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中英“藏哲勘界”研究(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36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 张永攀 参加讨论
二 1895年参与中英勘界的中方人员为驻藏大臣奎焕及李登山、独锡勋等人，英方人员主要有锡金政治官惠德、印度孟加拉省督艾略特(Charles Elliot)、孟加拉官员卡特(Contton)和诺兰(Nolan)。其中，奎焕在光绪十七年(1891)3月著赏副都统衔，接替绍諴为驻藏帮办大臣，是驻藏办事大臣升泰的副手。1892年8月，驻藏大臣升泰卒于仁进岗。《清朝驻藏大臣大事记》称：“(光绪十八年)八月十一日丙寅，驻藏大臣升泰卒于边；命帮办大臣奎焕速赴仁进岗接办商约事宜”。(13)当年九月擢升其为办事大臣。清朝之所以选择奎焕，也可能考虑到其性格不似在对外交涉中态度强硬的升泰，以利于中英之间的交涉。奎焕正式名号为“大清国钦差办理藏印边务大臣驻藏办事大臣副都统”。光绪二十二年(1896)奎焕任驻藏大臣履职四年后被免职，被勒令返回北京，免职原因应与处理藏哲勘界不力有关，而其本人能力、德行也欠佳。1896年，被鹿传霖在《密陈西藏情形可虑疏》中参奏为“因其行为不俭，商上更为藐视”、“不惟不派番官会勘……奎焕再三开导，商上等置若罔闻”等。(14)在《奎焕驻藏卷稿跋》中吴丰培评其为“奎焕以庸碌之才，恰处内外交逼之势，何能有所作为”。(15) 在英方提出勘界要求后，奎焕在光绪二十一年(1894)十一月初一，向清朝奏明勘界事宜，并且照会英印总督，要求在次年四月初七进行查界。时靖西游击李登山因病出缺，奎焕认为“所遗靖西游击，系边防要缺，责任綦重，自应拣员接署”，因独锡勋办事很细心，奎焕遂推荐其为靖西游击，并任勘界委员，与学习主事懿善以及噶厦官员，“会同英官，届期前往边界，妥为查勘”。(16)1895年1月13日，奎焕在给印度总督额尔金(Earl of Elgin)的信中又提到由于李登山病重而亡，特意派遣独锡勋作为他的代表前往亚东商谈。(17)得到总理衙门同意后，独锡勋出任查界委员。在此后具体勘界事务中，独锡勋一直负责与锡金政治官(18)惠德的具体联系。 1895年2月20日，英印总督派遣锡金政治官惠德前往亚东，准备与奎焕的代表独锡勋进行谈判，但独锡勋受到西藏噶厦的阻挠。1895年4月23日，英国在西藏的利益代言人、亚东海关官员戴乐尔将噶厦的亚东官员请到官邸，恐吓道：已给驻藏大臣发了电报通告界桩被毁坏，要求其“不可再似从前执拗，免负朝廷而弭边患”。“当兹大事未了，何必又来平地起波，毁却咱利界碑？固以路当孔道，推脱有词，而栋曲拉新立之界，则非大道可比，亦复被人毁坏，殊不太情。”戴乐尔要求西藏地方官员告知当地商民不可再蹈前辙，如果继续如此，必然“激怒邻邦”！(19)尽管如此，西藏噶厦仍然坚持旧界，1895年4月28日，奎焕上报朝廷：“藏员及边界番众坚以旧鄂博为言，请发盖印执照，始令番员前往分画。开导万端，不惟不尊，且禁汉官雇佣夫马”。(20)5月1日，惠德带领孟加拉护卫队军官普莱斯(Pressy)、19位随从、2名印度官员、医疗官埃文斯(Ewens)，离开甘托克前往格押(Gnatong)(21)进行勘界。(22)这让无法与惠德汇合的奎焕很无奈，正如他所说英人“急于从事”。5月9日，海关官员泰勒(Taylor)与英文档案中所提的Major Tu His-hsan先期会面。这位少校很抱歉对泰勒说，西藏噶厦官员很顽固，拒绝向他们提供乌拉，“已经把困难置于驻藏大臣之前”，他说，与英国人的谈判困难很让他不快，并请求向惠德道歉。这位少校表示，他将尽力缩短已经推迟的谈判日期。这位少校提到的Tu His-hsan少校，应该是被奎焕举荐的靖西游击独锡勋。(23)1895年5月11日，惠德把此信连同独锡勋的名片给了孟加拉的喇杰沙希(Rajshahi)英国官员，并且表示，这封信印证了他本人的观点：“中国人在西藏的权力是非常微弱的”，“有关他需要乌拉运输而又无能的报告和告知显示了中国人在藏的奇怪权力”。(24)惠德的看法虽然与事实有一定出入，但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奎焕在西藏的无能与在处理问题时束手无策的困境。另外，被称为少校的独锡勋实为从三品的武官，无论如何也比19世纪末期英国军衔少校(Major)高出若干等，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英国人对清朝官员的蔑视。 5月14日，奎焕给惠德写信，要求暂缓设立界碑。5月18日，独锡勋与Yea(叶？)先生和Chang(常？)先生，在则里拉与惠德会面，并确定了界碑的位置，再次要求惠德推迟边界谈判，但被惠德拒绝。惠德认为，“进一步的推延不能被允许，自从1890年条约签署以来，他们(清朝官员)已经有五年时间与西藏人进行协商”，“没有尽到与西藏人交涉的义务”。惠德要求与中方人员在6月1日前在多克拉(Dokala)会谈，认为英方在此期间还可以在栋曲拉(Donchuk La)建立界桩。惠德认为，如果奎焕再次要求推迟的话，他们将自行在东部建立界碑。(25) 然而，英国的勘界工作似乎并不顺利。5月19日，惠德建立的则里拉新界碑不知被何人拆毁，此事被刊登在印度的报纸上，印度认为此事为西藏噶厦“有心构衅”。(26)显然，西藏地方的阻拦和来自奎焕的多次请求会谈延期使英国人遇到了困难。孟加拉省政府内部一些强硬派主张通过军事手段，单方面强行建立界碑。5月20日，孟加拉首席部长卡特(Contton)给英(印)政府外务部致函：“中国代表与惠德会晤的失败令人非常不愉悦，对于惠德与其随从来说，长期滞留在恶劣高海拔的营地是非常不方便的，特别是对于他们团队中的印度官兵来说，更为不便。”在这封信里，提到孟加拉省督的建议：如果中国代表与惠德不能及时见面，他将单方面命令士兵在顺着东部边界线Chola、多克拉(Doka la)、Nathula、Pomberingo等地建立界碑。英(印)政府认为这些地方地处偏远，外人皆不知道，中印还没有争议。这样一来，“一旦惠德完成此项工作，将使印度政府在了解中国人与西藏人的真正意图方面，占有更加有利的姿态”，然后再决定在“例如Lachen山头与Lachung河谷建立一些界碑”，“如果必要，将西藏人设立的鄂博强行拔掉”。卡特请示英(印)政府外务部，是否将这种“非法建立界碑”的行为进一步在中印非争议地区继续推广。按照卡特信件所说，惠德一行带了经过训练的测绘人员和一套测绘仪器，准备绘制出一副令中国人满意的地图，这样“至少在某些地区是没有争议”。(27) 卡特的建议显然是要将“西藏人设立的界桩”偷偷拔掉，然而西藏噶厦官员和民众坚持边界以旧的鄂博为准，认为甲冈、夹仓拉一带很早就有西藏地方军队驻守，反对划定新的边界，坚决不向勘界的清朝官员提供劳役。英国在西藏地方僧俗大众的抵制下，希望通过清朝驻藏大臣给西藏噶厦施压，并挑拨二者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勘界的目的。5月21日，亚东关税务司戴乐尔致电奎焕，要求奎焕向西藏噶厦说明事情，“如再置若罔闻，是藏番不但目无藏使，则亦明慢朝廷”。(28) 由于奎焕迟迟不能说服西藏噶厦配合勘界，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 O' Conor)建议英国政府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革去奎焕驻藏大臣的职位。1895年5月18日，他会见了清总理衙门官员，中方答应催办解决。二日后，欧格讷给印度总督额尔金写信，称：“我准备给总理衙门施压，并告诉他们奎焕如果不能将他的命令得到执行，他应该被撤职。”(29)或许奎焕对于英国人给总理衙门的施压有所感觉，5月22日，奎焕再次要求西藏噶厦派人勘界，但依然遭到噶厦的拒绝。无奈之下，奎焕只好致函亚东关税务司戴乐尔请求帮助：“本大臣查界务藏番梗命，坚不同往，总署电复未经到来，而惠君急于从事，其中为难之情形不言而喻，幸赖贵税务司鼎立维持，居间调处，始有缓办之机”。(30) 如何应对奎焕的策略，孟加拉Raj shahi的长官诺兰在5月22日给孟加拉部长的信中提到了三点：第一，诺兰认为驻藏大臣是在拖延时间，把谈判“一直拖延下去”，但惠德坚持要求会面，最后驻藏大臣答应于6月1日在多克拉见面。从驻藏大臣与惠德的联系看，西藏地方代表没有参加边界商议，只有清朝官员考察了则里拉，驻藏大臣请求“谈判工作再度延缓，直到说服对此事抱有怀疑态度的拉萨三大寺喇嘛”，但对于何时谈判，驻藏大臣并没有明示。第二，如果中国代表能够按时参加会面，即使在西藏人缺席的情况下，勘界也可以顺利进行。不过，如果类似中国人未出席栋曲拉(Donchunk La)勘界的情况发生，我们应该针对此情况，指示惠德的下一步工作。第三，在多克拉，中英之间没有争议存在，但真正的困难恐怕在交涉丈结山口(Donkhya，东卡山口)(31)地方时。在该地的分水岭之西，西藏人已经占领了一些草地。诺兰认为，根据1890年的条约，这些地方应该属于锡金，如果在此地建立界桩将会引起西藏与锡金的争执，即使西藏地方代表此时不来参加会谈，也会引起边界纠纷。所以惠德应该在丈结山口把工作继续下去，但“必须承认，这会引起西藏士兵的愤怒而毁坏界桩，以及重新占领争议区”。(32) 在诺兰眼中，奎焕的目的是在拖延时间，因而认为英国如果要勘界，可以不邀请西藏地方代表自行强行勘界。他认为，丈结山口一带由于不涉及勘界，而且冬季无人居住，所以英国应该尽快占领，关于丈结山口的交涉计划可能会引起与西藏人的武装冲突，但如果“没有实际上的对手，这种风险是应该承担的”，“如果正确的按照条约建立界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争议，而且这块正在放牧且冬季无人居住的土地在自然上也是符合的”。(33) 到了奎焕所许诺的6月1日，西藏地方仍然拒绝给奎焕提供乌拉前往则里拉，奎焕处于更尴尬的处境：无法履行对英国人的承诺。奎焕的心态深为英国人所理解。当时担任印度总督的是额尔金。在额尔金看来，奎焕的无能是非常明显的，但英国不应该在勘界一事上给奎焕过多的压力，英国和奎焕保持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6月10日，英(印)政府外务部发来电文，表明了额尔金总督的看法：“印督根据目前的形势，不准备坚持早日结束勘界的原则，或者对中方的强制要求，因为我们必须解决争取西藏人的允许这个难题。中国人在多克拉(Doka La)没有与惠德见面，我们可以理解。除非惠德撤回将增长西藏人侵犯边界的气焰，否则他应该立刻返回甘托克，或者至少从边界的附近撤出……不应该将则里拉界桩的毁坏归罪于中国人，或者要中国人负责。假设如果事件一旦被提及，驻藏大臣将会与惠德一样难过。”(34)可见，印度总督希望不要与驻藏大臣的关系搞僵。就此，英(印)政府的态度可以说清晰了：奎焕尽管无能，但英国必须与其保持良好关系，英国可以同意推迟勘界。在6月11日孟加拉发回的电文称：克普(Kophu，在则里拉以南15公里处)营地报告“在栋曲拉(Donchuk La)树立的界桩被随意破坏，界桩顶部破碎，但上面的数字并没有破坏，这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关口，这样的暴行显然是故意的”。(35)英(印)总督面对界桩的再次破坏反而对孟加拉省的一些官员提出了批评，英(印)政府的一个内部报告提到：“印督长久以来希望根据地方政府的政策建议行事而支持地方官员，但遗憾的是，他不能完全接受孟加拉省督的意见，目前中方代表在与印度政府、印督的关系处置上，实际上已经扮演了一个友好的角色……在给中方代表的信中要保持友好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还应该避免任何谣言认为则里拉界桩被毁是西藏官方所指使，也不要认为中国代表能在遥远的锡金边界有能力控制西藏人，同时，我们的地方官员不要在可能引起双方代表困境的边界上采取任何行动。”(36)由此可见，额尔金对奎焕颇有好感，认为奎焕“实际上已经扮演了一个友好的角色”，奎焕已经尽力。 但是，清朝总理衙门仍希望在勘界一事上向英国妥协，尽快满足英国人的要求。6月16日，总理衙门给驻藏大臣的电报被英国人泰勒透露给了英(印)政府：两日前(6月14日)，中国政府命令驻藏大臣坚持要求有西藏代表参加的勘界活动。孟加拉省省督在得知此消息后，马上询问英(印)总督：既然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办理此事，惠德是否应该在克普(Kophu)留驻，或者留在哪个距离边界比较近的营地。直到7月16日，奎焕等人仍然无法在此事上让西藏噶厦让步，最后，清朝方面再次要求英国勘界委员放慢勘界工作的步骤，以等待西藏噶厦派出人员。 中方人员的一拖再拖，让英国人有所顾虑。7月22日，卡特对英(印)政府提出了建议，认为锡金不能再忍受在勘界问题上一拖再拖而造成的昂贵的费用，“但是一个不能掩盖的事实是，一旦回到甘托克，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勘界工作失败。有证据表明北京政府是急于早日完成勘界工作，但是在拉萨的驻藏大臣显然是对于西藏喇嘛的坚持反对无能为力。由此，勘界一事成了僵局，目前只有三种方法可以解决。”他认为：第一种方法，英国放弃勘界，撤回所有人员。第二种，在没有中国人或者西藏人的情况下，单方面强行勘界，树立界桩。第三种，利用武装力量完成勘界，并且惩罚西藏地方。至于英(印)外务部曾经建议撤回一事，孟加拉省督劝说卡特，如果一旦撤回勘界委员，英国人在西藏人心中的声望将大为降低。(37) 就在英(印)政府讨论泰勒所提出的方法时，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八日，十三世达赖喇嘛正式亲政。同年十月，一直在主管西藏“勘界”事宜的第穆摄政“因病”请求“辞退”，驻藏大臣奎焕就此事上奏朝廷，得到的批示是：“谕军机大臣等……第穆大臣胡图克图既据奏称因病力求辞退，著即准其所请，所有藏番政教两务即归达赖喇嘛掌管。”达赖身兼法王、藏王，总理西藏“藏番政教”事务。达赖亲政后，奎焕要求达赖“切实开导三大寺僧众仍遵前旨”，将勘界事宜遵照条约办理。奎焕希望对达赖用怀柔政策，耐心说服，对于朝廷希望用武力逼迫达赖喇嘛就范的方式并不认同，他认为“派大员带营来藏震慑一节，断不可行。藏番不知大体，若遽慑以兵威，转恐大众惊疑，阻挠更甚，殊非朝廷绥辑岩疆之意。总之，奎焕身膺重寄，务当熟度番情，相机操纵”。(38) 但是，达赖并不听从奎焕的指令，亲政后与驻藏大臣形成尖锐对立，甚至寻求俄国的支援。其实，奎焕也深知英国人的手段，在1895年6月15日给朝廷的奏折中即说勘界困难一事“盖因英人狡黠，前已私立界碑，藏番疾首痛心，有若惊弓之鸟”，奎焕对英人急于勘定藏哲边界也不快，说“英人狡猾，前已私立界牌”，(39)“查印前文有委员会勘确界之语，似非一勘即定界”。(4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