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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格局正迎来变革与重塑(2)


    “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多极格局作出的“三+3+3”注解,是对国际格局参与主体的“占位”描述。那当前国际格局的特点是什么?
    黄平:目前国际格局变化的特点,可以用“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来概括。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大选都被看成是“黑天鹅”事件。而2017年,英国“脱欧”将开始谈判,美国的新总统将入驻白宫,究竟有何变化还要观望。法国大选是否会受到此番“黑天鹅”事件影响,再次引发欧洲“地震”,人们也不敢断言。
    “不确定”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前面提到的“三+3+3”格局和演变带来的多极化。第二是全球化进程放慢或受阻(“逆全球化”)及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排列组合不断变化形成的复杂效应。第三是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疾病传播等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陡然增加。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人们遵循“理性”对内政外交的基本判断,都难以预测或解释这些“不确定性”。说得重一些,世界的经济—政治整体显现出一副“失序”的样子。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失序”一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黄平:明白“秩序”的含义才能懂得什么是“失序”。首先,秩序要有切实可循的一系列原则、准则、制度,具有先设属性,是“过去完成时”。维持秩序的规则由前人制定,后参与者如果想融入,就必须遵循,如果抗拒那就成了“修正力量”,修正得好,秩序会更加完善;修正偏了或猛了,就可能导致“失序”。过去,“秩序”往往存在于国家内部,而“国际社会”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各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丛林法则”成了世界法则。为了避免类似世界大战这样的惨痛历史重演,“雅尔塔体系” 订立出一套秩序架构,“联合国体系”更是具有合法性的构建世界和平秩序的国际体系。“冷战”时期,因为两大阵营内部遵守的秩序各不相同,广大“中间地带”成了两大势力集团争夺的对象。今天,“冷战”虽已结束,但一些国家和地区并未按照联合国秩序重构,新秩序又尚未成型。如今,随着变化成为常态,风险与之相伴,危机也时时发生,世界层面的经济—政治“失序”包括了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的社会失范、制度失灵、安全失控、精英失职。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介绍了当前国际格局的特点,但“失”是表象,其背后是否有深层次的原因?
    黄平:起码有四种“主义”加重了今天的“不确定性”。一是经济上的保护主义。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西方各国都纷纷向内看,投资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种保护主义措施竞相出台,这是1990年代以来这一轮全球化所未见的。二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复苏现象往往与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相关联,其明显是属于政治保守主义的系谱,也是多年未见的。三是社会上的排外主义(也被称为“民粹主义”)。产生这种排外乃至仇外的社会心态,是面对恐袭一类事件的反应还是受到了保护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四是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只是极端主义的一种表现,极端主义再加上宗教或部族势力将会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这四种“主义”相互交叉、重叠,更加重了“不确定性”。
    新国际格局正在重组重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提到全球化进程放慢或受阻是当前国际格局的一大特点。可否详细解释?
    黄平:全球化是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商品、资本、信息、服务和人的“自由流动”。这种“自由流动”促使各要素之间产生复杂的作用,导致了很多未能预期的结果。全球化改变了我们的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既提供了很多过去无法想象的机遇,也展示了在现实和未来面前人们的无所适从和无能为力。
    当前,我们其实同时面临着“全球化放缓”、“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共同挑战。“全球化放缓”是指某些领域如贸易的跨国流动虽速度有所放缓,但仍还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主要是受经济危机影响和各国为自保颁布的各类“保护主义”政策所致。而且,也不是所有领域都放缓了,例如人口跨境流动在增加。“逆全球化”是指客观发生的经济向内走、向内看,更多地在本国或本地区发生各类经济活动。“反全球化”则是社会政治意义上对全球化的抵制和反抗。今天,“缓全球化”、“逆全球化”、“反全球化”三种现象都有,性质不同,结果当然是综合性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众多的“不确定”中是否有着一条“确定”的主线?新的格局是否正在孕育中?
    黄平:我上面提到的“三+3+3”格局是一个大体框架。世界不但多极,还多元,乃至多伙伴。这些个“多”,将会催生出何种新型关系并不很确定。但确定性有三:第一,国际关系在重建,各类同盟—伙伴关系正在重组,国际规则正在重写,国际格局在重构;第二,我们努力的目标和愿景很明确:通过共建、共享、共赢,建设一个更加和平、安全、公正的世界。第三,在新的国际格局中,西方继续主导、支配、称霸的可能性不是增加了,而是降低了。
    具体说来,国际关系重建是指行为体和对象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以主权国家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状态已发生很大变化,跨国公司越来越在国际经济—政治—安全事务中发挥作用,达沃斯就是很好的例子。从国际关系的对象或要面对的问题看,不仅有传统安全,还有气候变化、疾病传播、水资源短缺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挑战者”也不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同盟—伙伴关系在重组,“冷战”时期的许多同盟关系,要么已经不再,要么名存实亡,而大量新的伙伴关系、战略关系、互惠关系正在各地出现。国际规则在重写,“自然状态”下遵循的“丛林法则”、“零和游戏”、“胜者通吃”等规则日益受到质疑或已经过时,求和平、求发展越来越成为时代的潮流。国际格局在重构,欧盟、东盟、非盟,金砖国家,南南合作,G20,大量的新区域合作、区域组织、非西方集团出现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在这些重建、重组、重写、重构背景下,目前还缺乏一个既为各国广泛认可又能保证和平、繁荣、安全和公平的世界秩序。我们不能排除世界会经历一个“无序”或“失序”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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