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季邑：美国邓小平研究述评(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22 《党的文献》2014年第4期 陶季邑 参加讨论
二、研究重点及主要观点 （一）邓小平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就认为，邓小平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主要是“务实”。费正清指出：邓小平执政后推行“逐步务实的改革”。但其“务实主义”“亦有限度”，如“需要限制中国现代化中的美国化成分”。（JohnKingFairbank，ChinaWatch，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7，p.201，p.205.）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仍持上述观点，但对邓小平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作了更广泛的探讨。傅高义认为，邓小平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有以下几点：其一是坦率和务实。“邓小平对自己和自己的权威充分自信，在客人面前能轻松自如，坦率机智，直言不讳。”“有些西方人对邓小平的直率和务实很有印象。”其二是注意自己与同事间的政治气氛。“他们能一起有效工作”，“虽然他拥有很大权力，但他知道必须很注意他与同事间的政治气氛”。其三是自信和果断。“他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专注而果断，既有以前战时军事指挥员那种天生的沉着，又有半个世纪里接近权力中心处理生死问题养成的自信。”“邓小平有内在的自信，这使他直奔实质问题。”其四是刚毅和冷静。“邓小平养成刚毅的品格，能做到愤怒和受挫时不形于色，不让感情左右自己的决策，相反，把它建立在对党和国家需要的仔细分析之上。”“大事当前，邓小平喜欢独自安静思索，考虑他要说什么，以便时机一到，他能作出清晰和明确的表述。”其五是言行有威信。邓小平“行为一贯”，谈话“能透出威信”。他本人“一直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具有本能的爱国主义和为共产党献身的精神，这鼓舞着其同事的信心”。他还“坚定地为党和国家谋利益”，“不为自己的朋友捞好处”，并“严守党纪”。（EzraF.Vogel，DengXiaopingandtheTransformationofChina，pp.3—9，p.385.）冯惠云认为：邓小平受防御性儒家战略文化影响，是“具有儒家特征的领导人”。因此，他执政后对世界形势更乐观，对外手段趋向于“合作和实用型”，提出世界大战可避免和世界和平有望等战略判断；对内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HuiyunFeng，ChineseStrategicCultureandForeignPolicyDecision—Making：Confucianism，LeadershipandWar，NewYork：Routledge，2007，p.78，p.80.）基辛格亦认为，邓小平有“直截了当的风格”，“不喜欢空谈，非常讲求实际”。（HenryKissinger，OnChina，NewYork：ThePenguinPress，2011，p.324.） （二）邓小平历史地位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术界已经认为，邓小平是新时期中国的改革设计师，他使中国进入了现代社会。白鲁恂指出，在人类历史上，也许从未出现过如此社会，进行如此全面的改革。邓小平使中国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走向“现代社会”。（LucianW.Pye，“AnIntroductoryProfile：DengXiaopingandChina’sPoliticalCulture”，TheChinaQuarterly，September1993，pp.412—413.） 新世纪以来，美国学术界不仅探讨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而且研究其国际地位。惠妮·斯图尔特指出：邓小平“使中国登上当代国际政治舞台”（WhitneyStewart，DengXiaoping：LeaderinaChangingChina，Minneapolis，Minnesota：Twenty-FirstCenturyBooks，2001，p.117.）。戴维·兰普顿指出：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对当代中国的主要贡献有三大类：第一，“重新定义政治和国家生活的目标”，“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增长”。第二，“将中国未来与全球一体化捆在一起”。第三，“培养一批技术型治国精英并使之机制化”。所有这些不仅使当代中国“走上持续发展之路”，而且还使世界对中国感兴趣并来华投资。（DavidM.Lampton，TheThreeFacesofChinesePower：Might，MoneyandMinds，p.120.）傅高义指出：邓小平不仅“找到了富民强国之路”，引领“中国根本转型”，而且领导中国“真正加入国际社会”，使中国成为“多种国际组织和全球体系中活跃成员”。（EzraF.Vogel，DengXiaopingandtheTransformationofChina，p.693，pp.696—697.） （三）邓小平理论属性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在邓小平理论属性方面主要有“新版的马克思主义”、“后社会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三种说法。莫里斯·迈斯纳指出：邓小平思想是“一种新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此理论反映并促使人们适应“现存社会秩序”。它抛弃“所有空想和偏激成分”，从而成为“更正统的马列主义理论”。（MauriceMeisner，Marxism，MaoismandUtopianism：EightEssays，Madison，Wisconsin：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82，p.217.）阿里夫·德里克指出：邓小平1982年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是“后社会主义”。它超越了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吸收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点，但“欲确保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此种后社会主义亦为一种后资本主义”，“力图克服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弊端”。（AdrifDirlik，“Postsocialism？Reflectionson‘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nArifDirlikandMauriceMeisner，ed.，MarxismandtheChineseExperience：IssuesinContemporaryChineseSocialism，NewYork：M.E.Sharpe，Inc.，1989，pp.362—364.）费正清则将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民族共产主义理论形态，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一书中认为，邓小平在农村实行“合同制”，即“生产责任制”。此既非传统社会主义生产形式，亦非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但适合当时的中国农村情况。（JohnKingFairbank，TheGreatChineseRevolution：1800—1985，NewYork：Harper＆Row，1986，p.347.） （四）邓小平改革和对外开放思想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学术界认为，邓小平改革思想不仅十分丰富，而且对当代中国影响巨大。傅高义指出，复出后邓小平改革思想包括：在城市试行新的体制，鼓励外国投资，设立经济特区，允许建立私营企业；在农村取消人民公社，家家户户实行生产责任制。取消物价控制和定量配给，允许私营企业扩大经营和劳动力自然流动，甚至开放市场经济。人们对自由发表不同意见的恐惧消失，公开发表观点的范围有所扩大。（EzraF.Vogel，“Introduction”，inEzraF.Vogel，ed.，LivingwithChina：US—ChinaRelationsintheTwenty-firstCentury，NewYork：W.W.North＆Company，1997，pp.22—26.）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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