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波利特·泰纳的政治哲学与文明史观(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2:11:32 《史学史研究》 洪庆明 参加讨论
史学家塞诺博斯(M.Seignobos)—第三共和国的热忱支持者，在一篇评述泰纳著作的文章中，认定泰纳理论程式(文明演化三要素说)先行、对史学的技术程序和批判方法完全无知、充满政治意图，这些因素结合之下写出的史学作品《现代法国的起源》，尽管“是一座雄壮的纪念碑，但业已半塌在地”。(45)另一位共和主义史学家昂利·塞(Henri Sée)与塞诺博斯持大体相同的观点，他批评泰纳的哲学思维和先前的思想训练，导致其在从事历史撰述时“以论带史”：先寻找先验的理论程式作为著作的框架，而后罗织能够嵌入其中的史实。因此，泰纳更多的是一个优秀的文论家而非职业的历史学家。(46)值得一提的是，塞诺博斯的批评主要是基于学术上的，并没有对泰纳予以全盘的否定。 其二，大革命史研究体制及方法的转变。《现代法国的起源》问世期间，正是大革命史研究向官方支持的组织化和职业化嬗变的时期。为了凝聚国民共识，打造自身的合法性，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自称是大革命时代共和理想的承袭者，大革命被赋予了“母亲”源头的角色，强化革命史研究因此势在必然。1885年，左翼成员占据支配地位的巴黎市政委员会拟议在索邦设立了大革命史讲座教席，使革命史学研究和传播走上制度化的道路。政治立场激进的阿尔方斯·奥拉尔被任命为首任讲座讲授，“在此后的36年当中，他除发表了大量有创见的著作外，还出版了30卷的文献资料……奥拉尔还激励他人在他的领域从事广泛的研究，勒努万、卡昂、布拉厄施、索德里姆小姐、帕里塞和马迪厄都是他的学生”。(47) 在泰纳笔下，大革命形象被描绘为“暴民”、“暴力”和“暴政”的结合，因此，体制派革命史学家必须“将他逐出历史记忆的场域和正在构建中的革命史学遗产之外”。(48)奥拉尔一改塞诺博斯那样较为温和的学术批判，专门撰写了一本厚达330页的著作，对泰纳及《现代法国的起源》大张挞伐，以便彻底摧毁这部著作的影响，同时树立自己的威望。尽管他声言自己的评判“不带偏见”(sans passion)，但在序言里，就对泰纳加以面目狰狞的政治定性，称之为“保守主义者，尤其是天主教保守主义者的宠儿”、“惊恐而狂暴的保守主义者”、“妄图复辟君主制”。(49)奥拉尔从泰纳的学术背景和思想习性、资料搜集和使用方式、研究方法和严谨程度、知识和细节错误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驳。最后他问到：“如果这些错误源自某种坏方法，如果它们源自党派偏见，如果它们源自政治或哲学激情，如果它们几乎全部是偏见，如果它们存在于书中的每一页甚至几乎每一段，对于一部历史书来说还有任何权威吗？”(50)答案当然是没有：泰纳的著作没有给法国革命史增添任何新东西，作为历史书事实上毫无价值。奥拉尔的学生(同时也是敌手)马迪厄，也撰文批评泰纳缺乏历史职业所必需的正确方法，荒谬的日耳曼式种族理论使之失去判断力，并毫不客气地对泰纳的学术身份下了裁决：“泰纳配不上历史学家这个称呼，而仅仅是一个误闯入历史学当中的文学家和哲学家”。(51) 尽管不乏有史学家站出来为泰纳辩护，如年轻的保守主义者奥古斯丁·高善(Augustin Cochin)在评论奥拉尔与泰纳之争中指出，奥拉尔对泰纳“硬伤”的指陈几乎近半是错误的。(52)然而，在“拥有自己的教席、学生、学社和杂志”的大革命史研究体制面前，个人的异议之声不仅微渺，而且注定被无情地压抑下去，高善在学术思想史上的遭遇即是注脚。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体制化的革命史研究代代传承，到20世纪50年代，他们构建出来的大革命解释体系，不仅在法国占据着绝对的主流地位，而且流播到整个全世界。《法国革命的现代起源》就此丧失了影响，(53)乃至最终被流放到反革命的史学类型当中。(54) 在1870年代民族国家激烈竞逐的时代，受国家战败和血腥内战的刺激，泰纳从文学艺术研究走向了历史撰述，希图找出导致法兰西文明衰弱不振的病源，以治病救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泰纳是确定无疑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 然而，1870-1890年代恰好是法国政治和思想剧烈转变的时代，这致使泰纳的著作可谓左右皆不逢源：在《旧制度》中抨击君主中央集权，让君主立宪派感到不满；在《大革命》中丑化民众暴力和抨击雅各宾专政，遭到了共和派的敌视；进化论的文明演进观，又不容于世纪末进步主义幻象破灭的时代氛围。因此我们可以说，泰纳在19、20世纪之交的法国跌下思想大师的神坛，存在着更广泛深远的原因，共和主义的大革命史学只是直接的推手。而且，左翼共和史学家们的批判并非完全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他们所说的弊病和不足，在泰纳的著作中确实客观存在，如研究方法上的以论带史，对历史的解释过于机械，只关注它认为对文明演变至关重要的几种部件，严重忽略了历史现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有后来的学者对他的《旧制度》一针见血地批评到，“他不仅成为他的研究方法的受害者，也称为他的气质的受害者。就研究方法而言，他对18世纪的描述没有把发展变化的情况包括进去(他忽略了宫廷与高等法院之间的斗争)”。(55) 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泰纳决非像他们所说的是一位反动的历史学家。从政治思想上来说，他固然是一位保守自由主义者，但脱离激进的革命话语，保守自由非但不等于反动落后，相反对于文明变革反倒具有不容否认的建设性意义。从学术思想上来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的学者，在《现代法国的起源》一书中，泰纳像米什莱、托克维尔、米涅、基佐、基内以及路易·布朗等人一样，试图解答“现代法国是什么”的问题。(56)时间的流逝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法国民主共识的形成，自由和人权成为左翼和右翼共同接受的价值，大革命不再深切地牵涉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立场争斗。从1970年代开始，泰纳成为重新获得关注的重要对象，(57)史学家们能够站在更远的时间距离上，对其著作的学术和思想价值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估。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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