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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中英“藏哲勘界”研究(3)


    三
    清朝与哲孟雄的勘界事件在1895年底不了了之,驻藏大臣奎焕于次年卸任回京。但是,1902年,锡金政治官惠德仍然对此念念不忘。该年5月18日,惠德带兵百余名来到甲岗,5月21日,又来到中锡边界东段分水岭以南。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后,在江孜和亚东派驻了商务代表,中锡边界已经不成为英国入侵西藏的障碍,西藏噶厦对此也默不作声,1890年的边界协议也不再有争议了,最终形成了今日的边界线。
    对于1895年的勘界,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其一,拆毁界碑的人员。
    在以往的研究中,只提到是西藏人。奎焕最初认为,这些拆毁界桩的人可能为“路人”。奎焕说“该处系大吉岭大道,往来商人必经之路,或系无知之人所为”,这应该并非实情。奎焕就此事对噶厦进行了质询,噶厦回复也称不知为何人所为,“商上并未敢冒昧令人拆毁,该在边番官更不敢擅行拆毁”。(41)在1895年6月以前,英国方面应该也不知道毁坏界桩人员的身份。亚东税务司戴乐尔5月27日致电奎焕,要求其说服西藏噶厦,“特恐番众仍前狡展……令僧众应该遵藏帅之命,切不可再有执迷,至失中朝抚驭之恩,以贻后来无穷之戚”。其中有僧众字样,似暗指毁坏界桩的人员为僧人。不过戴乐尔并未向英(印)政府通报。6月5日,损毁行为越来越多,英国人还准备增加武装力量以阻止这种行为。同月,从大吉岭前往勘验的英国官员报告说,在独锡勋与惠德见面的则里拉,勘界时中方准备的放在石板上的很多界桩又被人偷走,英国官员要求英(印)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惩处这些偷走界桩的西藏人。英(印)政府外务部在电文中提到:(1)“在则里拉偷走界桩的是些愚昧的西藏人自发的干的?还是在西藏噶厦的教唆下干的?”(2)“现在政府军方询问我们在Gnatong的边防卫队下一步准备如何计划?目前根据西藏人的这种态度,是否需要在甘托克和Gantong增强防务的军事力量?目前是否有迹象表明西藏对我怀恨态度有所行动?惠德回到甘托克了吗?”(42)可见,此时英(印)政府仍然不知损毁界桩者为何人。
    在6月初,奎焕所约定的勘界仍然无法按期进行,主要是遭受到西藏噶厦的抵制。故此,部分英国人认为毁坏界桩的主谋应该是西藏噶厦,持有这种看法的主要是锡金政治官惠德。6月7日,惠德给孟加拉省首席秘书的信中说,“毁坏则里拉界桩的行为确定是拒绝与我会面的西藏官员所为,如果(我们)政府立即要求他们(西藏人)在则里拉暴行一事上的诚挚道歉以及坚持根据计划安排执行勘界,我们就没有必要增强甘托克与Gnatong的军事力量。但是目前在Gnatong的英国军队应该保持直至勘界结束,如果(军队)现在就回到甘托克,则不仅会增加勘界工作的难度,而且会助长西藏人目前对我们的敌视态度。”(43)对此,英(印)总督同意惠德的看法。显然,惠德此时认为“凶手”应该是西藏噶厦。值得注意的是,惠德提到英国军队已经驻扎在Gnatong,该地位于隆吐山与则里拉之间,中文名为格押。这个地名在在光绪十八年(1887)西藏僧俗官兵上书钦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驻藏大臣色楞额、驻藏帮办大臣崇纲时提到过:“热纳(指日纳)原有格押群地方,系商属卓木六寸所营地土,此处平地山谷,英人早于其间屡修房屋……”(44)格押为藏文sNa-gdong的译音,意为山嘴。显然,该地已经被英国人派军侵占。6月11日,栋曲拉的又一部分界桩遭到毁坏,孟加拉发回电文说,克普营地报告,在栋曲拉树立的界桩被随意破坏,界桩顶部破碎,但上面的数字并没有破坏,这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关口,毁坏显然是故意的。(45)经过分析,英(印)官员们猜测此事为西藏三大寺所为,英(印)总督也估计是西藏三大寺的“恶行”,并希望奎焕劝说喇嘛们停止破坏界桩的活动。1895年6月13日,英(印)总督额尔金给奎焕的信件中有:“我很快的收到了阁下在5月14日给锡金政治官惠德的函件的复印件。在该信中,您请求延缓勘界工作的开始时间以劝说三大寺喇嘛。我乐意知道西藏民众大会已经关注到有关勘界事宜的讨论。在我看到您的信件之前,惠德已经与独统领在则里拉会面,他和Yea、Chang先生确定了在则里拉关口的界桩位置,并安排了您的代表与惠德在6月1日于多克拉的再次会晤。同时,惠德将在栋曲拉建立界桩,随后独统领也将到来视看。在这种情况下,惠德先生通知阁下,勘界工作已经开始(在您的急件复印本到达之前)。依据印度事务部的通知,我们指令惠德先生,如果阁下的代表因为任何原因而不能在多克拉与惠德见面,他写信给阁下以解释,他将继续按照与独统领在5月18日的则里拉会晤所约定的方法进行。如果勘界工作在今年结束,惠德先生也被授权通知阁下勘界的最后期限。不管今年联合勘界的工作是否能进行,希望您能尽快明示他。我近期阅读了一些惠德发来的关于其在则里拉所树立的界桩被西藏人所损毁的报告,这些消息确实吗?我相信,阁下也对此很遗憾。惠德先生目前正在等待您下一步与他的联系,除非他的撤回会引起西藏人在边界地带的不安定情绪和暴力倾向,尽管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偶然。我非常有信心您给边界的官员发布合适的命令。”(46)在信中,额尔金认为是三大寺从中作梗,而非噶厦,希望奎焕能够说服三大寺喇嘛。
    奎焕回复照会:“案准贵大臣照会一件,本大臣业经详阅,系为查界之事;又利山所立界碑被人拆毁。各等因。本大臣查勘界一事,因三大寺僧众愚顽成性,屡具妥协,是以备文照会惠大员,请其暂缓办理,因而敝处委员未客如期前往多克拉会勘界址。兹准来文,示知现饬节,备极周妥,本大臣曷胜钦佩。至虑番愚梗顽,既有中官在此驻守,该番等亦不敢另生别事,惟边界一时未能定立,本大臣愚意拟缓至五年,俟换约时再行妥议办法,未悉贵大臣尊意以为然否?昨已电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现尚未奉回电。特此先为奉商,尚希贵大臣酌核赐复为幸。至咱利山界牌拆毁,前据独委员来禀,本大臣即已译行商上。嗣据禀复,商上并未饬令拆毁,驻边番官等更不敢稍形冒昧令人拆毁。等语。本大臣细加察看,情尚属实。惟咱利山路当孔道,或系无知商民所为,良不可知。现复严饬清查,务将偷窃界碑之人清出,从重治罪,以昭炯戒。相应照会。为此,照会贵大臣。”(47)
    在抵制三大寺问题上,清廷明显支持奎焕。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初六日,军机处接到朝廷命令:“藏哲边界东至布坦之支莫挚山起,西抵廓尔喀边界止,以分水岭之一带山顶为界,光绪十六年间业经订立条约,此时若再有异议,必启衅端。”清朝认为,当时摄政的第穆呼图克图与噶伦等人都知道此事,为何就三大寺僧人从中阻扰?光绪帝要求奎焕迅速会同惠德等人,对三大寺僧众“切实开导,晓以利害”。(48)
    然而,三大寺僧人依然坚持以“鄂博”为界,这让英国人非常恼火,正如戴乐尔在给奎焕的电文中说的一样:藏番仍前违拗,不听贵大臣饬谕,不遵总督电音,不肯同委员前往履勘,实属令人难解。戴乐尔还挑拨奎焕说道:“若因此藏番之昏焰愈张,则藏使之权衡愈失,边事为日方长,其以后藏番之掣肘中官,将有甚于此时也”。(49)7月19日,奎焕在奏报朝廷时提到“第穆呼图克图及各噶布伦等未尝不知事体,均愿望办,何以三大寺僧众从中阻挠,殊属不知轻重。即着奎焕饬令该第穆呼图克图等,迅速会同委员惠德等,传集三大寺僧众,切实开导,晓以利害,照约勘明办理,毋得固执成见,迷而不悟,致蹈覆辙。”三大寺的僧人认为,“英人异常狡黠”。如果不“先行照会”,不足以向僧众释疑,只允许先行查看,但不能订立界碑。在程序上,则要求印度总督的照会到达西藏后,他们再派人前往查看。奎焕要求三大寺应该立刻按照清皇帝谕旨,“饬令履勘,不可任意迁延”。(50)7月22日,孟加拉省首席部长卡特给英(印)政府外务部的信中提到,惠德经过详细调研,最终确认了毁坏多克拉(Dokola)和Donchukla界桩的是拉萨派来监视当时滞留于亚东的西藏勘界委员行为的3个喇嘛。
    从各种史料来看,拆毁界桩的人员确为西藏三大寺的僧人,这也在情理之中。19世纪后半期,英国加快了对西藏的侵略步伐,在与西藏相邻的锡金大吉岭修建铁路与公路,沿途开设驿站,做好了进一步侵藏的准备。同时,英国人又组建一个由英(印)政府财政秘书马卡雷带领的所谓通商使团,欲开赴西藏,打通对藏贸易。这个通商使团的举动很快受到西藏三大寺的怀疑和抵制。三大寺当时在锡金有着一定的经济利益,他们不希望将该地划归印度,而且对于7年前英国对西藏发动的隆吐山之战,西藏僧俗们也记忆犹新,所以对《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与《中英会议藏印续约》并不接受。
    其二,奎焕在勘界问题上对英国言听计从有一定的目的。
    驻藏大臣之设立是自唐宋以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管理制度的重大发展,但到了清朝后期,派出的驻藏大臣多为老弱和有过人员,官员总体素质已远不如前期;其对于西藏局势的控制,也权力有限。以奎焕而言,正如英人所说“有关他需要乌拉运输而又无能的报告和告知显示了中国人在藏的奇怪权力”。(51)英人所谓“中国人”,即指奎焕。以勘界而言,前后几位驻藏大臣的行为便不一致。隆吐之战时,文硕奏“藏番据新图,以隆吐、日纳宗为藏地,坚勿让”,“实藏地,卡无可撤”,但是,继任的驻藏大臣升泰却说:“向来西藏图说藏地与哲、布分界处东西一线相齐,藏境中并无隆吐、日纳宗之名”。(52)奎焕与升泰如出一辙。
    当时,英国人仗着武力优势,对西藏噶厦威逼,对清朝威逼、引诱。孟加拉省督艾略特(Charles Elliot)认为:“最明智的政策是给西藏人警告:如果他们立即在勘界工作上与英国人展开合作,将不对他们有任何处罚。除非他们委派一名官员去管理藏哲边界属于西藏一侧的地域,并且协助界桩建立工作,否则英国政府将派军暂时或者永久地占领春丕谷(Chumbi Valley)。”(53)艾略特对清朝采用的又是另外一种手段,他说:“但是这件事由于复杂的关系更复杂,我们的愿望是支持在拉萨存在着虚弱的中国人的权力,结果是,我们所没有交涉的一方(指藏人)在西藏有着真正的权力,而我们所交涉的一方(清政府)却在西藏没有实力去从事勘界。”在这样的情况下,艾略特认为,“与中国总理衙门的协议将使英国政府军自由的进入春丕谷,这在中国方面的同意下,并无损于中国对西藏享有的宗主权,而且更有利于中国人在拉萨建立他们更稳固的威信与权力。总之,省督认为我们对待北京政府的态度应该是友好和坚定的”。(54)1895年7月6日,惠德的给英(印)政府的信中提到:“北京当局明显地在勘界一事上很着急,他们已经给驻藏大臣致电两次,命令勘界委员与我会面。赫政先生已经致电泰勒,总理衙门坚持驻藏大臣勘界。参与勘界的西藏委员目前在仁进岗(Rinchingong)附近的噶林(Gilling)焦急地希望继续工作,我猜测,应该是勘界的中国委员正在等待驻藏大臣的指令而与我会面”。(55)
    总之,对于英国来说,在1895年藏哲勘界一事上,帕里收税、甲岗驻兵、则里拉界别被毁、勘界、推延勘界期限等事件无一不显露出英国人企图获取在藏利益的意图。1895年11月21日,英国约克郡布拉德副德地区(Brafford,Yorkshire)商业理事会给英(印)事务大臣汉密尔顿(Hamilton)的函件很明白说明了这一目的,他们要求在西藏取得更多特权,扩大西藏的商品市场:“本理事会坚信,在西藏将会找到一个对英国具有重大价值的‘新市场’,郑重地请求,女王陛下政府应尽力或者通过与中国皇帝签订条约,或者直接与西藏大喇嘛订约,或者采取其他被认为是有效的方式,务必进一步打开西藏的大门”。(56)而奎焕等人,作为驻藏大臣,本意上希望通过此职位稳定西藏,并在西藏地区抵御外敌侵略和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面对复杂的局势,最终使此次堪界事件不了了之。但英国人对侵略西藏的野心并没有终止,为了掘取更多利益最终于1904年发动了入侵西藏的战争。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