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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波利特·泰纳的政治哲学与文明史观(2)


    然而,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和继后的巴黎公社起义,对泰纳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将他从纯粹的学术探究带入到对现实的关注。(13)9月初,法军色当惨败,普军长驱直入进逼巴黎。陪同妻子逃亡在外的泰纳,在与家人和朋友的通信里,对战争进程及祖国命运表达了深深的关切。他在1870年12月17日写到:“我尝试着重新开始工作,但徒劳无功,焦虑与悲伤让我无精打采。我上午读书,下午外出,晚上我们玩骨牌,这都是在消磨时间。”(14)接着在12月28日又写到:“消息变得越来越令人悲伤,这些日子来我心如刀剜,我不知道人们原来如此心系祖国。”(15)1871年1月底巴黎投降停战,以及继之而来的内部纷争,让泰纳对自己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您很清楚,一直以来,我对法国这个地方抱着灰色的看法。灰色已变成了黑色;这一年来我目睹了六月的一连串事件和内战,稍后再一次入侵,最终可能让法国一分为二,一种类似于意大利近三个世纪来的前景。”而法国的政治无能则罕有其匹,泰纳激烈地指责进步人士,即掌权的共和派,“大部分是狂热的疯子”。(16)3月18日巴黎公社起义爆发后的混乱状态和残酷杀戮,更是让泰纳感到了“内心的绝望”。(17)
    但与此同时,泰纳认为值此国家危难之际,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应努力工作,献礼法兰西,为衰弱不堪的祖国尽一份绵薄之力。(18)早在1870年底战事未决之时,他在给索雷尔的信里就初步表达了这一意愿:“如果我们现有的政府不是太过反自由,我知道,我们对大家的义务是做些有教益的而让人感觉不那么舒服的文章、讲座等,以便公开地揭示和承认我们的错误,在我们的种种不足中指出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19)但由于禁锢言论自由的帝国政府此时尚在,不难看出他的语气里还充满着犹疑。随着战争结束帝国垮台,2个月后,泰纳确定地表示要以自己所能为国家做点事情:“很可能在回来后,我将在巴黎写些有深度的政论文章,尽管我不是那么情愿且能力不逮;现在是人人都应奋力的时候了;但话语在制度与国民性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东西!我终将竭力而行,不幸的是希望微渺。”(20)
    1871年4月初,随着巴黎局势的恶化,泰纳停止了在巴黎美术学校的授课,这使他有时间思考导致法国文明“内在解体”(dissolution intime)和精英阶层衰弱不振的原因。5-6月份的牛津讲学之旅,又让他体会到坚守传统和渐变的英国的力量所在。(21)他决定放下手头正在进行的抽象理论思考,转向对当代法国的研究,以便查明导致今天法兰西民族衰弱不振的病源所在。通过对法国历史的追索与思考,泰纳认为,“盛行于法国的诸多疾病,源于我们现代社会与这个民族传统的断裂:在重构新事物之前,他必须探查我们居于其上的土壤,了解我们被连根拔起的原因,这要追溯到将过去与现在断然切开的时代——法国大革命”。(22)1871年8月,牛津讲学一结束,泰纳便一头扎进《现代法国的起源》的写作中。起初他只想写上一卷一般性的观念史,但随着资料不断积累,他决定将自己的著作分为三部分:《旧制度》、《大革命》和《现代制度》,(23)以便能够更细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1875年12月,《旧制度》一书率先面世。在序言里,泰纳明确地交代了他写作此书的意旨所在,即追问当代法国(与英德相比)为什么衰落了?他作出的结论是,18世纪末那场革命带来的剧变,彻底损毁了法兰西民族的传统根基,使新构建的现代法国内部缺乏坚实的结构支撑:“转变过于猛烈和迅速的民族同样不幸,因为它难以达到内部的平衡与和谐,而且,由于其领导机构行为过度,其深层器官发生变异,其维系生命的养料逐步枯竭,因而注定会失去理智,陷入虚弱无力的境地。”(24)它的邻人之所以更为平衡、更为健康,“是因为它们是以独特的方式构建起来的,它们以最初的厚实坝基为核心,以某个古老的中心建筑为基础,这个古老的建筑历经数次修补,但一直保存,其扩建也是根据居民的需要,通过反复摸索而逐步展开的”(第2页)。
    那么,为什么法国发生了这场将老房子彻底摧毁的大革命,而英国没有呢?按照泰纳在《旧制度》一书中的解释,法国之所以发生如此暴烈的革命,其根源在于17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两大发展变化:一是社会政治领域的中央集权化进程,该进程摧毁了古老厚实的等级特权传统,使精英阶层流连于矫饰奢华的沙龙社会;二是思想领域抽象精神的形成和蔓延,17世纪科学革命与古典主义化合成有毒的新思想,即以“推理理性”为内核的启蒙哲学,它逐渐取代传统价值和思维方式,以简单抽象、整齐划一的理性原则构思社会。下面简要勾勒他的论证思路:
    首先,中央集权化进程破坏了法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道德体系,塑造出新的社会风尚。传统的等级特权制原本是义务与权利的结合,但在建立中央集权的进程中行政官僚取代了贵族领主在地方公共生活的位置。这导致领主丧失了公共服务的职责功能,同时却保留了他们的特权,“当统治权变成尸位素餐的招牌时,它会因为没有用处而更形沉重。”(第61页)。更糟糕的是,领主公共服务职能的丧失造成了阶层间的彼此隔绝疏离,各个团体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社区/社会公共自由的构建难有可能。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