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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13)


    五、双向发展战略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政为外交提供强大的后盾并规定着外交战略的基本框架,而根据国家实力、地缘政治以及战略对手的竞争态势作出具体准确的谋划并适时调整,同样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外交折冲。英伦三岛位于欧洲大陆西端,一条并不太宽的英吉利海峡(最宽处120英里,最窄处仅21英里)将英国与大陆隔离开来。这种地理位置,促成了英国的双向发展战略:英国是一个面向海洋的国家,海权是其立足之本;但它又是欧洲的一部分,它必须关注欧洲大陆战略格局对它产生的任何有利或不利影响。故有学者称,在18世纪,英国的外交和战略方案总是随着内政环境、外交猜测和战略机遇的变化,时而偏向于“大陆趋向”(continental orientation),时而偏向于“海洋趋向”(maritime orientation)。(98)
    与争夺制海权的努力一样,英国的“大陆趋向”也首先是源于对来自大陆国家入侵英国本土之威胁的考虑。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在大陆的扩张政策和支持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势力的举动使这种威胁十分明显,英国人充分意识到,如果大陆出现路易十四这样的霸主,英国的本土安全将岌岌可危。故威廉三世及其继承人安妮女王必须把遏制法国霸权作为最主要的对外政策目标。在1689—1714年间,英国的外交口号经常是“建立欧洲均势”和“维护欧洲自由”,这项目标通过九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得以基本实现。值得注意的是,1713年的《乌特勒支和约》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势力均衡”称为和平的保证,该和约宣称势力均衡“是相互友好和各方持续和谐的最好和最牢固的基础”,和约的宗旨即是“通过力量均衡建立基督教世界的和平和安宁”。(99)
    从路易十四之后直到拿破仑的崛起,欧洲实际上没有再出现严重威胁到英国本土安全的大陆霸主。因此,当时的一些英国人和后来的一些学者认为,一些英国政治家夸大了来自大陆的威胁,还有人认为英国干预大陆政治的倾向是受汉诺威王朝君主私利的引导。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杰瑞米·布莱克较为公允地指出,“不管英国的统治者是谁,英国人有着接受一个欧洲角色的必然性,也即,汉诺威王朝与大陆的联系并非英国干涉主义的起因。汉诺威的大陆联系和英国的干涉主义都必须对一个急剧变化的国际体系作出反应”。(100)如果说1713年之前英国为建立一种欧陆均势而努力的话,那么,1713年后它必须为维持已经建立的大陆均势而继续关注和干涉大陆政治,防止出现另一个路易十四那样的大陆霸主。就此而言,英国的大陆政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18世纪欧洲大陆之所以没有出现压倒性的霸权国家,有多种因素造成,其中,英国对大陆局势的时时干预是重要的一条。正因为如此,汉斯·摩根索把英国称为“均势操纵国”的典范。(101)
    虽然18世纪英国在多次战争中与法国为敌,以致有人称1689—1815年是“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102)但我们绝不能把18世纪英国的大陆政策简单地称为“反法政策”,而更应该确切地称之为“均势政策”。事实上,英国反对的是任何有可能危及欧洲均势的大陆国家,为了这个目标,它甚至可以与法国合作。例如,即便是路易十四的终生死敌威廉三世,为防止哈布斯堡王朝因获得西班牙遗产而力量过于庞大,也在1689年和1700年两次与路易十四秘密谈判,合谋划分西班牙遗产。(103)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衰落的法国不再对英国构成威胁,而复兴的西班牙却四处扩张,对乌特勒支条约体系构成威胁;彼得大帝的俄罗斯也力图向西进击欧洲。在此情况下,英国竟能与法国结成长达15年(1716—1731)的同盟,共同对付西班牙和俄罗斯,保证乌特勒支体系的完整和欧洲的稳定。正如丘吉尔曾总结的那样,“英国的政策与国家和统治者毫无关系;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最强大或潜在的称霸暴君”。(104)正是由于这种机巧性,英国才能够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力保奥地利不致崩溃,8年后又在下一场战争(七年战争)中与从前的敌人普鲁士结成同盟,合力打击从前的盟友奥地利。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