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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下”到“大一统”(5)


    四、思想的文化冲突映象
    秦汉中央集权王朝通过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完成了南北诸侯国的文化一统,但自然环境复杂、民族众多的边疆地区,文化依然是千姿百态,“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避居北垂塞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80)。不同民族在对外发展与交往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化冲突现象,尤其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冲突不断,绵延2000年。为了解决不同文化碰撞引起的各种矛盾冲突,维护朝贡制度正常运行,汉代统治集团从中央王朝立场出发,形成了“恩威并行”思想。
    西汉前期,匈奴边患严重,《汉书·匈奴传下》赞曰:“高祖时则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朝错,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这里班固将各种观点归纳为两类,一是主和,一是主战,他认为皆偏见一时之利害。那么如何才能消弭边患保持边疆稳定?
    淮南王刘安提出“威德并行”的思想,武帝发兵伐闽越,刘安上疏云:“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对于闽越“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越人名为藩臣,但其“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他认为此时“闽越王弟甲弑而杀之,甲以诛死,其民未有所属。陛下若欲来内,处之中国,使重臣临存,施德垂赏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归圣德。若陛下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此必委质为藩臣,世共贡职。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又说:“臣闻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战,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臣犹窃为大汉羞之。”(81)主张天子重兵,威德并行,对藩臣继绝存亡,册封王侯,授予印绶,使其世供贡职。刘安的“威德并行”思想是以德为主,秉承先秦“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战”(82)的观念,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对边疆民族地区出兵。但武帝并不赞同刘安的主张,使严助谕刘安曰:“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乱,非兵,未之闻也。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印治。”(83)从之后武帝四处出兵征讨四夷看,刘安的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得到重视,但对后世王朝经营朝贡制度则产生了重要影响。
    班固则提出“来则惩御,去则备守”的策略,主张对夷狄“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84)。班固主张严华夷之别,“以外而不内”,虽然他赞赏武帝“百蛮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85),但不主张攻伐夷狄,认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主张以抵御和防备为主。对慕义前来朝贡者,应以礼待之,羁縻不绝。班固的思想也具有“恩威并行”的特点,较之刘安的思想,班固更多地强调了军事打击与防御的作用。他的思想对后世王朝治边思想同样产生了较大影响。
    虽然历代王朝在经营朝贡制度时,皆奉行“恩威并行”的思想,但因王朝治边方针有所差异,在边疆民族朝贡地区推行的具体政策中,“恩”与“威”的比重有所不同。如西晋武帝时,慕容鲜卑出兵攻打晋朝“世守忠孝”的朝贡国夫余,王城沦陷,夫余王自杀。晋朝虽助夫余复国,慕容鲜卑依然掠夺夫余人口,晋以官物为夫余赎还被转卖的人口,对慕容鲜卑采取了宽容的态度。(86)可见晋武帝接受了刘安以德为主的思想,对藩臣继绝存亡,不轻易出兵讨伐破坏朝贡制度规则的少数民族。明宣宗主张:“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盖来者怀之以恩,畔而去者不穷追之。”(87)对于数次寇边的女真人,他主张“夷狄寇边固当诛,然谕之不从而后诛之,彼将无悔”(88)。这应取自于班固的思想。总之,“恩威并行”思想始终为历代统治者奉行,虽然治边政策中“恩”、“威”比重有所变化,却不曾完全偏废一方。
    “恩威并行”思想不主张王朝轻易出兵攻伐反叛的朝贡成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那么如何能使王朝不出兵,或少出兵,还能达到维护边疆的统治秩序,保证边疆民族朝贡制度的正常运行?
    西汉文帝时,晁错提出“以蛮夷攻蛮夷”的策略,他说:“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所谓“以蛮夷攻蛮夷”,颜师古注曰:“不烦华夏之兵,使其同类自相攻击也。”(89)东汉章帝时,班超同样主张“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90)。《册府元龟》对此进一步阐释:
    昔晁错有言曰:“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盖言其同类自相攻击,不烦华夏之兵,亦御戎之良策,而杂霸之善利也。盖夫裔夷殊俗,天性忿鸷,气类不一,嗜欲靡同,故先王不以臣畜之,而置于度外。然其种族斯众,区落实繁,恃气力以相高,专战斗而为务。以至强凌弱,大侵小,称兵构乱,迭为寇掠,侮亡攻昧,更相吞噬。虽复保塞内附,参与属国;守约来援,闻于有司,然亦荒忽之无常,但可羁縻而不绝,又岂足烦王师之赴救?(91)
    “以蛮夷攻蛮夷”的策略自提出,便被汉朝君臣运用于经营边疆民族朝贡制度,如东汉时,班超在西域“率疏勒、康居、于窴、拘弥兵一万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斩首七百级”(92)。辽东太守祭肜切断鲜卑与匈奴的联合,以恩义与财利,诱鲜卑偏何部,击败匈奴左伊帙訾部,偏何获匈奴人二千首级,诣辽东郡请赏,于是鲜卑与匈奴岁岁相攻,“自是匈奴衰弱,边无寇警,鲜卑、乌桓并入朝贡”(93)。在朝贡制度地区,以臣服的当地民族出兵,打击反叛的民族势力,既省朝廷兵力、财力,又可达到平叛治边的目的。对于中原王朝来说,的确是“计之善者也”(94),故为历代王朝所承用。翻开史书可以看到,不仅对边疆地理、民情了解不多的汉族王朝如此,而且出自边疆,熟悉边疆的北族王朝也奉行“以夷制夷”的策略进行边疆统治。如辽圣宗置隗衍突厥部、奥衍突厥部“以镇东北女直之境”;置北敌烈部“戍隗乌古部”(95),金朝北方草原上,有南北两属部为金捍边数十年,在界壕(长城)外以汪古部守关口。(96)北族统治者吸收汉族“恩威并行”思想的同时更推崇军威,他们与汉族统治者一样,深谙“以夷制夷”策略在边疆统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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