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乃强的西南历史地理研究(4)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56 《史学史研究》 王开队 参加讨论
二、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治学特点 任乃强学贯古今，将学术研究作为人生的不懈追求。自1928年撰著《四川史地》一书起直到其与世长辞，共有专著25部、论文300余篇，学术成果丰硕。其关于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治学特点，大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注重实地考察与文献记载相结合 1946年，任乃强在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成立了康藏研究社。他的这一举措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广泛赞誉。这也是他对当时注重实地调查风气的积极响应。关于对泸定地区的考察涉及到该区的边界、名胜古迹、人物、风俗观念、交通状况、政区演变、经济发展变迁、民间传说、文化民族分布、宗教信仰、物产、自然气候、金石碑刻、乡土志书等。他对史志后学者谆谆教诲，说治史的经验，总括起来一句话，就是要把历史和地理综合起来研究，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一条宝贵经验……他向贺龙提供很详细的西藏地图，正是史地结合综合研究的结果。(31)以实地考察和文献结合也证明了文成公主入藏路线与自西宁经玉树入藏路线吻合，纠正了以前的谬误。任乃强以自身的经验得出，从事民族研究需要将历史与地理结合，通俗的理解为文献与实地考察互为辅助，对于康藏民族的社会历史研究更需与民族地区百姓接触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32)对于古代遗物更应文献与考察的紧密配合，如在民国三十年，任乃强因纂修《西康通志》特往寻访与高颐阙同艳的芦山樊敏碑，他“辨其石色与砌痕，判为汉魏时物，斥狐妻说荒谬”。又见周凤山所著《芦山县志稿》记载有月亮石，他自往姜维祠访之，并未发现此石，只见到两个石兽。他再查《芦志·古墓门》，疑此石碑是杨巽墓遗物，后经进一步发掘，确实如此。(33)他通过实地勘察还发现“唐宋以来方志书，则无不妄谓邛竹杖为蜀地邛崃山所产，即张骞大夏所见者。一言以蔽之，临邛至邛都间，决不能生产高节实中之山行杖材。我既经踏勘，固未曾有；衡之物理，更不能有；参详文史，自亦不得如此”。(34) 其二、注重地图的大量运用 任乃强对地图的使用相当重视。鉴于当时国内没有关于康藏地区的精确地图，就以自己实测为基础参考古籍，历时十余载，得绘较为完备之康藏全图，后为西藏解放事业也带来了便利。对于边区地图绘制，他都经实地考察后做精确绘制。如对四川边区十六区地图的绘制即是如此，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也就是茂、理、松潘、汶川、懋功、靖化六县地方，号为四川的边区，与四川内部的一切情形不同。相对较高的海拔位置致使地表的生物分布较大差异，从而进一步影响了该区的经济生活和文化情形，因此对该区的研究应先从自然条件入手。任乃强从地貌入手，将该区划分为东南山谷区和西北草原区，进而划分为若干小的流域，并将之绘入地图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任乃强“近编绘十六区地图，用实测经纬度定点，再依据若干中西探测者与实测者之地图、地记，组织填绘。其各部落界限均经绘出，面积数字，可按缩尺推求。大抵，草地面积可三倍于山谷区，而俄洛区面积又约占草地面积三分之二。”(35)他以图来阐释地理、历史，用传统“左图右史”的治史方法来描述地理问题，表现其精湛的制图能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于古代文献中的地理记载都要有一个审慎的态度，“郡治在首县与否，都待经过把地名落实到地图上来才分辨得清，望文生义，给地名沿革乱贴标签就会贻误后人”。(36)“旧籍沿革资料完备，但无今地可指，而县志又曲解妄指，与客观条件不合，必须重新探索，就县志资料纠正县志，从地图上的空白处另自找出正确位置来的”。(37)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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