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态(7)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2:11:13 《史学集刊》 郭小凌 参加讨论
对这些成果进行归纳，大体可看出古希腊波利斯国家形成的路线图：一条是由一到多，即由一个单一的共同体脱胎而成一个波利斯国家。另一条是由多到一，由多个共同体，如村落、部落联合而成的一个波利斯国家。 1.从一个单一的共同体脱胎而来的波利斯国家。 这样的国家首先是指小亚细亚西海岸的殖民国家，以及由多利安入侵者在希腊本土建立的部分国家。 就前者而言，是指由多利安人入侵导致向东地中海移民的浪潮，逃亡的殖民者在新定居地，如小亚细亚的波利斯定居点，在取得对当地人的统治权后，形成的波利斯国家。后一种情况与前一种形成的基本路线相同，单一的多利安入侵者集团逐渐在新定居地形成国家。这样的国家符合恩格斯、奥本海默等人所说的通过征服形成的国家。 就殖民波利斯国家而言，有一些文字史料，比如诗人品达的诗歌，早期历史家赫拉尼库斯的残篇，地理家斯特拉波和波桑尼阿斯的著作。在古典时代(公元前5-前4世纪后半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古风时代(公元前8-前6世纪)小亚细亚地区的波利斯国家比希腊大陆国家要活跃得多，哲学之父与历史之父都出自这个地区。这里的波利斯国家形成的具体情况无法确知，但我们可以根据少量的提示加以推测。 我们知道，希腊人穿过爱琴海，从希腊大陆来到小亚细亚。而在希腊大陆，当殖民运动开始之前已经存在着迈锡尼诸王国。在阿提卡，在迈锡尼时期就曾有过一个君主制国家。迈锡尼文明崩溃以后，传统官僚机构显然也随之崩溃。因为后来在中希腊和南希腊再也见不到以宫殿为中心的国家机构，只有北希腊的部分地区(如伊壁鲁斯)和马其顿还保留着迈锡尼时代君主国的原始形态。 依据后来小亚细亚作家以及晚期希腊史家的片断记载，逃亡海外的人们拥有自己的领袖，因为品达、斯特拉波、赫拉尼库斯都提到无论是伊奥尼亚人还是爱奥利亚人都保留着殖民地奠基人是某些国王的传说。当然，最初的殖民者的组织并不一定具有国家组织的特点，但旧有的社会阶级结构多半在逃亡过程中被打破了，并在新的定居地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因为逃亡者在新的定居地平分了土地，尽管他们的首领也许分得多些。这种最初的集体主义以及经济平等构成一个新的公民共同体的基础。在新的定居地，为了调节内部关系，也为了维持对当地人的支配权，并占领更多的土地，这样便形成了最初的政治机关，如公民大会、议事会和行政官、军事统帅等，共同体男性成员组成的军队也逐步制度化。同时，共同体成员们为安全起见，修筑了防御工事或城堡，这样便形成了绝大多数波利斯国家的城市中心。考古材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种波利斯国家的形成路线。在伊奧尼亚地区，最早的米利都和斯米尔纳定居点目前发现分别只有一个，时间是在公元前1125至前1050年，即迈锡尼文明崩溃后不久。而二者后来都成为小亚细亚著名的波利斯。同样，后来著名的萨摩斯、以佛所、科罗丰、开俄斯的定居点最初也只有一个。 对我们认识这类波利斯国家形成具体途径有一定作用的是在希腊本土定居下来的多利安人入侵者集团。考古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这方面的问题。 根据现代希腊史家萨克拉里奥对考古成果的研究，南希腊的各迈锡尼王国遭到过两次严重打击。一次是在公元前约1200年，即迈锡尼ⅢB时期。一次是在其后的公元前1125年，即希腊考古学上的迈锡尼Ⅲ C时期。目前可以辨认出，前1125年左右的破坏可能是由多利安人入侵引起的。在前1125年之后不久，科林斯地区只有一个定居点，依托天然的方位屏障，即一座高山。随后在前1050至前900年间，出现两个定居点，一个在现代科林斯，另一个距现代科林斯不远。在前900至前750年期间，位于现代科林斯的定居点被放弃，但在科林斯地区又出现4个新定居点。据此推测，侵入科林斯地区的多利安人起初居住在一个地点，环绕作为危急时防卫用的山头。因此这是原始的波利斯。后来一分为二，又分为四。在8世纪初，以设防的卫城为中心。在前800年左右出现的4个村落联盟的基础上，科林斯又吸收了附近派特拉加盟，形成了古典时代众所周知的科林斯。 2.由若干单个共同体组成的联盟形成的波利斯国家 阿提卡是这种方式的典型。国外许多史家都认为雅典波利斯国家是在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逐步形成的。这一形成路线我国学者比较熟悉，就是所谓提修斯先统一阿提卡，组成四部落联盟，建立国王为最高领导人的统一国家。然后在古风时代推翻王政，建立贵族共和，形成波利斯国家。 斯巴达也是这样。从古典作家的记载以及从后来的政体看，大概由两个王国联合而成，实行双王制。时间发生在公元前950至前900年多利安人征服拉哥尼亚地区之后，由阿基斯和尤里朋两个王室家族当政。我们也可以把最初的两个王治理的独立的社会政治组织称作塞维斯眼里的酋邦。 斯巴达出现统一的中央集权与依附居民庇里阿西人和耕奴黑劳士的出现联系在一起，时间是公元前8世纪中叶。最早的庇里阿西人是周边三个定居地的居民，他们也是多利安人。而最早的黑劳土则是斯巴达居住地南边的居民。吕库古改革正是利用再分配的权力调整斯巴达公民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关系，以便更好地实行特权公民集体对被征服者的统治。所以吕库古制定著名的政治规则“瑞特拉”，标志着以社会阶级和等级分化为基础的斯巴达波利斯国家的产生。出现了制度化的中央权力，它们体现在“瑞特拉”这份文献中，公民大会、元老会议和国王的权力与职能在文献中得到了清晰的划分，斯巴达从此成为军国主义化的国家。 南希腊的西具昂、墨加拉也以类似方式形成了波利斯国家，时间也是在公元前7世纪，即大约公元前670-前650年之间，均由若干个村落共同体构成。 根据文字史料，希腊各地的波利斯国家出现在公元前800年前后，最早出现的地区是小亚细亚、南希腊和阿提卡。随后陆续在各地出现。比如公元前700年左右在彼奥提亚，在南希腊的西具昂及其周边地区。在公元前6世纪末叶，在弗西斯、洛克利等中希腊北部地区。在公元前6世纪末和前5世纪初在普拉提亚。大体上到了古典时代早期，希腊各地大凡进入成文史的地区，都形成了波利斯国家，也就是通常以一个或两个城市为中心，以公民集体治权为政治特征，以阶级等级结构为社会特征的早期国家。但在边缘地带，特别是北希腊，仍然是荷马时代的王国形态。在中希腊和南希腊的边缘地带，也存在着前波利斯国家的松散村落定居点，比如阿卡纳尼亚、埃陀利亚和阿卡狄亚地区。这些地区在古典时代均属贫困落后的地区，基本被排除在希腊成文史之外，直到公元前4—前3世纪才形成独立的波利斯国家实体。 关于早期国家形态，远比国家起源问题要清晰，这是因为成文史记载中有许多有关这一问题的记载。 就早期国家形态的规模而言，现有史料足以证明世界各地最初的国家都是地域不大、人口不多的小国，比如中国早期可能有成千上万个小邦，希腊有上千个波利斯国家，埃及尼罗河谷地和三角洲最初可能有40余个诺姆小国，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早期小国也至少各有几十个。为什么早期国家都是小国寡民？以往的解释是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但这并不合适。同样的自然地理条件，比如尼罗河流域的上下埃及，并没有对古人来说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却最初是小国林立。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早期国家都是从史前氏族部落或其他某种较小的人们共同体演化而来，史前社会组织的狭小性决定了早期国家的狭小性。所有地区性的中等国家或大型国家，都是后来兼并或联合的结果。 至于早期国家形态的类型，如果不算酋邦，成文史载的早期国家可以说都是君主国，君主拥有治国决策的最高权力，没有哪个地区的国家一开始就是贵族共和国或民主国，或者说没有确切的史料证明哪个地区的国家起初是共和制的。这种现象也容易解释。现代人类学也普遍认为酋邦是向国家过渡的准备，酋长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制度化，直至成为脱离社会的公共权力，很自然的就是早期国家的王权。然而，我们看到，地中海地区的政体在形成君主制之后却走了一条与旧大陆其他地区的政体不同的道路，这就是在腓尼基、迦太基和希腊、意大利，早期君主国普遍向贵族共和国或寡头制国家转化(当然也始终存在着君主国的个别现象)，并在公元前6世纪初，在希腊雅典，通过杰出个人的历史创造性活动——梭伦采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开始了进一步的权力下移，最终在公元前6世纪末叶实现了世界史上的伟大创举，在雅典首先建立古代世界十分少见的民主制。(40)至公元前4世纪，民主政体已经扩展到古希腊人活动的大部分区域，如西西里、南意大利、希腊半岛、小亚细亚、黑海沿岸、爱琴海岛屿等地。但古代世界的共和制和民主制随着罗马帝国的征服与统治，在公元前1世纪寿终正寝，世界历史进入了单一君主制和君主专制时代，虽然君主制的表现形式广泛存在着地区差别。 注释： ①以polis一词为例，德国史家伽万特卡的词源考据提出：polis在今天没有真正的对应词，现在学术界所称的城邦与古代polis原意不符。polis的古意很多，无论城市或国家的理解都有偏差。根据希腊史家萨克拉里奥的梳理，现代史学中关于polis大约至少有20种解释(如一种国家形态、一种政体类型、一种人类共同体等)，都是建立在对古代用法缺乏认真考察基础上的。参见：Michael B.Sakellariou,The Polis-State:Definition and Origin,Athens and Paris:De Boccard,1989,pp.27-67.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国内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提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系指与“古代的”生产方式平行的生产方式，但从马克思的这段定理式的论述中这一解释难以成立。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4页。 ⑤以上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5-159页。 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页。 ⑦目前所知最早形成国家的地区是公元前3000年代初期的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二者是否独立地产生国家目前难以确定，因为两地之间没有天然的阻隔。但在公元前二千年在黄河与长江流域、印度河与恒河流域出现的早期国家显然是独立形成的。各地在不同时间不约而同地产生国家形态证明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历史哲学之父维科在提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统一性的论点时，举了三个至今难以推翻的论据，这就是尽管世界各个民族在时间和空间上相隔甚远，却不约而同地拥有三种习俗：“1.都有某种宗教；2.都举行隆重的结婚仪式；3.都埋葬死者。”([意]维科著，朱光潜译：《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3页)现在看来，除了“都埋葬死者”的说法有些过头(因为也有不埋葬死者的民族，可改为都有处理死者的某种仪式)之外，维科的归纳至今仍然有效。阶级和国家的形成再次证明人类社会在进化的过程中，有一些内在的规律是无法回避的，这对当代颇为流行的历史规律怀疑论、偶然性崇拜是个有力的否定。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 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168页。 ⑩[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日知、力野译：《雅典政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页。 (11)Plato,Protagoras,trans By C.C.W.Taylo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322d-323b. (12)polis一词有众多含义，中译名“城邦”仅是其中之一。它首先指要塞、城堡，这是该词的原生义。可追溯到印欧语言中的一个共同的词汇，比如梵语中的pur，立陶宛语pilis，这两个词都是阴性，而且词义都是要塞。其次，polis指由一个要塞(polis)和一个下城(astu)组成的居民点、定居点。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polis or poleis还没有城市的意思。第三，polis泛指具有不同政体的国家。polis作为国家的用法，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流行开来，一直到古希腊史终结都是polis的主要内涵。此外，polis还可指一个社会阶级或集团，可指公民或公民集体，还可指公民大会、公共生活、政治权利、国家的领土。在上引文中，显然做一般国家解。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页。 (1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4-7页。 (1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9页。 (1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9页。 (17)Marcus Tullius Cicero,The Republic and The Laws,trans By Niall Rud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II,39. (18)[英]洛克著，叶启芳等译：《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页。 (19)洛克：《政府论》下篇，第38页。 (20)洛克：《政府论》下篇，第10页。 (21)洛克：《政府论》下篇，第77-80页。 (22)洛克：《政府论》下篇，第4、77页。 (23)[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页。 (24)卢梭：《社会契约论》，第9页。 (25)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2页。 (26)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3页。 (27)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5-26页。 (28)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7页。 (29)世界各国在历史上长时间普遍存在君主制或君主专制政体，曾经广泛流行的君权神授、君主制天然合理论便是这种社会存在的反映。 (30)http://www.studa.net/zhengzhiqita/060413/16033043.html (31)参阅易见平：《部落联盟与酋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19-524页所列书目。 (32)[英]迈克尔·曼著，刘北成、李少军译：《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94页，另见具体论证的第3-7章。 (33)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66-67页。 (34)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73页。 (35)参见易见平：《部落联盟与酋邦》，第158-162页。 (36)详见易见平：《部落联盟与酋邦》，第162-207页。 (37)易见平：《部落联盟与酋邦》，第230页。 (38)参见[美]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五章。 (39)前引Michael B.Sakelariou,The Polis-State Definition and Origin,pp.293-466，该书对波利斯国家起源的史料，包括至20世纪后半叶的考古证据，以及有关各种解释有充分的介绍。以下有关希腊波利斯国家形成途径的归纳很大程度上借用了他的成果。 (40)参见施治生、郭方主编：《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287页。 （原文刊于《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