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清史为学科”(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38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 刘会文 参加讨论
二、信史理想：“传疑传信为操觚者之责” 孟森在其史学历程中，对官私史料及其史学价值之高下优劣始终持有鲜明的评判标准，对于清史史料中“官书失之讳、私记失之诬”的弊病，亦有清醒认知。但在其前后两期的史学研究中，孟森似从未如陈寅恪所言，“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反而在字面上始终给人以厚此薄彼、畸轻畸重之感。尽管如此，于官私史料“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亦即史家得真相、求信史之理想，无论前期后期，孟森竟矢志不渝，一以贯之。 1.传信存真：“列清史为学科之意” 辨析史料，求得信史于“诬讳二者之间”，本为史家治史一题中所应有之要义。但孟森在其长达三十年的史学历程中所反复重申、孜孜以求的信史理想，却有其特定的语境与内涵。 孟森至迟于20世纪30年代初，即已将建立清代信史目为清史学科得以存在的最重要依据与宗旨，将传信史、存真相视作清史学者最重要的职责，信史观念已被孟森提高至建立清史学科的层面上加以论述。根据清史史料之特点，孟森冷静地指出，建立清代信史，一方面固须揭发清代官书涂饰隐讳之病；另一方面，揭发清代所讳之史事，并非以攻击清朝为本意，乃以实事求是、“维持史学”是为本，防闲私记诬枉之弊。孟森尤其反对“快种族之私”，一方面与当时不负传信之责的小说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又与辛亥革命后清史领域的民族革命史观保持相当距离。 孟森甫踏入史学领域，即于《心史丛刊序》中首次阐发其信史理想： 吾曹于清一代，原无所加甚其爱憎，特传疑传信为操觚者之责，不欲随波逐流……盖无一事敢为无据之言，此可以质诸当世者也。(17)落实在具体史学问题的研究之中，则须言必有据，防闲荒诞不经的野史传说。孟森盖欲以《心史丛刊》一书之绵密考证，作为学界得清史真相，传清代信史的典范，展示其传信史之法，是亦为孟森撰作《心史丛刊》诸文的主旨所在。十余年后，孟森撰成《清朝前纪》，重申信史之旨：“故易代以后，纂修《清史》，仅据官书为底本，决不足以传信而存真。此吾党所以列‘清史’为学科之意也。”(18)又以此为依托，首次提出“列清史为学科”之主张，盖将以矫《清史稿》“仅据官书为底本”之病，与“加甚其爱”于清朝之倾向保持相当距离，置清史于严谨客观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使之获得其应有的学科地位与学术声誉，而治清史学科之学者，亦当承担传信存真之责，以期将来修成可以传信之《清史》。 孟森于其史学前期，首揭信史之旨于《心史丛刊》，首倡“列清史为学科”于《清朝前纪》，交相辉映，一脉相承。而《清史稿》隐讳涂饰清代史事，则成为孟森重申信史之旨、建立清史学科的重要契机与刺激。 但孟森从事清史研究所面临的难题，又不止官书讳饰之病而已。两百余年的文化高压，造成清亡以后的剧烈反动，民间歪曲污蔑清代史事人物的委巷传闻、荒诞流言纷纷兴起，层出不穷，而且也波及当时的学术界；加之革命时代的反满政治宣传，在史学中催生出民族革命史观。(19)对此，孟森指出： 且“清史”一科，固以纠正清代官书之讳饰，但亦非以摘发清世所讳为本意。……总使史书为征信而作，不容造言生事之小说家破坏历史大防。其为保护清室之意少，而为维持史学之意多。故虽不信官书，亦不轻听世俗之传说，尤不敢盲从革命以后之小说家妄造清世事实，以图快种族之私，而冀怂流俗好奇之听。此意愿与我党共勉之。(20)则清史学科又与民间污蔑歪曲清代人物史事之流言传闻区以别矣。该时期孟森治史，虽以偏爱私记为基本取向，但对于私记中羼入的以猎奇妄造为能事之委巷传闻、小说家言，仍予以高度警惕。从史学前期的《董小宛考》《丁香花》到晚年所撰《香妃考实》《海宁陈家》诸文，辟附会传闻、破荒诞野史，构成孟森全部治史历程中的重要题材。 革命前后，史学界出现过一批清史著作，如陈怀《清史要略》（1910年）、吴曾祺《清史纲要》（1913年）、汪荣宝等《清史讲义》（1913年）、刘法曾《清史纂要》（1914年）等。(21)从内容上看，以上著作皆响应革命时代的反满政治宣传，秉持民族革命史观，试图论证清朝必然灭亡与共和国即将诞生兴盛，但却“将反对清朝专制与反对满族混淆起来”(22)；又大量充斥委巷传闻与荒诞流言，如《清史要略》一书中，即有世祖出家、乾隆帝抱养于海宁陈家、雍正帝“讳为病殁，实则为某女侠所刺也”等内容(23)，按此即孟森所指出的小说家“冀怂流俗好奇之听”，“破坏历史大防”。与孟森同时代的另一位清史学者萧一山，于1923年完成《清代通史》上卷，成就超出上列各书，但以上诸病亦为该书所不能免。(24)当时清史学界之实状，可据以窥其一斑。 孟森自称“不敢徇一时改革之潮流，有所诬蔑于清世”，即是须将严谨客观的学术研究与革命时代的反满政治宣传严格区分，摒弃私家记述中“加甚其憎”于清朝的无根流言。则孟森于学界首倡清代信史一说，迥异于时流，可谓特立独行，独树一帜。明乎此，方能充分理解孟森“不欲随波逐流”“列清史为学科”诸语之真切含义。孟森终身所致力的近代清史学科，与严谨的清史研究，乃是在官书与私记（尤其是私记中的委巷传闻）、清代官方对于自身历史之隐讳涂饰与清亡以后民间流言传闻对于清代史事之污蔑歪曲的高度紧张中逐步展开的。 孟森对清代信史之追求，至晚岁亦不稍懈怠。孟森晚年撰成《明元清系通纪》一书，自信早年反复阐发的信史理想业已实现，两百余年以来尽遭清代隐讳的清先世信史业已完成，称此书“于清室之神秘，业尽发之”，可“与举世认识此一朝之真相矣”。(25)《清史讲义》论及清修《明史》所隐讳之史事，亦曰“此今日始大发现，而以余为发现最多”(26)，自负之意，溢于言表。可见建立清代信史，祛除清史史料中讳饰诬枉之病，为孟森终生史学历程最重要的学术追求与精神动力之一。 2.钩剔贯串的传信之法 孟森在具体的史学研究过程中，“驰骋于官私记载之中，求断于讳诬二者之间”，逐渐形成其钩索沉隐、成就信史的严密方法。简言之，即针对清史史料之特点，于“旁见侧出之文”，或“不经意而流露者”，“随处留心”，极尽钩剔之能事，最后“贯串成编”，以成就清代信史。此法实贯穿于孟森终生史学事业之中，但与前述孟森对于官书私记去取与评价倾向的前后转变相应，在1931年任教北大史学系以后，孟森钩剔信史之法，亦由前期之依赖明清士大夫著述，转而问津于清代官书。 较早论述该法的是孟森早年所撰论文《奏销案》：“奏销案既不见于官书，私家纪载自亦不敢干犯时忌，致涉怨谤。今所尚可考见者，则多传状碑志中旁见侧出之文，而亦间有具体纪载之处，盖为文网所未及，仅见于清初士大夫之笔记，今当披沙而得宝者也。”(27)又孟森早年曾在《朱方旦》一文中，曾谈及清初史事“首尾不详”的现象：“士大夫谈清代轶事者，往往及朱方旦之名，然首尾不详，但以妖人目之，若王好贤、徐鸿儒之类。”(28)孟森认为，清代士大夫或惑于谬说，以讹传讹；或惮于文网时忌，诸多史事不能形诸有首尾之“具体”纪载，又不止朱方旦一人一事而已。《心史丛刊》诸文罗列旧说，爬梳史料，钩剔摘抉，加以贯串，正为详其首尾，成就信史。孟森以此法考证清初史事，在当时即有一定影响。梁启超曾谈及孟森治史成就：“顺治十八年之‘江南奏销案’……官书中并丝毫痕迹不可得见。今人孟森，据数十种文集笔记，钩距参稽，然后全案信史出焉。”(29)“数十种文集笔记”即孟森所披之“沙”，而留心“旁见侧出之文”，排比贯串片言断简，出信史于其中，则为所得之“宝”。 孟森史学前期形成的这一方法，在《清朝前纪》中得到总结：“其尤难者，乃在清入关以后，所有文人学士无敢有牵涉时忌者，惟于诗歌题目、友朋书札之类，无心流露，当时亦莫有知为犯忌者，随处留心，乃得贯串数事。”(30)则直至1930年前后，孟森仍将钩剔贯串的传信之法，施于明清私家记载。依孟森之意，因当时作者“无心流露”，故后世史家须“随处留心”；因其“旁见侧出”、散见各处，故需“贯串成编”。(31)所谓贯串成编，即是将所勾稽之史料排比缀合，比其辞，属其事，使其成为有首尾的“具体纪载”。孟森此期治史，依赖于私家记述，留心于“传状碑志中旁见侧出之文”，或“间有具体纪载之处”，实为清代“官书远于事实”、信史惨遭摧毁之后的不得已之举。 孟森任教北大以后，该法施用范围发生重大变化。晚年所撰《八旗制度考实》中论勾稽八旗信史之法：“但言清事，非从清官书中求之不足征信，于官书中旁见侧出，凡其所不经意而流露者，一一钩剔而出之，庶乎成八旗之信史矣。”(32)考诸孟森同期其他论著，可知孟森所言，不仅为其史学后期成就八旗信史之法，亦为其晚年据清代官书治清史之通法。(33)与前引文字对照，可知该法之形态与施行步骤，孟森史学之前后两期均未稍变。但孟森传信之法施用之范围，已由私记转向官书。其中原因，在于孟森自信清代官书虽累经有意篡改涂饰，但自撰伪史不能不留下蛛丝马迹，其中必有“不经意而流露”，可供后世史家钩剔贯串者，读史者“随处留心”，即可集腋成裘。 其中，“非从清官书中求之不足征信”，为孟森晚年认识；而“旁见侧出，凡其所不经意而流露者，一一钩剔而出之”，则为孟森早岁治史经历中所形成、而贯穿于其终生史学历程之方法，只不过早岁所“钩剔”者，乃是清代私家记述中旁见侧出之文，而晚年所“钩剔”者，乃是清代官书中旁见侧出之事而已。金毓黻1937年阅及《八旗制度考实》该节文字，称孟森“不惟考八旗事，考其他清初史事亦皆用此法也”(34)，是仅仅符合晚年孟森治史路数；其早年并不如此也。察乎此，则孟森三十年治史经历与其清史研究之逻辑展开过程，庶几可以明了。 乾隆时修成的《明史》一书，虽极力隐讳抹煞《明实录》中有关建州女真与明廷征战来往之史事，但因成书后疏于检核，书中仍偶见建州史事数处，而清帝竟未曾发现。如《明史·地理志》《本纪》《列传》未见建州之名，而《兵志》竟有之；明廷与女真征战诸事，偶见于张学颜、李成梁等人《传》中；《朝鲜传》亦有女真史事多处。(35)对此，孟森曾感叹，“当时之君若臣，皆于意想之外，留其所甚讳者于简册”(36)，则《明史》漏笔，一一符合于孟森所谓“旁见侧出”“不经意流露”之特征。前文已述及，《清朝前纪》一书钩剔贯串之主要对象，乃在私家记述，符合孟森史学之前期特征；但另一方面，编撰《清朝前纪》之时，孟森已措意于清代官书《明史》中“无心流露”“侧见旁出”的关键处漏笔与前后矛盾，并一一钩剔而表出之，又提前透露出史学后期之旨趣。孟森后此诸著述，取材乃一以清代官书为主，遂将该法由清修《明史》扩展至清代其他官书，至《八旗制度考实》一文，乃有施该法于清代官书的全面论述与总结。由此可以断定，孟森钩剔清代官书中旁见侧出之文字以成清代信史的方法，最先施于《明史》；发现《明史》中建州史事之漏笔，竟成为孟森钩剔贯串之法施用范围由私记转向官书的契机。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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