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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乃强的西南历史地理研究(5)


    其三、注重语言学、民族学、考古学以及自然科学等方法的综合运用
    任乃强接受了以科学实验为依据的现代研究方法,注重实地考察,把藏语学习看作研究藏文化的入门工具,在康藏史地研究上打破传统的描述藏区舆地建制沿革的传统模式,根据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语言学、宗教学等现代学科的基本理论,进行多学科、多层面、相互渗透、比较归纳研究。(38)他一系列著作论证了德格土司世系及其与萨尔王传的关系。这些论著以中国历史传统研究法为基础,借鉴外国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研究方法研究德格土司世系,为后人研究德格土司奠定了基础。(39)如他在1949年关于德格世系研究中,与李安宅同游德格,并随身携带德格相关史料进行实地考察,询问土司家臣,回程后与谢国安等先生共同考订出德格土司世系。他运用语言学知识解释了“赞”、“禄”、“阿尼”等藏语的意思,为理清德格世系做称谓的解释工作,用宗教学的视角解释土司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以民俗学的手段来解释土妇转房事件,以历史材料为基础指出康藏行政区划的划分不重地形而在历史之传统,德格境内之飞地与世系关系密切。(40)任乃强用跨学科视角,从多方面论证和梳理了德格世系,为德格土司相关之研究提供依据。因此,可以说,任乃强作为一个胸怀学以致用理念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他的边疆民族研究中博采众家之长,经济地理、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均在其视野之中,是一位跨越学科边界、非学科化的学者典范。(41)而自1939年起任乃强撰成《辨王晖石棺浮雕》、《樊敏碑文义集解》等文,对这些文物及其涉及的汉代青衣江流域民族与汉文化的关系详加考证,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轰动。(42)“三年来,数过芦山,屡审原石,更参诸家,详稽群史,私撰为樊敏墓石图考,樊碑集释樊敏年谱等”。(43)参用了文献与实地考察结合方法,并用金石学的方法,与文献配合解释汉墓及其随葬物品的真相。此外,任乃强早年专治农学,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对植物、矿物的文化分析尤为精辟,这是许多文史学者所不具备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首次运用现代西方地学知识,描述和分析康藏高原的地质、地理、气象和水文。(44)此外,他还对四川省的物产分布作出了科学的研究,为四川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
    三、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
    任乃强并非纯粹的书斋学者,其治学始终以经世致用为基本理念。他这种治学理念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学术视角,也得益于时代环境的推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西南由此成为抗战的重心,然当时西南的现实状况远远不能完成这一伟大任务,因此国民政府不得不全方位的开发西南,从各方面进行考察,为制定方针政策提供依据。而西南民族众多,历史上政权林立,地理状况复杂,从历史地理角度对西南进行研究有重要意义。此时,大批史地学者和教学科研机构云集西南,他们应西南开发的需求,积极开展西南历史地理的教学、科研工作,对西南的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45)任乃强在抗战时期的地方志《康藏史地大纲》即为该时的经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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