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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西传与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因丝绸贸易而得名,它既是连接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商贸之路,也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津梁。而茶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茶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华文化影响西方文化的重要之“翼”。
    饮茶资讯通过海路西传
    饮茶盛行于中国,但在东西方彼此联系不畅的漫长时间里,西方世界的人们对此闻所未闻。至近代,有关饮茶的资讯随着资本主义海外贸易的拓展,经过欧洲航海家打通的东方航路进入到欧洲,一时间饮茶在欧洲盛行开来。
    根据现有文献,威尼斯作家拉马歇为欧洲人最早记述饮茶者,他于16世纪中叶撰写了著作《中国茶》与《航海旅行记》,其中涉及中国的饮茶习俗,包括了茶的产地、饮用方法、主要功效等内容。不过,拉马歇并未亲身见闻乃至饮茶,信息来源为来访的西亚商人,欧洲人早期亲身见闻乃至饮茶者还是游学中国的传教士。在新航路开辟的鼓舞下,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沿着航海家们打通的东方航线东来中国。葡萄牙传教士加斯柏尔·达·克路士曾在广州居住,回国后出版的《中国志》即记述道:“如有宾客造访,体面人家习常做法为敬现一种称之为茶(Cha)的热水,装在瓷质杯中,置于精致盘上,热水带有红色,药味很重,他们时常饮用,这是用略带苦涩味道的草制成的。”此后,意大利传教士路易斯·艾美达、西班牙传教士胡安·门多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都曾记述过饮茶习俗,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还特别注意到饮茶礼仪:“主人给宾客安排适合其身份之座位……落座后立刻端来茶这种饮料,按先后次序依次递送。在有些省份,频频上茶乃表示敬意,但在杭州省则不然,如果上第三次茶,则为暗示客人是告辞的时候了。”
    传教士不断将饮茶资讯传回欧洲,同时抑或稍晚,其他欧洲人士亦接触到饮茶并给以简单记述。比如曾为葡萄牙船只工作的荷兰水手达克与林思豪登即记述过东方茶叶与茶水,荷兰东印度公司官员菲利普斯·包道斯对饮茶亦有所述及,认为“饮茶不仅使那些有此嗜好的亚洲居民有效地抵御了多种疾病,同样也可以为荷兰人所用”。
    借助于地理大发现时代所开辟的全球性交通网络的历史机缘,少数欧洲人士逐渐了解到饮茶资讯并将其介绍到欧洲,而欧洲各国东来很大程度上则是基于商业目的,茶叶很自然地被纳入到购置商品之列。
    茶叶贸易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
    尽管葡萄牙人在地理大发现中占风气之先,但在东西方贸易中主要关注点为传统商品香料,“茶被看作是一种精细而非凡的事物,是一种极好的稀罕物,是一种美味的饮品,但它并没有成为贸易中的固定商品”。出于竞争需要,荷兰人“在第二次航行到中国的时候,他们携带了存贮良好的干鼠尾草,用它交换中国人的茶叶”,荷兰人由此真正开启了中西茶贸易。
    英国人随着葡萄牙与荷兰的脚步东来,至17世纪上半期已经从印度到日本建立起了系列商馆,此时英国主要从班达姆、苏拉特与马德拉斯等地购茶,但对此并不满足,进而借助郑氏集团所控制的台湾等地开启了对华直接贸易,伴随这一过程,购茶数量迅猛增长,英国在中西茶贸易中逐渐占据主导性地位。为了保证海上茶叶贸易,英国人对航运问题颇为重视。从运输路线来看,英国商船从英伦出发向南行进,绕过好望角,然后或者直接穿越巽他海峡到达中国,或者到达印度后穿越马六甲海峡抵达中国。茶叶需经过长途海运才能抵达欧洲,英国东印度公司给以特别保护,“将茶放在船中温度最低的部位;对于存在船舱中的货物,在天气良好的时候一有机会就要打开舱口,使其能够通气”。这些举措均意在保证茶叶的品质。
    除了荷兰与英国之外,法国、丹麦、瑞典、挪威、普鲁士、西班牙、奥地利、意大利、葡萄牙都曾经加入购茶的行列,载有巨量茶叶的著名沉船“哥德堡号”即是历史的明证。茶叶已经成为中西贸易中的关键性商品,海上丝绸之路此时弥漫着令欧洲人着迷的茶香。
    茶树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
    茶叶在欧洲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欢迎,宣传者认为它“质地温和,冬夏皆宜,饮用茶有益于卫生,利于身体健康,拥有延年益寿的功效”。随着中西方茶贸易的迅猛增长,他们并不甘心于被动买卖,而是处心积虑引种茶树,海上丝绸之路也成为了茶树对外传播的通道。
    早在隋唐时期,日本僧侣即通过海路将茶籽携往日本并种植成功,与之相类,少数欧洲人士亦开始予以尝试。17世纪晚期,服务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德国博物学家安德烈·克雷耶从日本引入茶树,种植在巴达维亚的住宅中作为装饰植物,这是目前所知欧洲人较早的种茶尝试。延至18世纪初期,随着茶叶贸易重要性的提升,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引种中国茶籽,但荷属东印度政府对此不甚积极,此事不了了之。
    因为英国人在茶叶贸易中的地位极为重要,所以对茶树种植问题更为重视。1780年,少量茶籽被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州经海路运到了加尔各答,陆军中校罗伯特·凯德将其中一部分种在了私人植物园中,这是印度首次种植茶树。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之时,英国东印度公司请马戛尔尼关注茶树种植,使团在返程中经过产茶区,马戛尔尼趁机“出资向乡人购其数株”,认为“果能栽培得法,地方官悉心提倡,则不出数十年,印度之茶叶必能著闻于世也”。马戛尔尼还携带了茶籽,其中一部分在加尔各答的植物园中成功发芽。
    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长期垄断对华贸易,在英国国内越来越引发不满,最终英国议会于1834年取消了特权,它再也无法垄断对华贸易,公司开始大力支持茶叶种植事业,于1834年组织了茶叶委员会,先后委派G.J.戈登和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开展相关工作。戈登和福琼远渡重洋数次来华,不仅了解了茶区的分布、观察了茶树的种植与茶叶加工,搜集了茶树与茶籽,而且还招聘了有经验的茶工,通过上海与香港将其带到了印度。英国人的不懈努力为印度制茶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垄断性地位随之成为明日黄花。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英国茶文化研究:1650—1900”负责人、山东师范大学讲师)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