3100542554, Database: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hereafter cited as DDRS), Farmington Hills, Mich.: Gale, 2010. (20)NSC Meeting Talking Points on Korea, Aug. 14, 1969, CK3100542554, DDRS. (21)An Analysis of U. S. Economic and Military Assistance to South Korea, undated, CK3100561426, DDRS. (22)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Henry A. Kissinger, Mar. 3, 1970, CK3100532671, DDRS. (23)U. S. Congress, Investigation of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p. 60. (24)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 21, 1969, CK3100523797, DDRS. (25)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Henry A. Kissinger, Nov. 25, 1969, CK3100547079, DDRS. (26)Memorandum for Dr. Kissinger from Laurence E. lynn Jr. , Feb. 3, 1969, CK3100539249, DDRS. (27)“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Sept. 2, 1970, in Database: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DNSA), PR00395.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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