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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进程中的时间标准化(5)


    四、时间统一进程中的竞争和霸权
    我们从时间的社会性这个角度,阐述了世界的时间随着全球化而趋向统一的必然性。然而,这个过程绝对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仿佛全球化进程一旦启动,世界各地的时间体系就随之走向统一。由于对时间的掌握总是象征着权力,制定时间体系和发布时间规则,似乎就拥有了可以号令天下的权威。(67)反之,甘愿接受某一时间标准,往往也意味着政治上的归顺。(68)这样,时间标准又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罗马教皇制定和推广格列高利历是如此,法国大革命废除格列高利历也是这样。而日本、中国、俄国等国家在维新或革命以后,马上就宣布进行历法改革,其政治意义都十分突出。
    正是因为时间的政治性,全球时间体系这个看上去只是属于全球层面的公共时间服务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伴随着权力的竞逐。就以计时体系来说,即使西方人主导了全球时间标准化的进程,当我们观察西方世界的内部,我们仍然发现,为争夺全球时间体系话语权,那里一直存在着国与国之间的明争暗斗,尤其是英法之间的竞争。而标准时间之争最终尘埃落定,基本上也是国家实力和霸权的反映。换言之,时间标准的制定过程也就是国家实力较量的过程,把经过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经线定为本初子午线,以格林威治时间作为世界各地的参考时间,表面上看是国际社会讨论协商的结果,实际上折射出当时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一些国家积极参加航海和探险活动,这些活动或者是出于海外贸易的需要,或者是为殖民活动做准备。有时,它们甚至直接就是殖民扩张的一部分。不过,在大航海时代,海上的经度测量是个难题,即使像达·伽马这样伟大的航海家,也由于缺乏精确测量经度的办法而曾在海上迷失过方向。殖民国家从世界各地搜刮来的财富在海上漂来漂去,海难时有发生,仅仅是1707年10月22日发生的一起因战舰触礁而导致的海难,使英国丧失近两千将士的生命。(69)所以,在那个时代,找出可以精确测量经度的办法,不仅事关生命和财富,而且事关国家荣耀。
    不难理解,为配合航海所需的经度测量就这样成了国家利益链中的重要一环。在那个时代,欧洲的航海大国都关注经度测量。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葡萄牙等国奖励人们寻找在海上能够精确测量经度的办法,(70)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1564-1642)、荷兰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惠更斯(1629-1696)等著名的科学家都曾名列奖金申请者的队伍中。1714年春,伦敦航行界的各路人马向议会发起请愿,要求政府关注经度问题。同年夏,英国国王颁布了经度法案,承诺为解决经度问题者提供一笔两万英镑的奖金。
    为了解决在海上测定经度问题,一些欧洲国家还专门建起了天文观象台。在寻找海上精确测量经度方法的过程中,英、法互为主要的竞争对手。法国人清楚,英国成为一个大国,就是因为它的海上力量,而根据一般的标准来比较英法两国,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英国只应当是一个二流国家。谁主宰了海洋,谁就主宰了世界。(71)1667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支持建立了巴黎天文台。但英国人也知道,要发展海外商业贸易和强大的海上力量,没有天文学不行。所以,英国不惜一切代价把天文学发展到极致。1676年,英国国王支持建立的格林威治天文台也开始工作。
    英法两国的竞争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为了奖励寻找在海上测量经度的办法,英国成立了一个由科学家、海军军官和政府官员组成的经度局,经度局负责发放奖金。法国人深受启发,仿照英国也成立了经度局。
    寻找解决在海上测量经度问题的办法的竞争,还发生在两国的钟表制造方面。因为经度相当于时间,(72)如果航船在海上航行时能知道确切的时间,那么,水手就可以方便地算出航船的经度,从而给航船定位、定向。所以,英法两国都把设计和制造适用于航海的钟表,当作国家机密对待。
    但是,法国在很多方面不如竞争对手。
    以钟表制作来说,是英国的钟表匠约翰·哈里森(1693-1776),率先造出了可以用于测定海上经度的计时器。库克船长在远航时就带着这样的计时器,并在它的帮助下,制作了南太平洋诸岛的第一张高精度海图。有人这样评价哈里森的工作,说他“帮助英国征服了海洋,因而成就了大英帝国的霸权”。(73)或许,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精密计时器,英国才可以降服汹涌的波涛而领先于其他国家。
    不过,为格林威治经线被选为本初子午线奠定基础的是英国在天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17世纪时,水手在海上测量经度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月距法”。这种方法需要航海员非常精确地测量月亮与太阳(或行星)之间的角度,以及这两者在地平线以上的高度。长期持续的天文观察就可以得知月亮、太阳或其他行星的运动规律,为航海员在海上比较方便地测量经度提供相关的数据,比如,若能掌握月亮的运行规律,那么,人们就能预测在未来很多年月亮在星空中的位置。巴黎天文台和格林威治天文台就是为此而建。但是,英国天文学家的工作十分出色。1761年,英国天文学家对月距的精确观察,已经可以保证在海上测量经度的误差不超过一度。1766年,英国首次发表了以格林威治经线为基础的航海历。这一航海历使得航海员在海上测量经度变得十分方便,测量所需的时间从以前的四个多小时,减少到半小时左右。自那以后,英国的航海历每年出版,其在国际航海界所产生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以前,航海员在海上测量经度或表示海船所在的位置,都选择适合自己的一条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通常是以航船的始发港或目的地的经线为依据,所以,在实际的航海中存在着很多条本初子午线。现在,水手们纷纷放弃了以前的做法,使用了基于格林威治经线的英国航海历。1774年至1788年间,甚至在那些使用以巴黎天文台所在的经线为基础的法国官方天文历的地方,也转而采用英国的航海历。(74)由于航海员需要在航海图上标注自己的位置,地图和海图出版商也开始提供以格林威治经线为基础的经度刻度图。最早的系列海图“大西洋海神”(Atlantic Neptune)于1784年首次出版,覆盖了从拉布拉多到墨西哥湾的北美东海岸的范围,系统地把格林威治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来应用。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该系列海图成为大多数美国航海图的主要资料。
    事到如此,已不难看出格林威治子午线作为公认的本初子午线的明显优势。(75)1884年的华盛顿国际子午线会议确定以经过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经线为零度经线,只不过是对现实的认可罢了。
    然而,法国人并不心甘情愿。参加华盛顿国际子午线会议的法国代表,从一开始就反对美国代表提出的、以穿过格林威治天文台中心经纬仪的那条子午线作为本初子午线的建议。法国人认为,即使国际公认的本初子午线不是巴黎子午线,那也不能选择穿过格林威治天文台的那条子午线作为零度经线。本初子午线的选择应当绝对的中性,要确保所选的子午线对科学和国际贸易都有利,尤其是,该子午线不应分割欧洲大陆或美洲大陆。但是,现实中是否存在着这样一条中性的本初子午线?本初子午线如何能保证绝对中性?这是与会的多国代表与法国代表一再争论的问题。事实证明,法国的立场只是一厢情愿,当法国代表提出的选择一条“绝对中立的本初子午线”的建议付诸表决时,参加投票的24个国家中,投否决票的国家多达21个。(76)而以格林威治经线为本初子午线的建议付诸表决时,投赞成票的国家有22个。(77)可见,把格林威治经线当作零度经线是当时“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
    法国在这一问题上仍然特立独行,在时间标准上不愿使用“格林威治”这个词。(78)当然,时间标准在20世纪有所调整,由于地球自转变慢,地球自身作为一个计时器也不够准确,结果,来自巴黎的“协调世界时”后来取代了格林威治平均时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时间。但是,这种变化主要是技术上的进步所致,“协调世界时”与格林威治平均时间的差别仅限于一秒之内,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觉不到明显的变化。关键在于,本初子午线和世界时间仍然穿过格林威治老天文台,这是国际社会在19世纪后期定下的标准。
    而19世纪恰恰就是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选择格林威治子午线作为本初子午线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出于科学上和航海上的实际考虑,但这些实情正是英国在当时处于霸权地位的具体体现。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到1870年,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仍高达3.8%,而法国只占10.3%。(79)实际上,那时的英国是一个“帝国”,19世纪晚期,英国君主的统治面积扩大到地表的1/4,它所制的地图骄傲地将这1/4染成红色。(80)与发达的工业和幅员辽阔的帝国相联系,当时英国的对外贸易和航海业都居重要的地位,它有发达的海运业,是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1870年,英国的轮船吨位为569万吨,而法国只有100万吨。(81)1880年,英国拥有的汽船占世界汽船总吨位的一半以上。在1850年到1880年间,英国的汽船吨位增加了1600%,而世界其他地方的增加总数大约是440%。(82)直到1890年以前,英国的商船运输居于领先地位。在全世界建造和拥有商船队以及战舰的国家中,英国几乎没有有力的竞争对手。(83)不难理解,穿梭在茫茫大海中的航船,多数参考了格林威治子午线。当时占全世界65%的船只数量和72%的总吨位数的海船使用了格林威治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而使用巴黎经线为子午线的船只,只占总数的10%和总吨位的8%。(84)从1877年到1883年,英国海军部公开出售的航海图达84万多份,其中,约有五分之一的海图为奥地利、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土耳其、美国所购买。(85)
    格林威治子午线被选为本初子午线,美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个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尽管早已独立,但它在文化和利益上与英国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它是这次会议的发起者和东道主,它从自身的经历中感受到了缺乏一条能得到全球认可的本初子午线对于现代商业贸易的不便。尤其是,随着电报通讯和铁路交通的发展,这个问题更加突出。1860年,美国的铁路里程达到3万多英里,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所拥有的铁路总里程。(86)而且,美国铁路网基本上是在英国资本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87)就在华盛顿国际子午线会议十多天之前,北美铁路正式实现了基于格林威治子午线的时间标准化,使用标准时间的铁路线达到全部线路长度的97.5%。随之,美国的城市接受铁路的标准时间,当时,美国人口规模一万以上的城市中,有85%的城市已采用了新的标准时间。(88)所以,美国从一开始就倾向于选择格林威治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1883年12月1日,美国国务院在致美国邦交国派代表出席华盛顿国际子午线会议的邀请信中,明确讲到要采用格林威治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89)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已不可能在自己召集的会议上放弃格林威治子午线而选择别的本初子午线。从当时的会议记录中我们看到,在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期间,美国铁路部门曾致信会议,认为美国和加拿大的铁路公司采用了以格林威治子午线为依据的时间体系,这一体系运转情况令人满意,任何改变都是不适宜和不必要的。(90)
    就这样,英美两国携手,以“方便”为理由,引导参会者选择格林威治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英国在全球时间标准化的竞争中胜出,实际上是政治权力和商业贸易的迫切性共同作用的结果,(91)或者说,世界时间也可以被看成是那时的霸权国家进行全球政治和经济整合的工具。(92)就此而言,格林威治子午线及格林威治时间可以被看成是当时强盛的大英帝国的一个符号,标准时间体系提供了一幅全球性的网络,通过这张网,地图上的每一处空间位置都可以与英国相联系而在时间上确定下来,(93)它以提供标准时间的方式支配了全世界。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