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共政策导向对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影响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5:11:11 《世界历史》2013年5期 安然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中产阶级生产功能与消费功能的均衡发展，对于现代社会的健康运行至关重要，而公共政策导向对此具有重要影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干预主义政策导向抑制了市场竞争，改变了中产阶级的价值偏好、就业安全和社会再分配状况，导致其消费功能不断强化，生产功能趋于衰退，引发了滞胀危机。80年代以来，美国的公共政策导向发生变化，“里根革命”减少了过多的政府干预、修复了自由市场竞争，美国中产阶级的生产功能随之得到恢复，消费功能趋于收缩，美国经济重新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的合理配置是保证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均衡发展的关键。 关 键 词：公共政策 中产阶级 消费功能 生产功能 作者简介：安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中产阶级①的兴起和发展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趋势，一支规模庞大、功能健全的中产阶级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关重要。2008年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的爆发，使得有关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尤其是以生产功能和消费功能为中心的经济功能的探讨，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美国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号称“天然的中产阶级社会”②。美国中产阶级一向以其强大的社会功能被视为民族精神的载体和社会发展的柱石。但在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干预主义的公共政策导向下，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日益膨胀，生产功能相对萎缩。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政策导向发生市场化转向之后，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相对收缩、生产功能有所恢复，总体功能渐趋平衡。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理想形态如何？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状态？公共政策导向对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究竟有什么影响？本文将结合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变迁的经历，探讨这些对于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关于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变迁的问题，国内学者尚无专门研究。在美国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源于左翼社会学家C. 赖特·米尔斯。他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年)一书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流变进行了分析。米尔斯的批判性研究在逐步复兴的保守主义、尤其是文化保守主义③中得到了发挥。丹尼尔·贝尔的名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年)对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衰变的征兆——清教伦理的衰落、现代主义艺术的蜕变、资本主义“经济冲动力”的失控等，进行了诊断和批判。此后，一批具有左翼或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社会人文学者将“消费研究”作为一个专门领域，引入环境学、广告学、传播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分析方法，对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的功能变化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④ 上述学者的立场和视角不尽相同，但持有一个基本共识：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不断膨胀，消费主义泛滥。弗兰克、杜宁等考察了中产阶级消费开支和资源消耗不断扩大的表现形式；⑤克罗斯等关注消费关系如何成为支配中产阶级社会生活乃至政治关系的结构性要素；⑥里尔斯等进一步发掘消费主义的深层内涵——消费精神对中产阶级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渗透和腐蚀。⑦经济保守主义者对于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研究没有文化保守主义者充分，但他们从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提出了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变化的另一个方面，即节俭观念蜕化、生产动力下降的趋势。⑧这与米尔斯和贝尔的观点有所契合，对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消费研究学者的观点是一种重要的补充。后者不关注生产问题，甚至将为消费而生产也视为消费主义的表现。自由派⑨学者主要关注中产阶级的“社会权利”，很少论及社会功能问题。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失衡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多种解释，如大企业内部僵化的科层体制、“不消费就衰退”的经济学信条、宗教与文化的分裂性等。但得到最广泛认同的还是市场驱动论，即中产阶级消费主义的泛滥是自由市场利用广告宣传、商业电视、分期付款、信用卡等商业机制诱导消费的结果。⑩ 相比之下，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研究最为充分。他们对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消费功能扩张趋势的判断是敏锐、深刻的，但将中产阶级消费功能的发展等同于消费主义泛滥则过于极端。80年代以后，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能力出现了相对下降的趋势。正如纽曼、沃伦等自由派学者指出的，此时中产阶级消费开支的扩大，主要是由生活成本攀升和必要开支增加推高的，与消费主义没有必然联系。(11)关于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失衡的原因，市场机制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毋庸置疑，但单纯的市场驱动论却很片面。首先，在以自由市场为主导的体制下，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受到传统价值观、市场竞争带来的不安全感和实际消费能力的硬性约束，很难超越个体的、意识的层面而扩展为社会性、功能性衰退，即便有此趋势，也很快被经济周期所阻断。这些瓶颈的突破依赖于政府干预的介入。其次，在很多美国学者看来，政府干预无法触及个人消费这样的私人领域。事实上，公域与私域之间并没有绝对界限，政府干预通过改变制度环境，潜移默化地辐射到私域是很平常的事。与市场机制作用于个体选择的刺激模式不同，政府干预借助政策调节、调用公共资源来影响社会行为。如果说市场机制激发了为消费而生产的个人消费主义，那么，政府干预则造就了重消费而轻生产的、作为社会性功能变异的消费主义。 因此，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变化与公共政策导向(以政府干预为主导的干预主义与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不干预主义)存在密切关系。本文将结合战后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公共政策导向与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变化的历史，对此加以阐述。 一、肯尼迪—约翰逊的干预主义导向对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失衡的影响 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美国的政府干预体制(12)出现得并不晚，但程度相对滞后。它产生于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时期，在罗斯福新政期间初具规模，战后十余年间随着凯恩斯主义官方经济学地位的确立得到巩固。但此时的美国还是坚守自由企业制度和平衡财政的底线，并未像西欧和北欧国家那样建立福利国家，将干预主义推到极致。在这个号称“大众消费社会”的时期，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获得了空前发展，但生产功能也保持得比较完好。到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干预主义政策导向的正式形成，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不断膨胀，生产功能趋于衰退。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干预主义政策导向从三个方面推动了这一变化： 第一，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引导下，“平等消费”获得了超越于“自由生产”的价值定位，为中产阶级消费功能的强化提供了价值支持。 在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美国中产阶级深受清教主义的工作伦理、禁欲观念和边疆精神的进取意识、个人奋斗等文化基因影响。同时，在美国这个缺乏固有等级结构、社会流动性较大的移民社会中，“总能够设想一种相当程度的社会平等和最低生活水准”(13)，贫富成败皆被视为个体意志与行为选择的结果。因此，在美国中产阶级的传统价值观中，自由处于核心地位，平等被视为潜在的前提(机会平等)。同时，自由意志与生产意识结合在一起，具有鲜明生产本位和反消费倾向的自由生产成为最高生存哲学。(14) 这种传统价值观自19世纪后期以来逐步发生了变化。内战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全面铺开刺激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扩大了市场竞争的分化效应，腐蚀了平等的前提，造就了新的特权阶层。资源分布地形图的改变推动了社会价值重心向平等迁移。这个过程萌芽于进步主义时代，在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中获得了真正的转机，形成了以结果平等修复机会平等、以平等诉求扩充自由议程的修正自由主义传统。到20世纪50年代，消费元素渗透到自由主义中，形成了自由消费的观念。不过，直到此时，平等消费从未超越自由生产的价值定位。 关键的变化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在1960年的总统大选中，肯尼迪阵营为了从经济政绩方面尚佳的共和党手中夺回政权，发现并利用了中产阶级消费权这一具有“战略价值”的社会问题做文章。肯尼迪在各种场合反复表达对“被遗忘的消费者利益”的关注，并以“消费者是我们的经济体中唯一没有强有力的院外游说集团的人，我就要做那个游说者”的许诺，赢得了众多中产阶级的选票。(15)1962年3月，肯尼迪发出著名的“消费者信息”，敦促国会推出消费者权利保障法。约翰逊上台后又重提“消费者信息”(16)。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联邦层面共推出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25部，39个州通过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各州都设置了消费者维权的专门机构，约束企业行为的政府管制体系也日益膨胀。消费者保护本身只是肯尼迪—约翰逊时代干预主义政策导向的一种温和表现形式，但在60年代的背景下，它却与社会反抗运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中的平等主义思潮相呼应，推动了价值转向。它借助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个中下层普遍关注、较少争议的问题，有效地支持了“新边疆”和“伟大社会”运动引发质疑的主题——平等是更高端的发展问题，政府干预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它借公共立法和领袖人物之口，确认了生产与消费的对立性，消费者作为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受害人，其捍卫消费权乃至消费行为本身，都具有了维护社会公平的意义。于是，平等的价值定位得到提升和外显，消费作为结果平等的象征获得了相对于自由生产的价值优先性。这恰好迎合了当时主流中产阶级的需要，为50年代兴起的消费欲望提供了价值支持。 就这样，原本与消费主义没什么联系的公共政策，在客观上发挥了价值引导的作用，推动了社会价值体系的改变。60年代中后期，美国社会出现了强烈的反生产情绪。“生产意义上的‘进步’被各个集团——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当成一个不好的词”(17)。自称“反文化”的青年学生蔑视传统的工作伦理，却以吸毒、摇滚、性自由的“自我解放”践行着在自我放纵中追求感官刺激的消费主义。近半数劳动者承认没有全力投入工作，公司管理者倍感困惑：新加入劳动队伍的年轻人为什么就是不像上代人那样努力工作、积极进取？(18) 第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益繁复的政府管制体系为白领雇员提供了就业安全，助长了消费欲望，弱化了生产动机。 19世纪中期以前，老中产阶级对自由竞争的态度是积极的，渴望市场开放、公平竞争。然而，在19世纪后期的兼并浪潮中，小企业纷纷落败，老中产阶级的主导地位被垄断资本的白领雇员取代了。胜出的大企业对市场竞争的态度很矛盾，既渴望自由逐利，又厌恶竞争风险。大萧条的爆发进一步刺激了风险控制的意识，资本家希望降低利润风险，白领雇员要求减少失业风险。罗斯福的《全国工业复兴法》就体现了通过行业自律控制市场风险的意图。不过，美国作为自由竞争传统最深厚的国家，自由逐利的渴望同样强烈。因此，《全国工业复兴法》在几近架空的状态中被判违宪。战后十几年里，美国也没有追随欧洲搞作为“集体风险规避机制”的福利国家。 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对国内经济无限增长的乐观预期、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绝对优势、政党竞争的需要、抗议政治的兴起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公共政策的重心终于发生了明显倾斜，向维护经济安全、政治平衡与社会稳定一边偏移，并形成了以政府管制为主体的风险控制机制。(19)70年代，政府管制、尤其是社会管制呈爆炸性增长，获得通过的重要立法比前30年的总数还多，(20)政府管制逐渐成为一种挤压竞争、强化控制，由政府主导促成垄断资本与白领雇员“合作”，而政府本身则借机扩大权限、巩固选票的“三方分利”形式。 对于垄断资本来说，政府管制虽然限制了盈利空间，但提供了利润保障。首先，政府管制并不针对所有形式的垄断。1950年的《塞勒－凯弗维尔法》强化了对横向与纵向垄断的限制，却对混合兼并网开一面。60年代跨行业垄断迅速兴起，1966年美国主要产业的资本集中度达到60％—90％。此外，繁复的社会管制增加了生产和经营成本，迫使许多中小企业退出某些生产领域，间接保护了垄断秩序。(21)“对于那些幸存下来的公司和行业来说，有管制的日子比没有管制时舒服多了。”(22)这些企业逐渐依赖政府管制，内部官僚化倾向加剧，创新的锐气渐渐销蚀。 对于白领雇员而言，政府管制引导企业确保其就业安全。经过六七十年代的发展，美国各州都建立了失业保险体系，全国90％的雇主要为95％的工薪者缴纳失业保险。按照规定，各州将根据企业以往的裁员记录向雇主征收失业保险金，裁员越多缴纳金额越高。(23)同时，国会还推出了一系列有关职业保障的法律，保障雇员在职期间的各项权利。为避免与政府和公众正面交锋，大企业做出妥协，“将非正常数量的雇员吸收进中产阶级的队伍中”(24)。从1960年至1970年，专家和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推销员和办公室职员占劳动者总数的比例从43.4％增加到48.3％，1981年又上升到52.7％。(25)在60年代留给中产阶级的多重记忆中，最美好的一面就是高就业率。拥有高中文凭就可以成为公司白领。1969年，具有高中学历但未上过大学的25—64岁的工作人口中，有77.7％属于中产阶级；(26)蓝领工人也有许多机会转为白领雇员。(27)《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称，“该是改变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旧形象的时候了。他不是、且多年来已经不是小房产主或杂货店老板。如果要找它的典型人物，最合适的或许就是底特律的车工。”(28) 米尔斯分析过大企业内部的微观环境如何打击白领的工作热情，促成逃避主义、消费主义的消极倾向。其实，在《白领》酝酿成书的年代，美国白领的工作伦理虽然比较消极，但还是得到了保留。真正带来变化的是六七十年代国内市场竞争的整体弱化。由于可观的收入、舒适的生活都与白领职位挂钩，而白领职位又比较容易获取和保持，所以，白领的生存危机感明显降低，消费的后顾之忧大大减少。这一时期，白领的心态是轻松乐观的，父母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只需享受当前，不必筹划未来。蓝领也向白领看齐，消费先于收入实现了“中产化”。而另一方面，“在那些被美国人所推崇的号称成功者的阶层中，在被认定为日益富足的资本主义典型代表的中间阶层里，履行生产职责变得越来越困难了”(29)。一个普林斯顿毕业生的话很有代表性：“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我会挣工资，而不是赚取资本收益，甚至在36岁的时候……当我能够作为大公司的雇员享受高薪时，为什么还要去独立创业呢？”(30)对于真正追求自我的人来说，这种缺乏挑战的环境可能构成更大的压制，因为个体突破常规、展示自我的空间更狭窄了。反文化派的种种奇思怪行，很大程度上恰是对此的虚幻宣泄和无奈抗争。 第三，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税收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改善了中产阶级的收入状况，提高了其消费能力，促成了消费功能膨胀与整体功能失衡。 罗斯福新政以前，美国白领阶层的收入依赖于薪资，消费欲望受实际消费能力和经济周期的制约很大。在号称“浮华时代”的20世纪20年代，多数中产家庭的消费比较克制，而缺乏收入支撑的虚假消费最终也被大萧条打断了。在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运动中，罗斯福确立的联邦社会保障体系大规模扩张，超越了前30年的发展格局。经过70年代的巩固和拓展，一个由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福利和面向中产阶级的社会保险两套体系构成，囊括了退休和残疾补贴、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服务、就业与培训，以及各类收入保障项目的综合性社会福利保障框架建立起来。带来这一决定性突破的，除了以刺激消费弭平经济周期的经济信条乃至约翰逊的个人野心等因素外，更主要的是各中产阶级选民集团的推动。由此建立的福利保障体系，也是以中产阶级利益为中心的。 最明显的表现是，保险项目占公共开支的比例远大于福利项目。1966年，仅养老保险一项支出，就比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和食品券这两项最主要的社会福利开支的总和还高出十倍。(31)同时，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社会保险和其他非社会救济项目占GNP的比重几乎翻了一番。(32)表面上看，社会保险津贴是受益人因支付保险金而获得的保险收益；而实际上，在个人支付的保险金与其得到的津贴之间，存在很大一块政府的隐性补贴。1982年，在高达175亿美元的保险医疗门诊费中，由个人医疗保险金承担的只有35亿，其余均由联邦政府一般性税收支付。(33)此外，随着福利津贴领取条件的放宽，不少下层白领也能从福利津贴中分一杯羹。(34) 作为社会再分配体系输入端的税收体制，同样照顾了中产阶级的利益。中产阶级以高税收支付高福利的说法是带有误导性的。首先，中产阶级所负担的主要是个人所得税，而纳税基础(可税收入)是原始工资减掉各种免税项目后的余额，并非全部个人所得。基本的免税项目包括个人免税额、标准抵扣额或列举免税额，纳税人可在后两种免税方式中自选其一。特殊群体在此基础上还享有附加免税额。这一系列扣除之后，1969年可税收入占个人总收入的比重平均为52％。(35)其次，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制，最高档为50％(1980年升至70％)，而绝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所得税税率都低于20％。1977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税后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从税前的48.8％提高到50.7％。(36)此外，还有各种临时性税收优惠。1979年，此类项目的总成本比当年联邦赤字总额高出两倍多。(37) 在税收和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再分配效应的推动下，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大了，收入数量和稳定性都得到改善。从1964年至1969年，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从69％增长到71.2％。1969—1980年，在滞涨危机的冲击下，中产阶级的规模只是略有缩小，而其中某些部分的比例反而上升(65岁以上的老年男性中产阶级从51.1％增加到58.3％)。(38)1960—1970年，按1979年不变币值计算，中位家庭收入提高了34％，(39)中层与下层相衔接的部分收入增长尤为明显。一个加入了工会的蓝领家庭，仅靠丈夫一人的工资就可以买房、买车、送子女上公立大学、享受两周带薪休假和各种社会保险。(40)至此，收入瓶颈对消费欲望的限制得到突破。但是，中产阶级消费能力的提升并没有伴以生产功能的相应增强。多数进入白领圈子的蓝领工人子女，对事业没有更高追求，只想像父辈一样找个轻松的白领工作，度过一生。一旦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工会斗争、给议员写信、打电话等政治手段。(41)民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参与决策，向政府施压的“公民学”，正是始于60年代。(42) 在60年代宽松的就业环境和慷慨的再分配体系下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只是时代的幸运儿，而非拥有实力、努力打拼的强者。单就社会平等而言，这是一种进步，但就综合效果来看，却有其负面性：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大了，功能却弱化了；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弱化又辐射到两端，钝化了上层阶级的发展意识和作为中产阶级后备军的下层阶级的生产动力，降低了社会整体的竞争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