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乃强的西南历史地理研究(6)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30 《史学史研究》 王开队 参加讨论
任乃强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的形成也受到其自身所处学术研究的小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四川大学的学术研究氛围对其研究理念影响颇为突出。上世纪30-40年代，四川宗教界、学术界兴起了一股了解西藏研究藏文化的热潮，因其“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增加汉藏团结、不为外人所用”的鲜明目标。紧扣时代主题，从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1941年李安宅、任乃强等成立华西边疆研究所，以边疆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藏族的文化、历史和宗教。重点对藏传佛教各派做实地考察，收集大量的藏文资料文物，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得出汉藏互补，相互依存的重要观点。(46)40年代以后，巴蜀研究逐渐成为川大史学系的区域研究课题。在实地调查风气的影响下，一批新的学术领域如人类学、民族学也日益受到重视。1946年任乃强在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在川大发起组织第一个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民间学术团体康藏研究社。在此前蜀地学者乡邦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巴蜀史研究迅速完成了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明确区域研究意识成为川大史学的一大特色。(47)到了80年代以后，川大历史地理学继续发挥历史地理文献研究传统，但主要是对历史地理志进行研究，如刘琳、任乃强对巴蜀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的研究。关于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传统阶段以巴蜀文化地理研究为主，在现代阶段主要转为巴蜀城市地理及地理环境的研究，如刘琳、任乃强、郭声波等。关于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在传统阶段，其前期主要进行川康及青藏等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调查为主，在这方面，民国时期的华西边疆学会等一大批外籍教师及谢国安、任乃强等做出很大成绩，发表了许多考察报告及论著。(48) 任乃强的经世致用理念也来源于自身所饱含的民族大义。到了近代，随着川边开发——改土归流和川边史地之学的兴起，一些民族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开始了对德格土司的调查研究，研究论著纷纷问世，任乃强用的一系列论著论证了德格土司及其与萨尔王传的关系。(49)用不同的视角来解释土司，了解土司。针对西藏地图的绘制问题，任乃强认为“在解放前很少有人对西藏的地理、社会情况做全面的调查研究，英国人为了侵占西藏公然到西藏甚至到川藏边勘察资源，测绘地图，搞社会调查，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羞耻，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搞调查研究，我才下定决心，利用修志的机会想搞出一份像样的地图来”。(50)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解放西藏，贺龙曾征求任乃强对西藏问题处理的意见，任乃强的倾向是攻心为上，攻城次之，他还谈了藏军的军制、优势和通常的布局，以及进军西藏要注意的一些问题。(51)任乃强在关乎民生的川康交通问题上的态度是“顾国人之为川康交通设计者……皆井蛙之见也，真欲解决川康交通问题，应从川康间地理上实施调查着手，考究所有大小路线，比较文化优劣，相其所宜，因宜设计，从事开发”。(52) 任乃强治学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责任感，“以为地学当为各科学之基础，盖万事万物莫不变时空之影响也。因是，由经济地理而沿革地理，而民族地理，转而跻于历史地理学之研究，民族研究亦因此始”。(53)他早年欲实现以农兴国的理想因而从事农业地理研究，毕业后又积极从事教育改革，以图实现教育兴国的理想，当边疆出现民族危机时又投身于康藏地区的史地研究意在唤醒国人的危机意识，引起世人对康藏地区的重视。任乃强对关乎人类生存的人地关系也极为重视，1928年编写《四川史地》一书，发觉四川盆地曾于两晋间、宋元间、明清间发生人烟灭绝之劫三次。而究其原因，皆与人口极度膨胀，地不足以养民有关。以为预防之计，首当开发川边民族地区，消除边腹民族之扦隔及经济发展之差异。(54)在他对四川地名的考释过程中，发现盐亭县“县不产煤，煎盐用木材，残毁山林后，盐业渐衰，成为川北贫困小县”。(55)在对该县地名考释的同时阐明了历史时期以来该县经济衰退的原因，为后来推进经济发展提供借鉴。此实皆为当前历史地理学十分重视的人地关系研究之典范。任乃强六十年来，所有论著，莫不围绕康藏民族问题。在边疆多事之秋，从事民族问题探讨和地图绘制足见其忧国之心。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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