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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地理考据得失论(3)


    三顾氏之失
    千虑一失,顾炎武也有不足之处,学者们已指正不少(57),今另举两例。
    《日知录》卷八“属县”条云:“自古郡县之制,惟唐为得其中。今考《地理志》属县之数,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广州十三,镇州、桂州各十一,其他虽大,无过十县者。”今按:此说不尽然。据《旧唐书·地理志》,京兆府“天宝领县二十三”,河南府“天宝领县二十六”,河中府“天宝领县八”,太原府“天宝领县十三”,魏州“天宝领县十”,广州“天宝领县十三”,镇州“天宝领县九”,桂州只领十县。除太原府与广州外,各府州领县数均与顾氏异。并且,《旧唐书·地理志》豫、兖、相、沧四州下俱云“天宝领县十一”,定州实际领县也是11个,而幽州则领有12县,此六州所领均已超过10县之数,却为顾氏所脱(详见表1)。顾炎武仅以《新唐书·地理志》所载数字为据,故差失如此。
    
    又,《日知录》卷八“府”条叙唐代府制云:“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并州为太原府,玄宗以蒲州为河中府、益州为成都府,肃宗以岐州为凤翔府、荆州为江陵府,德宗以梁州为兴元府。惟兴元以德宗行幸于此,其余皆建都之地也。”今按:这段叙述,有四处疏误:
    (1)京兆、河南二府始置于玄宗开元元年十二月庚寅(公元712年12月22日),时距李渊建国已近百年,不得谓为“唐初”;并且,此二府与河中府、成都府同为玄宗所置而又分书,误置于武后之前。
    (2)太原府始置于开元十一年,见于典籍记载(见表2)。
    可见,《通典》、《元和郡县志》、两《唐书·本纪》及《地理志》、《太平寰宇记》、《资治通鉴》均无异辞。顾氏以为太原府为武后所置是错的,其错误来源于误信《唐会要》卷六十八太原尹之记载:“长寿元年九月,置北都,改为太原府,都督为长史,以崔神庆为之”。此条《唐会要》为孤证,实际上武后时只置北都、未改太原府,且《旧唐书》卷七十七、《新唐书》卷一百○九崔神庆本传未见太原尹之说。据郁贤皓《唐刺史考》,接任崔神庆而主政太原者是韦安石,而《旧唐书》卷九十二韦安石本传则载其约于证圣元年前后“拜并州刺史”,并非太原尹,《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本传未及之,故《唐会要》此条记载不可信。
    (3)顾氏“肃宗以岐州为凤翔府”一语亦不甚确切。据《元和郡县志》卷二、《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卷三○载,天宝元年改岐州为扶风郡,至德元年改郡名为凤翔,至德二年年末十二月(或作乾元元年)改凤翔郡为凤翔府,《唐会要》卷六十八《凤翔府尹》条的记载最为完整:“武德元年六月十九日,改隋扶风郡为岐州;天宝元年正月,改为扶风郡,刺史为太守;至德元年七月,改为凤翔郡;二年十二月,改为凤翔府,称西京,李晔为尹;元年建卯月,改为西都;上元二年九月,停西都之号”。可见,岐州于天宝元年改名扶风郡,至德元年改名凤翔郡,至德二年十二月始改凤翔郡为凤翔府,非若顾氏所云直接改岐州为凤翔府也。
    (4)唐末,乾宁四年升华州为兴德府、天祐元年升陕州为兴唐府,均见于《旧唐书·本纪》、《新唐书·地理志》及《资治通鉴》著录,俱为皇帝出狩而置,顾氏失书。
    上文辨析了顾炎武“武后以并州为太原府”之言有误,其实在《日知录》卷八《府》条内,“玄宗以蒲州为河中府”也属语焉不详。唐代置河中府,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先是,玄宗开元初置,当年即罢;肃宗乾元三年复置,直至唐亡。关于前一次设置河中府的时间,顾炎武既没说清楚,学术界也一直没引起重视,对此笔者已有考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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