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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今”何以“识古”(2)


    2、“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一个优良的史学传统
    主持人:在刘勰明确提出“居今识古,其载籍乎”之后,后代学者从不同角度将其作为一个重要命题展开论述,遂使其逐渐成为中国古人史学观的共识。请问,“居今识古”这一思想传统是如何贯穿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中的?
    瞿林东:“居今识古”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古代史学重视史官,重视修史、著史,重视史学社会功用的优良传统紧密相连。汉、唐史家对此有明确的论述。东汉班彪意在续司马迁《太史公书》(《史记》),“作后传数十篇”,其所撰长篇“略论”,从“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论到司马迁著《史记》,是较早论述这一优秀传统的文字。文中有这样几句话:“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后汉书·班彪传》)对中国史学史的论述,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字,值得进一步关注和阐发。
    唐初史家撰《隋书·经籍志》,其总序称:“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这是从广泛的意义上,强调史官对于“经籍”产生、发展的重大作用。其史部大序则进一步表明史官所应达到的标准及其职责的重要性;其十三类小序则概述了各个门类史书的源流与存佚,展现出史学发展的宏阔画卷。半个世纪后,刘知几撰成《史通》一书,其《六家》《二体》《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杂述》等篇,具体地描述了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轨迹,把中国史学中的史学自觉精神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这是清代思想家、诗人龚自珍的名言(《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箸议第九》)。这充分说明,悠久的中国史学传统,以及许许多多优秀的史家、史籍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之深、之大。当今的中国史学者,身居改革开放的中国,面对多元的世界文化,要以广阔的视野和虚怀若谷的胸襟,吸收外国同行有益的思想、方法和成果,用以提高自己、丰富自己;同时,也要真诚地、清醒地对待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创造出反映时代要求而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史学成果。
    刘开军:刘勰的贡献在于,他把先秦以来的这些思想提炼为一句文字简短、指向明了、意蕴丰富的话,推动了这一传统的最终形成和发展。刘勰之后,“居今识古”成为一句名言,不断被后人引述论说。而关于“居今识古”的相似表述更屡见于史册之中。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说修史旨在“多识前古”。无独有偶,唐太宗也从自己的读史经历中由衷地感慨:“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修晋书诏》)当然,在司马迁之前,孔子不仅具有明确的借文献认识历史的自觉意识,而且还是一位“居今识古”的实践者。史载孔子“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即从古代典籍中求得学问。同时,他又整理《诗经》,作《春秋》,为后人“识古”提供了可能。
    淳化三年(992年),徐铉撰写《邠州定平县传灯禅院记》,提出:“居今识古者存乎书”,从他紧接着所写的“金匮石室之宏规,名山京师之故事,此而不务,何以为能”来看,他说的“存乎书”也就是历史典籍,这和“居今识古,其载籍乎”的思想和表述都如出一辙。在另一篇文章中,徐铉还直接劝诫士子们要“居今识古”(《泗州重修文宣王庙记》)。要之,“居今识古,其载籍乎”的传统,导源于先秦,发展于两汉,定型于南北朝,成熟于唐代,历宋元明清而代有传承,其流不绝,一直滋养着中国传统史学不断成长。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和传统,中国史学才能够生生不息,史学家无论是在盛世的喧闹还是在衰世的没落中,都以理性的态度、深沉的忧患和恢宏的器局书写历史,让后人得以认识历史,总结历史。
    江湄:“居今识古”体现了中国史学的自觉精神。中华文明很早就具有历史意识的自觉,明白“居今识古,其载籍乎”的道理,从而形成了发达连贯的历史记载和编纂的传统,在晚清今古文之争中,章太炎明确提出,孔子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孔氏,古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訄书·订孔》)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在于开创了史学传统,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意识有了基础和根据:“夫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令迁、固得持续其迹,迄于今兹,则耳孙小子,耿耿不能忘先代。”而印度、波斯与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但是由于没有记载和编纂历史的传统,以致近代遭到帝国主义侵略后,无法追述自身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无法建立自身历史的连续性:“而故记不传,无以褒大前哲,然后发愤于宝书,哀思于国命矣。”(《国故论衡·原经》)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对中国现代国家及其民族意识的创建,对这一点尤其有深刻的体会和认识。
    孙卫国:事实上,不独中国古人有“居今识古”的思想传统,古希腊历史学家也曾有相近的表述。赫卡泰厄斯就曾强调“只有我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才把它记载下来”;被誉为“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的波里比阿特别指出:“真实之于历史,正如双目之于人身。如果挖去某人的双目,这个人就终身残废了;同样,如果从历史中挖去了真实,那么所剩下的岂不都是无稽之谈?”所以“求真”作为古希腊历史学的一个基本底色,也由此开启了西方史学的求真传统,正因为真实的历史被记载,因而“居今识古”才成为可能。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