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朝云：清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9:10:04 《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 程朝云 参加讨论
1683年，台湾的郑氏政权降清，台湾遂正式纳入清朝版图，这不仅是台湾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为纪念这一重大事件，同时推动清代台湾史和台湾早期历史的研究，2013年8月11日至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举办的“纪念康熙统一台湾3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在甘肃兰州召开，来自日本、韩国和海峡两岸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讨论会。围绕会议主题“康熙统一台湾与清代台湾开发”，本次讨论会共报告论文52篇，内容涉及康熙统一台湾的相关历史事实、清政府理台政策的演变、清代台湾社会经济变迁、清代台湾思想文化问题、明郑时期台湾史以及台湾史研究的学术史等多个议题，体现了清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 一 康熙统一台湾是本次会议的主题，因此有关这方面的论文数量最多。世新大学戚嘉林在《康熙统一台湾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中，详细描述了康熙朝统一台湾的具体过程，指出康熙统一台湾有开疆拓土之功，是“我国伟大的民族英雄”。对施琅在统一台湾过程中的表现，戚文也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施琅功在祖国，其厚待明郑的行为则展现其高风亮节。海峡之声广播电台景艳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海峡两岸研究中心谷凯宁合撰的《也议康熙统一台湾的历史经验》一文，则总结了康熙统一台湾的三条历史经验：自上而下的统一意志与自下而上的统一意愿相结合，坚定统一目标；以扎实有效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准备，打破偏安集团的独立幻想，使其彻底丧失谈判要价的筹码；立足长远战略利益，作出确保台湾的决策，为中华民族赢得有利的地缘战略态势。 在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清政府与台湾的郑氏政权之间，曾有多次议和。中国人民大学王政尧的《试论清郑议和》，将康熙元年到十九年间的清郑议和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对各阶段历次议和的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清廷内部对郑经一直是以招抚为主，力求早日解决台湾问题，但因为郑经坚持奉明朝为正朔，提出“援朝鲜例” 等割据台湾的要求，导致历次和谈均无成果。至康熙十九年郑经从福建沿海败归台湾后，台湾社会矛盾逐渐激化，郑氏内部危机重重，康熙坚定了武力收复台湾的决心。康熙二十二年，郑氏政权降清，台湾被纳入清朝版图。关于清郑议和，中山大学（高雄）陈世岳则从政治谈判策略的角度进行研究，其《郑清和议的政治谈判分析》一文分析了郑成功、郑经父子与清廷之间历时３０年的多次和谈，指出就外在策略而言，郑清和谈在战略上是和战兼用，战术上是矛盾冲突，战斗层面多有束缚，郑氏方面要藉抗清维持其正当性，清廷则须消灭郑氏政权的明朝色彩以完成其政权的正统，双方都坚持各自的政治立场，无法找到折中的替代方案。内在策略方面，则存在授权不足、协议没有确定性、郑方不愿被招抚等问题。这些谈判策略中呈现出来的问题，使郑清之间的谈判难以修成正果。 清政府在试图通过谈判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并未放弃武力征剿。河北师范大学王宏斌的《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清初六次跨海征战的经验教训》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对清初包括郑成功收复台湾在内的六次跨海征战的成败得失进行了总结，指出地理形势、气象变化规律对于每一次跨海征战都有极大影响，以此经验教训为基础，该文建议，当代军界和学界应深入开展海防地理学的研究，为海军赢得现代战争的胜利提供必须的海洋地理知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陈思的《郑成功与施琅两次征台之役的比较》同样从军事史角度，分别就战争策略与作战方式、战场环境与武器装备、外部增援与后勤补给、对手抵抗意识等几个方面，对1661年郑成功针对荷兰人的战争和1683年施琅针对澎湖的战争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存在于上述各方面因素中的差别，导致郑氏政权在两次战争中经历完全不同的命运。 施琅、姚启圣都曾在清政府收复台湾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对二人的评价学界则褒贬不一。天水师范学院晏波在《再论姚启圣在清朝统一台湾中的贡献》一文中，介绍了姚启圣在统一台湾前后的主要事迹，指出其在平台过程中存在失误，并认为由于存在这些失误，姚对于清政府统一台湾的贡献比较有限，并未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更具争议性的施琅，台南科技大学杨安华在《施琅“弃留台湾议”历史意义之探索——康熙国家统一意志之展现》一文中，考察了施琅提出“弃留台湾议”前后的表现，如降清前与郑成功的争竞之心，在郑氏投降台湾后，大肆圈占田园，管控台海贸易，从中收取规费等，认为施琅之所以主张武力收复台湾以及力主保留台湾，均出于个人私利的考虑。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邓孔昭的《施琅其人二三事》在肯定施琅的历史贡献的同时，强调要了解历史人物绚丽光环的背后，也有一些不太光彩和高尚的一面。该文从施琅“争专征权”强烈排挤他人， “南风”、“北风” 之争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姚启圣关系有些忘恩负义和不择手段，对台湾弃留问题前后判若两人，在台湾侵占民众的田产、逃漏政府的田赋等５个方面，讲述了施琅相对阴暗的一面，使施琅这一历史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在《论施琅＜台湾弃留利弊疏＞的背景与动机———兼谈清初台湾的官庄及武职占垦问题》一文中，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李祖基对施琅的评价则相对正面，该文分析了《台湾弃留利弊疏》中所提出的台湾当留的种种理由，又对施琅设立官庄的情况和清代台湾武职官员拥有庄产的情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认为施琅在平台后确实利用各种手段占有了不少田产，其力主保留台湾，不能排除有为私人利益考虑的因素，但他所提留台的种种理由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完全吻合，是确有事实根据的，对施琅的历史功绩，应当予以肯定。至于施琅占有田产的规模以及施侯租等问题，既不能刻意回避掩盖，也不应人为地肆意夸大。 康熙收复台湾的重要行动，曾引起近邻日本的注意。根据长崎唐通事辑录的有关当时中国情形的日文资料《华夷变态》，山东大学陈尚胜在《论日本江户幕府对清朝收复台湾的情报活动——以＜华夷变态＞为中心》一文中，考察了日本江户幕府对清朝收复台湾的情报搜集活动。日本九州大学郭阳的《日本长崎唐通事眼中的康熙复台———以＜华夷变态＞为中心》，以《华夷变态》所收相关风说书为史料，考察了日本当时对康熙复台事件的认知过程，认为日本基本上迅速掌握了康熙复台的整个经过。由于唐通事的消息来源是由台湾郑氏派出的海商，该文认为唐通事的报告中较多偏袒郑氏之语，但这无损于相关信息的真实性。透过海商对台湾战时情形的观察，《华夷变态》与中文史料颇有不同之处，可以对以往建基于中文史料的研究有所补充。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杨彦杰的《清郑对峙的历史记忆———以王忠孝及其家族的遭遇为中心》，主要透过一个追随郑成功抗清的明朝遗老王忠孝的个体生命体验及其整个家族的遭遇，展现了康熙统一台湾以及清郑对峙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的细微层面。利用清朝初年的历史文献，结合田野调查所得资料，该文对当时清郑对峙对王忠孝及其家族的影响进行了全面探讨，认为清朝初年的两岸对峙是一种历史悲剧。该文还对王忠孝故乡的祭海习俗进行了研究，认为某个地方民俗的产生往往与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连，就此而言，人们以习俗的形式承载着对过往历史的集体记忆，历史还活着。 二 台湾被正式纳入清朝版图后，清政府如何治理台湾，也是本次会议关注的重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细珠在《略论康熙皇帝对台湾的认识及其理台政策的演变》一文中，考察了整个康熙朝对于台湾地位的认识及其相应的理台政策的演变，认为康熙皇帝受到传统的儒家大一统观的影响，所以在群臣讨论台湾弃留问题时，果断决定将台湾收归清朝版图，其后从设置府县，展界开海，到派遣巡台御史，理台政策则呈逐渐强化之势，逐步加快了台湾内地化的进程。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陈忠纯的《“地尽其利”还是“防止未来之害”———论１８世纪初期清廷地方与中央治台思路的分歧及其影响》一文，藉探讨康、雍、乾三朝内地人口渡台政策的演变，阐释地方官员和中枢在治台思路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地方官员大多主张移民来台，中枢却相对保守，而地方官员的积极治台思路，对台湾的开发有积极的作用。上述两篇论文分别从中央和地方的角度，提出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与开发有积极之处，以往学界将清前期的治台政策定性为“消极防台”，这两篇论文从实证角度对这一观点有所修正。 在《清代前期厦防同知与闽台互动关系初探》一文中，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吕俊昌从闽台关系的角度探讨清政府的理台思路。该文通过考察清前期厦门海防同知这一官职的主要职能，包括稽查移民渡台与偷渡事宜以及闽台转运，揭示清代闽台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形成了闽台之间的“互补联动”机制，而这背后则是清政府“为防海而治海”的统治理念的体现。 鸦片战争爆发后，台湾也受到列强的入侵，清政府对台湾在海防中的重要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此对理台政策做了大幅度调整，包括开山抚番、台湾建省等，加快了对台湾东部山地的开发，并推动台湾的近代化进程。西北民族大学李昂在《略谈刘铭传的治台政策》一文中，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对台湾建省后首任巡抚刘铭传的治台措施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认为刘铭传治台是清朝200年以来对台湾治理最成功、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极大地促进了台湾的近代化。韩国国民大学文明基的《建省、清赋、抚番与族群政治之终焉——清末台湾“内地化”的政治经济学》一文，则从国家、地方官员和地方士绅互动，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交织以及汉“番”关系等角度，重新理解清末“台湾新政” 的一系列政策，认为刘铭传在台湾建省与清赋等政策执行过程中，以“番地” 开发的利益为筹码，与中、北部地方士绅形成利益交换，而在南部地区，由于缺乏“番地” 开发这一筹码，相关政策推行未能获得地方士绅的支持。同时，清末“台湾新政”的推行，表明清政府放弃了过去在汉“番” 之间的中立立场，选择与汉人士绅联盟，清政府、汉、“番”三者间的关系也发生重大改变。 1874年日本侵台，也就是牡丹社事件，是清后期台湾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不仅直接影响到清政府理台政策的调整，甚至影响到清政府的整体国防政策。政治大学傅琪贻在《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时——探讨“化外之地”说》中，分析了日本出兵的动机、中日谈判交涉的过程、以及在排湾族领地角力的经过，重点探讨了日本所持“无主地” 说与清朝大臣的“化外之地”说的不同，认为中国朝贡体系下的“化外之地” 完全不同于源于西方国土观的所谓“无主地”，恒春是排湾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领域，并非野蛮地，也非无主地。同样围绕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小平的《电报与19世纪美国远东外交——以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中美国的外交活动为中心》一文，则以美国外交官围绕该事件的活动，阐释电报这一新的通讯手段对近代外交的影响。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刘石吉的《同治年间日本侵台与海防论争之起》，则论及该事件使包括奕、李鸿章等在内的清廷部分官员意识到加强海防的重要性，进而在清廷内部引起海防、塞防之争，尽管争论结果，以左宗棠为首的持塞防论一派获胜，但自此清政府也加快了海防建设。 另外，北京大学徐万民的《铭军在台湾》介绍了刘铭传统领的军队在抗击日本和法国侵台的斗争中、以及在台湾建省各项政策推行过程中的贡献和牺牲，中央大学郑政诚的《论清法战争中马祖的角色与地位》则讨论马祖在中法战争中的特殊地位，不仅探讨法军如何借马祖以钳制清廷援台，同时对清廷的相关应对措施也进行了分析，上述两篇论文均涉及晚清台湾政治史领域以往较不为学界注意的问题。 三 清代台湾的开发也是此次会议主题之一，且多年来台湾史学界一直重视社会经济史研究，因此本次会议有关清代台湾社会经济变迁的论文数量也不少。 台湾纳入清朝版图后，大量闽粤人口迁往台湾从事拓垦活动，使台湾从南向北，逐步得到开发，清代台湾社会因此具有典型的移垦社会的特征，相关问题在清代台湾史研究中因而也一直占有较高比重。屏东教育大学陈秋坤的《清初一统台湾，南方村落的治理及其深层效应》以南台湾屏东平原为例，讨论台湾南部底层秩序以及国家力量的在地化问题，指出清初的拓垦政策，造就一批拥有巨额财富的大租户阶层，形成不均衡的地权结构，同时也形成“闽主客佃” 的状况，使闽、粤分类不仅源于语言、乡音和信仰的差异，还有财富分配的不均与利益的摩擦。而由于现实政治，国家力量不得不选择与地方势力“平衡共治”，在屏东平原社会底层，因此始终存在官方无法、也无意侵犯的豪强家族和区域性势力。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洪丽完的《清代台湾客籍汉人移垦聚落及边区社会秩序考察：以后大埔为例》，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清代后大埔客籍汉人的移住活动以及移垦村落的建立为个案，针对进入台湾西部山区“番地” 移垦的汉人，考察其在国家力量甚少触及的边陲地带，在几乎自治的情况下，如何建立新生活空间及生活秩序。该文同样认为在缺乏公权力的内山边陲地区，地方豪族往往扮演维持公共秩序的重要角色。 台湾的汉人移民由于祖籍地不同，有闽粤之分，在人数众多的闽籍移民中，又有漳泉之分，不同群体为争夺资源，常有械斗发生。针对清代台湾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分类械斗，学界有较多研究。但对于清代台湾规模最大、民间损失最惨重的械斗之一的乾隆四十七年彰化漳泉械斗，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周翔鹤希望跳出资源争夺的解释模式，重新解读这一事件。在《公共暴力及其悲剧——乾隆四十七年彰化漳泉械斗研究》一文中，他从生活史的角度，对械斗规模扩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群体的不公平感受，是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关键。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陈慈玉的《台北的发展与艋艵吴氏家族》通过一个家族来观察台湾的社会经济变迁，该文描述了艋艵吴昌才家族如何自清代以开垦起家，又如何顺应台北政治、经济等环境的变化发展、兴盛的历程，认为吴氏家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经营模式的史实，显示出传统家族与台北产经发展的延续性。 台北“国史馆”台湾文献馆颜义芳的《由明郑时期至清初台湾盐业变迁之探讨》是一篇产业经济史论文，对从荷据时期到清康熙年间台湾盐业的发展历程以及盐场的分布进行了梳理，认为直至康熙时期，台湾盐业的发展仍局限于区域的产业，并未成规模地发展，而台湾盐场变迁的过程，则反映了汉人移民台湾的轨迹，是汉人移民台湾的见证。 有关清代台湾的经济发展状况，此次会议还有两篇论文涉及。中山大学（高雄） 翁嘉禧、周美雅在《清代前期郊行在台湾开发史上的角色分析》一文，对商业组织郊行的功能进行了研究，不仅对郊行的涵义、市场营销及其发展历程进行了概述，还进而分析郊行在经济、社会、宗教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角色及其影响，认为郊行在发展经济、稳定社会及促进郊行等方面均有贡献，对清代台湾的发展有积极意义。兰州大学陈志刚的《清代台湾布匹贸易研究》则对清代台湾的布匹消费与贸易情况进行了研究，指出在清代前期和中期，台湾消费的布匹主要来自大陆的港口城市，布匹销售则遵循清政府建立的贸易秩序进行。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外国商品的涌入，中国产土布的市场份额逐渐萎缩，进口的外国产布匹成为台湾布匹消费的主要来源。 另外，关于清代台湾社会，暨南大学王元林的《国家祭祀与民间信仰互动下的清代东南沿海海神信仰——兼论台湾海神的信仰》一文从海神信仰的角度进行研究。该文从清代地方海神信仰开始论述，进而对台湾的海神信仰进行分类梳理，指出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台湾的海神种类、数量众多，人物神、自然神和原始的龙神崇拜在台湾均有体现，而这些海神信仰主要由汉人移民自其家乡带来台湾，并认为在国家祭祀与民间信仰互动下，清代东南沿海海神信仰呈现出官民互动及多种海神并存的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佳的《清代旌表女性背后的关系网络》以旌表女性的举荐人群体为研究对象，主要以台湾地区为例分析举荐人的身份与关系网络，并探讨其举荐烈女的动机，认为举荐人大致包括宗族势力、地方官员及地方文人，而其动机则分别为减税或出名、政绩以及搭建文人社交平台等。台北“国家教育研究院” 陈妙娟的《康熙时期“学校制度” 对台湾教育的影响》则从学校教育的角度，指出台湾纳入清朝版图之后，清政府以康熙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作为台湾学校教育的依据，从而在台湾建立起以“天、地、君、亲、师”为主轴的教育模式，并使儒家思想深刻影响台湾人的精神生活。 四 在本次讨论会上，台湾的思想文化问题也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左玉河的《明清鼎革之际的台湾儒学》指出，明郑时期台湾儒学以经学和经世实学为主流，强调反清复明思想，康熙统一台湾后，清廷以程朱理学对台湾儒学进行改造，力图淡化台湾民众的反清复明思想，初步建立大中华民族的意识。不过，由于台湾仍处于开发阶段，明郑时期的实学传统依然延续，明儒的遗民思想也仍然隐伏于对关帝等忠义神灵的信仰之中。 关于台湾少数民族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赵晓阳的《台湾最早的圣经翻译——西拉雅语圣经译本》，对台湾少数民族地区圣经译本所用语言的变迁进行了梳理，重点介绍了最早的圣经中译本，也就是台湾平埔族语言西拉雅语圣经译本，并指出在平埔族各语言中，只有西拉雅语和法佛朗语留存有文字文献。在《从＜化番俚言＞看清政府对台湾“番地” 的经略》一文中，西北民族大学尹伟先则对光绪年间颁行的、旨在规范台湾后山地区“生番” 社会及个体行为以及教化“番” 众的《化番俚言》进行了研究，指出该文献既具有“番民守则” 的性质，又具有“教科书”的功效，其相关规定体现出规范社会秩序、以便“化番为民” 的“理番”思路，对台湾少数民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文化上一脉相连是两岸关系的重要特征，也是研究台湾思想文化史不容忽视的部分。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房学嘉、叶翠琼的《从金石契书看粤台客家文脉》主要针对粤台两地客家人群体间的文脉关系进行研究，透过从金石看在台客家人与地方文教的关系、从官吏文书看在台客家人的两重性、从方志文献看美浓镇的科举业以及清代粤东嘉应州的文教事业等，展现出粤台客家文脉代代相传。西北民族大学张少昀、杨艺忠的《从闽台缘博物馆看两岸文化交流——以“文脉相承”主题陈列为例》，以闽台缘博物馆二楼闽台缘“文脉相承” 主题陈列为例，从方言国语、科举制度、诗歌小说以及民间艺术四方面，探讨两岸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指出这种“文脉相承”体现了两岸人民对共同文化的认同，以及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祖国大陆人民与台湾同胞一脉相承、手足情深的历史事实。 对台湾或琉球的认识及知识建构则得到多位学者的关注。中山大学（广州）吴义雄的《“福摩萨情结”与台湾形象建构——＜中国丛报＞台湾论述解析》，对19世纪30年代由美国传教士创办、发行于华南地区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发表的一些关于台湾的文章和报道进行分析，认为这些文章和报道很清楚地体现了“福摩萨情结”的内涵，而所谓“福摩萨情结”，是西方对于台湾的一种特殊的观念或情感，即强调荷据时期在台湾历史上的地位，对这一时代的结束充满惋惜，并对中国政府治理台湾的现实非常不甘，希望未来能改变台湾的政治局面。日本爱知大学羽根次郎的《西方中国想象中的台湾想象》，以西方文献表述为基础探讨西方中国想象中对台湾想象的特殊性，该文对从古罗马时期以来西方对于中国的想象进行了分析和梳理，指出西方对于中国的认识存在“内陆中国想象”和“海洋中国想象”，但对于满族人建立的清王朝，则被西方作为“鞑靼人”排除在“中国”之外，于是1683年明郑投降、台湾被纳入清朝版图就被西方人视为台湾被“非中国”的“鞑靼”征服。与上述两篇文章讨论西方对台湾的认识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贾小叶的《论清人对台湾地位认知之变迁》则关注不同时期清朝人对台湾地位的认识，指出在康熙收复台湾时主要出于“靖边患” 的考虑，台湾纳入清朝版图后至整个清前期，其治理台湾则以安定东南沿海为主要出发点，到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台湾，清人逐渐意识到台湾不仅关系到东南数省，而且牵动全局，关系到领土完整，因此有台湾建省、开山抚番等更为积极的治台措施的推行。兰州大学刘全波的《明清之际普通民众的琉球认知——以日用类书为中心》，主要依据明清之际大量流行于普通民众中间的日用类书中有关琉球的记载，考察当时中国普通民众对于琉球的认知，认为这些记载可以与《明史》、《使琉球录》中的记载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其以图画的形式对明清之际的琉球人形象进行了表述，更是了解当时琉球历史、风俗、文化的珍贵资料。 五 除前述四大主题外，尚有几篇论文涉及明郑时期台湾史和台湾史研究的学术史。 山东师范大学朱亚非在《明末闽台沿海局势与中荷关系》中讨论了明末荷兰人占领台湾的原因以及郑芝龙在闽台局势中扮演的角色，指出明末荷兰之所以能够占据台湾，与明朝的软弱和对郑芝龙部的纵容是分不开的，但郑芝龙的势力取代了明末地方政权所起的作用，对荷兰殖民者既有利用、勾引，也有限制和打击，这决定了荷兰人虽能立足台湾，但是难以向大陆渗透，郑氏向台湾移民不仅有利于台湾的经济开发，也为几十年后郑成功部驱逐荷兰人奠定了基础。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宋光宇的《国姓爷、日本幕府与联合东印度公司——文化采借与应用的实例》从海上贸易与贸易集团的角度探讨郑成功如何规划明郑的政体，指出由于郑氏家族长年生活在日本，又到东南亚各地做生意，在不知不觉之中，在意识层面沾染了许多异国的文化和习俗，并反映到明郑政体中，使明郑的建立受到联合东印度公司和日本幕府将军制度的影响。日本兵库教育大学松田吉郎在《关于台湾阿里山邹族的郑成功传说》中，将关于郑成功的文字史料和阿里山邹族的口述资料作对比，比较两种表述之间的相异点，并探讨其原因，认为汉族方面关于郑成功的历史认识是巧妙地运用乃至引用了汉文史料，强调郑氏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和平相处，而与此相反，邹族的口述史料则以口述相传的方式，记录了被郑氏政权从平地驱逐出去的苦难经历。 台湾史研究的学术史方面，台南大学蔡米红的《2001～2013年荷据时期台湾史的研究发展分析》，介绍并分析了台湾学界近年来荷据时期台湾史的研究状况，指出由于档案资料中译本的出版以及年轻学者的加入，相关研究成果增多，且更加细致，研究主题也更多元，但相较于对台湾史其他时段的研究，荷据时期台湾史研究仍显薄弱。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陈小冲的《日据时期殖民者的台湾历史书写——以康熙统一台湾叙事为例》，对日据时期日本人撰写的台湾历史中有关康熙统一台湾的叙事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日据时期殖民者的台湾历史书写，与其说是在描述历史，不如说是在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建构历史，其刻意将康熙统一台湾的历史以及此后清政权管辖下的台湾史表述为台湾人民“苦难”的历史，是希望通过所谓的古今对照、“忆苦思甜”，使台湾人民对殖民统治产生认同。北京大学臧运祜的《十年共铸一剑青史赓续台湾—— ＜台湾史稿＞读后》是一篇书评，该书评认为，由张海鹏、陶文钊主编的《台湾史稿》是一部通史性著作，在继承和借鉴海内外既有成果的基础上，着力进行了学术性创新，可谓大陆台湾史研究的新坐标，既充分展现了通史之“通”，在内容上有通盘考量，又有略古详今、重视近现代史论述的特点，在史观上则立场鲜明地反对“台独” 史观，坚持将台湾史视作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赵雄、李国荣在《＜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的编纂及其珍贵价值》中介绍了大型资料集《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的编纂情况及其学术方面的重要价值，指出该档案涵括了明清两朝300多年间台湾历史的方方面面，其数量庞大，信息丰富，内容翔实。 除前述相对集中的主题外，台南大学张伯宇的《在台主祀郑成功庙祠的地域特色》，将当今全台164座主祀郑成功的庙宇，根据地理位置的群聚性，划分为北基桃、竹苗、中彰投、云彰投嘉交界、云嘉南、台南府城与周边、高屏、宜兰、花莲、金门等10个集群地域，指出各集群的郑成功信仰特色不尽一致，呈现出空间的差异性和地域特色。这篇文章超出清代台湾史的范畴，涉及到当代台湾社会的民间信仰问题。 六 在论文报告与讨论环节结束后，本次讨论会还安排了一个专场讨论，其主题是“台湾史研究的新进路”。 关于如何推进台湾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从时间、空间维度提出建议，认为就时间维度来说，在分时段研究台湾史的同时，应注意时间的延续和断裂，就空间维度来说，不应将台湾局限在相对孤立的地域空间，还应注意台湾的地域空间与其他空间的关联性。另外，从专门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台湾史研究也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比如现有台湾史研究在文化史研究方面的成果还比较少。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邓孔昭认为，研究台湾史，两岸学者有各自可做的议题，彼此之间应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交流。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杨彦杰强调文献梳理的重要性，中国人民大学王政尧则呼吁应加强对姚启圣的研究。 在讨论会上，台湾学者也贡献了意见。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洪丽完介绍了台湾学者的台湾史研究状况，指出研究台湾史不能只着眼于台湾，应注意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注意多元族群问题。中央大学郑政诚认为两岸台湾史学界各有擅长，并提到语文多元化可以作为推进台湾史研究的切入点之一，又建议从新文化史、全球史视角拓展研究，注意从实证研究整合出理论，以及将研究视线从过分关注精英阶层转而向下，更多书写个人生命史等。 韩国国民大学文明基则介绍了韩国台湾史研究状况，指出其中比较活跃的是比较史研究。 在分组总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大华就台湾思想文化史研究提出建议，认为应注意宏观与微观、动态与静态的结合，在思想文化传播方面则应关注本土化问题，对于政策与制度的研究应关注制定与实施的过程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细珠则在大会总结中指出，台湾史研究是一门开放的、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已经突破台湾地区和大中国地区的地域限制，成为一门走向世界的国际性学问，且新人辈出，前景光明。 台湾史学科初创时期，前辈学者对清代台湾史有较深入的研究。近年来日据时期台湾史日渐成为研究的热点，清代台湾史则呈现出萧条景象。随着大量清代台湾档案及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清代台湾史提供了便利条件。本次讨论会主题集中在清代台湾史，且其讨论的议题非常广泛，正如李细珠在大会总结中所说，既有学界研究较多的老问题，也有研究相对较少的问题，还包括一些以往没有研究的新问题，体现了继往开来的学术精神。本次讨论会的召开，不仅丰富了学界与大众对清代台湾史的认识，也必将对清代台湾史研究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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