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南方黑人和“塔斯克基研究”(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5:11:34 《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 黄文龄 参加讨论
三、梅肯县黑人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的动机 1.梅肯县黑人居民迫切需要医疗照顾 1865年3月，联邦政府成立“自由人局”(Freedmen's Bureau)，以应付内战重建后的新局面，其中包括向黑人提供基本医疗照顾，但性质上属于应急，而非将其纳入公共卫生政策。(26)1878年，美国南方大规模流行黄热病，联邦政府深觉公共卫生的重要，遂成立国家卫生会(National Board of Health)，但黑人仍被排拒于外，政府漠视黑人社会医疗照顾需求的心态昭然若揭。(27) 在黑人诸多病症中，除却营养不良外，以性病的罹患率最高。联邦政府一直从围堵的角度处理，坚信这是黑人个人习惯的问题，而非社会种种不公平现象下的产物。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基于战力考虑，联邦政府首度正视性病的医疗照顾，由公共卫生署负责，协助各州推动性病防治工作，同时包括检查和治疗。(28)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防治工作是以战力为优先考虑，有此需求者，不分种族，都可以接受治疗，黑人性病患者因此连带受惠。 战事结束后，国会大砍社会健康照顾预算，其中，性病治疗经费大量缩减。1926年，联邦政府进一步撤回所有性病防治经费，但各州性病问题依然严重如昔，只好自寻因应之道。以亚拉巴马州健康局(Alabama State Board of Health)为例，它只能提供14个诊疗处所，给予无能力治病者以免费医疗照顾。该健康局也协同私人医生协助诊疗，以弥补公共卫生照顾不周全之处，但规定医生每次收费不得超过2元。健康局的立意良善，但实际受惠者十分有限，遑论真正需要照顾的黑人穷人。以1929年梅肯县的情况为例，其病患死亡率高居亚拉巴马州各乡镇第三名。梅肯县附近共有两家医院：美国荣民医院和安德鲁纪念医院。前者的人员很少参与黑人社区的事务；后者仅对学校师生提供医疗照顾，并未将这样的服务延伸至校外。当时，该地区的私人执业医生共有黑人1名、白人9名，诊所都聚集在白人聚集区，黑人就医十分不便。此外，私人诊所医生收取诊疗费用每次约2.5—3元，若需外诊，每一英里路程则加收1元，出诊所费不赀。政府规定诊疗费2元的上限，对私人医生是不敷成本，但对黑人却是一笔昂贵的支出。穷困的梅肯县黑人居民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能力接受专业医生的看诊与照顾。(29) 在医疗照顾严重匮乏的情况下，“罗氏实验计划”似乎为梅肯县的黑人居民燃起一线生机。黑人只要参与该计划，便可立即获得专业医生的医疗照顾。(30)强森的著作显示，梅肯县黑人知道，政府的医生会给他们免费测量血压、测试血液和检查身体，黑人希望借由参与“罗氏实验计划”，缓解身体的不适。因此，只要有检查通知时，黑人就会聚集耐心等待。(31)萧敖在口述访谈中指出，“大家都在传闻，在梅肯县或参加西蒙教堂的聚会，就可以获得免费的医疗服务，我正符合参加的年龄条件，所以我就去排队了。……当天下午抵达教堂，在场的医护人员告诉我们，会有医生看诊，如果有需要，医生也会开诊疗单取药，全部免费。”(32)不仅梅肯县黑人居民热情参与，梅肯县卫生官员也都积极响应“罗氏实验计划”，并表示这里的黑人很多，非常适合进行这样的实验计划，甚至黑人劳工领袖也表示愿意全力配合。(33) 但贫穷并不是造成梅肯县黑人无法就医的唯一因素，白人医疗院所无法提供令他们安心就医的环境，也是原因之一。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指出：“许多黑人患者宁可死掉，也不进白人医院。”(34)史家贝特斯(Barbara Bates)认为，这是因为黑人病患很少能够从白人医疗院所活着出来之故。(35)而在种族隔离政策的影响下，多数美国南方医疗院所不仅拒绝收容黑人病患或采取“隔离”治疗，而且黑人病患还会受到粗鲁的待遇与最差的照顾。(36)黑人麦克昆恩(Will McQueen)认为他的太太就是被当地医院“杀害”的，黑人郭夏(Cora Gosha)则拒绝去白人医院看病。梅肯县黑人居民亚历山大(Pelly Alexander)指出，有些医生“抓着我的手就像抓热狗一样，我告诉他会痛，他们咆哮说‘我是医生！’”(37) 除此之外，白人医学界滥用黑人做医学实验的相关传闻甚嚣尘上，“暗夜医生”(night doctor)更是绘声绘影。传说黑人会在夜晚被“暗夜医生”绑架，掳至医院杀死，其尸体作为医学实验之用。(38)史学家韩福瑞(David C. Humphrey)也指出，南方有些盗墓者在盗取黑人的尸体后，转运到北方，提供给医学院学生作为解剖实验之用。(39)黑人社会恐惧“暗夜医生”，认为他们就是可以隐身的白人医生，夜晚随时出没，黑人女性甚至不敢在夜晚出门。(40)这些传闻并未获得任何证实，但黑人社会对白人医院的恐惧，却在塔斯克基学院档案馆的口述历史资料中获得证实。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的黑人，有的不愿白人医生为他们抽血，有的只愿意在树下抽血，拒绝进入医院检查。(41) 黑人质疑白人医疗体系，他们相信，只有黑人医生与黑人医院才能给他们提供最完善的医疗照顾。而公共卫生署为了吸引更多黑人参与抽血检验，亦在检查环境上特别安排。公共卫生署利用学校和教堂作为诊疗中心，甚至动用黑人小区中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例如地方领袖、学校老师、牧师等出面，鼓励黑人积极参加。(42)公共卫生署在医护人员的安排上也特别用心，选择邻近梅肯县的安德鲁纪念医院，作为“塔斯克基研究”的合作对象，主要也是为了安抚黑人对白人的疑虑。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黑人护士芮佛丝。1923年1月，她加入“塔斯克基移动学校”(Tuskegee Movable School)，担任公卫护士一职。“塔斯克基移动学校”是1906年在美国政府赞助下成立的。黑人领袖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创立“塔斯克基移动学校”的用意，就是配合亚拉巴马州黑人的生活方式，用小货车载着工作人员，以家访的方式，挨家挨户传授农业技巧、家庭经济管理和基本护理知识，也协助这些乡下黑人处理疟疾、性病、糙皮病(pellagra)、产后照顾等健康照顾问题。(43)“塔斯克基移动学校”受到黑人穷人欢迎，也博得黑人社会的信赖与合作。芮佛丝在第一年就走遍20个乡镇，一个月内拜访数百位黑人，有时甚至超过1100人。她也因此娴熟塔斯克基市内大小事务，并与这些居民建立了良好信赖关系。(44)显然，公共卫生署雇用芮佛丝从旁协助，也是看重她受到黑人社会信任之故。 除了刻意安排检查环境与医护人员，让梅肯县的黑人愿意参与“塔斯克基研究”外，公共卫生署也延续了“罗氏实验计划”的一些精神，刻意回避黑人社会的疑虑。黑人在“罗氏实验计划”中已经习惯于接受免费性病针剂治疗，因此，克拉克在执行“塔斯克基研究”之初，也依循“罗氏实验计划”的精神。公共卫生署的医生除提供抽血、验尿、建立病史外，也会特别注意初期梅毒病患的治疗，因为这些人具有高传染性，并以年轻人居多，公共卫生署向每人提供至少20个针剂或192个水银涂剂的治疗，以减少梅毒的传染。(45)公共卫生署也会配合当地黑人的医疗习惯，譬如黑人不喜欢肌肉注射，因为这会在臀部留下疼痛的肿块。温格尔采用无痛的水银擦剂，让他们觉得舒服，吸引更多黑人加入检验的行列。(46) 即便血液检验结果是正常的，黑人也期望医生给他们一些药品，如软膏、药剂，以减轻身体其他方面的疼痛。在强森的田野调查中，也可以看到梅肯县黑人居民抱怨医生的处置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譬如“他们说我的血液是好的，但我希望它是坏的，不然我就没有机会接受任何治疗了”，“上星期三我去诊所看医生，要求他帮我打一针，但他什么都没有给我，头疼已经困扰我四五年之久了”。(47)史家琼斯也指出，梅肯县的黑人相信“政府的医生正在帮助我，我知道没有比这更好的了”。(48)波拉德在口述访谈中也承认，“他们(政府医生)说他们正在帮忙我们。我也相信他们的说法”。(49)这都显示，许多黑人确实相信，政府派来的这些医生会帮助他们解决身体上的病痛。 1933年，公共卫生署就已经决定“塔斯克基研究”以观察梅毒在人体自然发展为主，不投以任何相关治疗。(50)然而事实上，为了吸引黑人参与，公共卫生署确实会刻意提供一些免费药物。在公共卫生署的档案资料上，可以看到汪达理贺申请药物补给需求的记录。(51)档案数据显示，编号病人X(基于保护个人资料，档案中个人资料会以代号出现)致函汪达理贺，要求治疗其妻子的坏血病，汪达理贺回信，要他带其妻到安德鲁纪念医院，找迪伯医生处理。(52)笔者也从档案中发现，1934年1月，公共卫生署运送了5000颗阿司匹林和其他药物到梅肯县。(53)1938年的记录也显示，公共卫生署持续运送简易型的万用药、一万颗阿司匹林和约一千毫升的强心剂给“塔斯克基研究”使用。(54) 这些免费的检查和医疗照顾也吸引许多资格不符者要求参与。芮佛丝表示：“许多人听说可以从政府医生那边得到很好的照顾后，纷纷要求加入。”但是，因为“有太多不符合计划规定的人要加入，希望获得相同的待遇”，造成她非常困扰。(55)萧敖在口述数据中也指称，他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安德鲁纪念医院和美国荣民医院。波拉德也说，“有一次病了好几个星期，也是芮佛丝拿药给我吃的。如果用完，芮佛丝又会带一些补充药品。”(56)凡此种种都证明，黑人会找实验计划的医生解决身体病痛，而且期望当场获得免费医疗照顾。 通过仔细探讨“罗氏实验计划”或“塔斯克基研究”，可以发现，卫生官员和参与该项计划的白人或黑人医生都曾经讨论过如何满足黑人治疗的需求，吸引或留下他们继续参与。(57)无论克拉克还是其他公共卫生署的医生或官员，都极力争取梅肯县黑人居民的信赖，让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政府的医疗照顾。这些想法与做法显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梅肯县的居民一开始就是采取顺从与配合态度，那么，政府官员或医生后续的举措则是不必要的。黑人护士芮佛丝的资料也透露出，梅肯县有些黑人并不相信公共卫生署，或者抗拒公共卫生署医生的检查，有的会完全失去联系，或刻意隐藏去向。(58)在档案数据中，一个黑人的病例备注栏中写着“他常常躲在玉米田中避免接受检验”的字样。(59)显然，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的黑人是行动自由的，当初愿意参与者不是因为他们顺从、无知，而是在于他们对“塔斯克基研究”有所期盼，想借由参与该实验这一途径，解决身体上的不舒适或疾病。这也间接驳斥了白人医界关于黑人不关心自己身体健康、拒绝就医诊治的迷思。(60) 从黑人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参与者的口述历史资料亦颠覆了黑人不注意自己身体健康的刻板印象。波拉德回忆，1932年的一天，有人告诉他明天会有免费的检查身体活动，只要到学校教室集合即可，因此他就去参加了，而且他和他的同伴多次参加类似的检验。(61)他们在医院里进行脊髓抽取，他说当时并不紧张，因为他认为这有助于身体健康。他有时也会和太太结伴，一起去接受政府医生的检查。(62)显然，波拉德夫妇认为，参与这类检查有助于保持身体健康。 强森的田野调查报告也显示，黑人是在关切自己健康的情形下参与“罗氏实验计划”的。(63)报告记录了不具名的黑人接受检查后的反应，“我的身体一定有问题……我跟医生说，希望他给我一些药吃”。梅肯县黑人居民威廉斯(Bennie Williams)被告知他的血液没问题时说，“我不相信，我觉得我应该接受治疗。”居民哈瑞斯(Oliver Harris)的太太则问医生：“每次检验报告回来，你都说我没问题。是真的没问题，还是有可能是报告错误？”但更多时候，黑人认为治疗坏血病就是医治头疼、消化不良、不孕症等等不舒服的症状。(64)显然，他们想借由身体检验，了解和解决自己身体的问题。 若从年龄层来区分，年轻人参加的意愿远低于年长者。根据数据显示，在“塔斯克基研究”进行之初，它所提供的免费医疗照顾对身体较差的四五十岁黑人男性有较高吸引力，因此，他们参与的人数也偏多。(65)显然，这些黑人希望透过参与“塔斯克基研究”，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医疗照顾。 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的黑人对于是否继续配合，是有选择权的。但1939年之后，并没有新的案例加入，但也没有人退出。(66)公共卫生署1955年的调查显示，实验组中失联者有41人，控制组中失联者有18人。(67)他们离开的理由不详，但证明他们的行动是自由的。至于留下来的理由为何，也不甚清楚，但根据当时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的医生詹姆士(Reginald James)的说法，如果他坚持为病人治疗梅毒，这个病人就不再出现了，因为他们被告知：只要被验出有治疗梅毒的药物反应，他们就不符合继续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的条件，必须离开。(68)显然，梅肯县的黑人居民是有机会接受梅毒治疗的，但他们也会考虑自身的需求，决定是否接受梅毒治疗。黑人本身对于医疗照顾的需求，反映在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的心态上，他们考虑到自己的需求，因此选择留下来继续参与实验。 2.黑人医护人员需要白人同僚的认同 公共卫生署之所以选择塔斯克基学院继续合作“塔斯克基研究”，除考虑到该学院容易获得黑人的信任外，也意在将此前“罗氏实验计划”的原班人马直接纳入，形成“塔斯克基研究”等同于“罗氏实验计划”之延伸这一印象，以消除黑人社会不必要的质疑。(69)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梅肯县的黑人会因为贫穷和对医疗照顾的需求而参加“塔斯克基研究”，但协助公共卫生署执行“塔斯克基研究”的黑人医护人员的动机为何，亦是值得继续探讨的。 数据显示，梅肯县黑人医学社群完全支持“塔斯克基研究”，其中包括塔斯克基学院校长摩顿、安德鲁纪念医院院长迪伯、黑人科学家卡佛(George Washington Carver)等人。(70)1972年“塔斯克基研究”曝光后，塔斯克基学院发表声明，表示确曾提供设备和医护人员，以协助实验的进行，但强调那是20世纪30年代之事，在当时有效治疗梅毒的药物仍在摸索不定之际，“塔斯克基研究”是在合理且可以接受的范围。(71)迪伯在说服摩顿支持这项计划时指出：“我们不需要花一毛钱，医护人员就获得宝贵的实习机会，医院方面也会因此得到一些荣誉。”公共卫生署总长卡明向摩顿表示，共同合作是黑人医界参与科学研究的良机。(72)显然，对于梅肯县黑人医学社群而言，参与“塔斯克基研究”有助于提升黑人医护人员在医学社群的地位。 除此之外，塔斯克基学院校长摩顿也有其他合作的动机。摩顿知道梅毒在黑人小区蔓延的情形，深知一般人将梅毒归咎于黑人行为不检点。国家档案馆的数据表明，当公共卫生署的温格尔将梅肯县梅毒罹病比率极高这一情况告诉摩顿之时，摩顿表示，他对于这个结果毫不意外，36%这一数据远低于他超过50%的预估，不过他要求温格尔，这份研究报告不要外流，日后发表研究结果的流通范围也要设限，以免影响黑人的就业市场。(73)事实上，早在“罗氏实验计划”筹备阶段，1931年3月，亚拉巴马州发生Scottsboro Boys事件，9名年轻黑人被控参与强暴，黑人男性在性方面不节制是天性使然的说法不断出现，更加深了白人社会对种族与性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性这一偏见。(74)在摩顿同意合作的考虑中，必然希望借由“塔斯克基研究”的科学数据，澄清梅毒与种族无关。(75)此外，如果“塔斯克基研究”的结果与“罗氏实验计划”的结果一致，即梅毒可以大规模预防与治疗，那么，摩顿就更有理由要求联邦政府重视黑人在梅毒方面的医疗照顾需求，给予更多的协助。(76)这也显示出，塔斯克基黑人医界领袖之所以支持“塔斯克基研究”，也是因为他们相信该计划有助于改善黑人医疗健康。 从现实层面来看，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确实增加了黑人医护人员参加医学社群活动的机会。在严格执行种族隔离的南方，黑人要成为专业合格的医生实属不易，从申请入学、实习、毕业后取得专科证照等，除了面对金钱和时间上严厉的挑战之外，愿意招收黑人学生的医学院很少，给他们提供实习机会的医院更少。在南方持有证照的黑人专业医生，也只能在施行种族隔离的医院工作。即便在黑人专属医院，他们也没有担任行政主管的机会。黑人医生无法参与任何医学学会，被隔离于医学新知之外，遑论有机会在政府单位中接受训练或参与医学研究计划。(77) 黑人医护人员参与“塔斯克基研究”，也确实有些斩获。譬如美国荣民医院的黑人医生彼得斯(Jesse J.Peters)因为参加了“塔斯克基研究”，汪达理贺才愿意推荐他破例进入霍普金斯医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当时，霍普金斯大学并没有任何黑人医生，而彼得斯很想到该医院参加一项特别的训练计划，在汪达理贺同学校方面交涉后，穆尔(Joseph Earle Moore)同意让他进入霍普金斯医院，学习病理学相关知识。彼得斯在他的口述历史中也不断表示，这个学习机会对他来说实在难得。(78)迪伯则因此有机会突破种族的障碍在公共部门担任荣誉职。(79)黑人医生威廉士(Joshua Williams)在国会的证词中就指出，他非常珍惜这个参与的机会，因为对黑人医学院学生而言，真是千载难逢。(80) 无论是摩顿的考虑还是迪伯或彼得斯的例子，都具有意义。南方的医院里实施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医护人员受到很大的限制，白人护士不能触碰黑人病患，黑人医生绝对不可以与白人医生平起平坐，或共同进行研究计划，黑人医护人员亦震慑于白人医生的权威。但在“塔斯克基研究”中，黑人医生不仅与白人医生一起讨论研究计划进行的方式和采样的结果，甚至实际参与撰述研究报告。再者，“塔斯克基研究”是由联邦公共卫生署主导，与地方政府、卫生单位合作的研究计划，黑人医界除在其中有专业上的表现外，也可使自身的参与被视为突破种族歧视藩篱的象征。(81)在这种情况下，当公共卫生署向塔斯克基学院提出合作计划时，黑人医护人员没有理由拒绝，或许还会觉得能够参加这一实践计划是莫大的荣耀。(82)显然，塔斯克基学院、黑人医护人员对参与“塔斯克基研究”，也是有所期待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