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视野下的西北史地学(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27 《社会科学战线》 刘进宝 参加讨论
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清代的西北史地之学，与汉代的西域和辽、金、元三史的关系最为密切。 清代的新疆，相当于狭义的西域。从现有史料可知，汉武帝以后，可能从汉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开始，才正式使用“西域”这个词。汉代的“西域”仅仅是指中国新疆的南疆和东疆的吐鲁番和哈密，唐代时已包括了今天新疆的大部分地区。清朝乾隆时，西域已被称作新疆，嘉庆时，新疆一名已经完全代替了西域。(18)因此，在清代的西北史地研究中，首先就是对《汉书·地理志》和《汉书·西域传》的研究，如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祁韵士的《西域释地》等。但不可否认，他们所研究西域的范围，仅限于《汉书》《后汉书》所记载的内容，也就是狭义的西域，而且主要还是基于对清代乾隆文治武功的自豪和赞扬。随着19世纪以来新疆地区形势的不断恶化，如张格尔之乱、陕甘回民起义、阿古柏对新疆的入侵，尤其是英、俄帝国主义对新疆的觊觎和争夺，使西北边疆危机重重。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学者们经世致用，在西域研究方面更加注重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俄之间的边界，其代表成果就是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20) 由于清代乾嘉朴学的兴盛，考据之风也渐渐漫入辽、金、元三史的研究。由于辽、金、元三朝起自北方，对辽、金、元三史的研究，也就进一步深化了西北史地之学。(21)而辽、金、元朝都属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因此北方民族史尤其是对蒙古族的研究，就成了西北史地学的重要内容。再加上元朝地跨欧亚，对西北史地的研究自然也会涉及元史。这正如刘禺生在谈到晚清的学术风尚时所说：“当时诸贤，承乾嘉学者训诂、考订、校勘之后，毅然别开门面，有志于辽、金、元三史，及西北舆地之学……后至同、光，流风未坠，皆以研究西北舆地为最趋时之学。”(22)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西北史地研究者的治学方向也发生了变化，即开始了向域外史地学和蒙元史研究的转变。如魏源的《圣武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道咸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一股研究俄罗斯史地和蒙元史的风气。而徐松、张穆、沈垚、何秋涛和龚自珍等人的蒙元史研究已经为西北史地与蒙元史研究的相结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魏源则在他们的推动下完成《元史新编》，成为清代全面重修《元史》的第一人。(23) 由以上所述可知，我国“西北史地学”的兴盛，与西方“东方学”的发展几乎是同步。在西方殖民势力向东方扩张的同时，产生了研究东方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化的学科——“东方学”。“东方学”的出现固然是为殖民利益服务的，但其本身也包含许多科学的成分。此时的中国，自从清代乾隆平定西北以来，学术界中也产生了一个以研究西北边疆地区民族历史与地理为重点的分支学科，这就是“西北舆地学”或“西北史地学”。正是“随着西方列强步步入侵，大片国土一步一步地沦入他手，一些爱国知识分子通过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寄托自己的爱国之情”(24)。 正是由于清季以来的西北边疆危机，沙皇俄国对我国西北边疆的侵略，俄英帝国主义在帕米尔地区的争夺，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沙俄加快了在中国西北的侵略步伐，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北的大片领土，并进一步强占伊犁，觊觎南疆，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改订条约》，中俄间的界务交涉日益增多。(25)面对西北边疆的危机，学术界“经世致用”，关注西北边疆、研究西北边疆，使“西北舆地之学”“遂成道光间显学”，(26)“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竞言训诂音韵焉”(27)。 “西北史地学”的重要特点就是“经世致用”，龚自珍、魏源等人对西北史地的研究，就是为了解决西北的现实问题，如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沈垚的《新疆私议》都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西北边疆的危机更加严重，出现了《元史新编》《蒙古游牧记》《朔方备乘》等著作。林则徐甚至还喊出了“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呼声。(27)此种关注一直持续到光绪(1875-1908)年间，陈寅恪先生回忆说：“曩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28) 鸦片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研究西北边疆便成了当时知识分子关心国事的一种方式。“20世纪前半叶，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诸前辈开辟新径，把乾嘉以来‘西北舆地之学’的考据传统与西方近现代‘东方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29)。其突出表现就是利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从事西北史地及蒙元史的研究。 如果从“西北舆地之学”与“东方学”的关系来说，东方学的传入，进而直接影响到中国近代学术，时间上应在清末民初。而“西北舆地之学”的兴起主要在道光年间，两者是有明显时间差的。因此说，我国“西北舆地之学”由经史之学的分支逐步过渡为现代分科之学的科学研究，明显受到了西方“东方学”的影响。反过来，我国“西北舆地之学”的兴盛为东西学术沟通与西方“东方学”的扩展提供了对话平台。而从研究领域看，西方的“东方学”与我国的“西北舆地之学”则有相当多的交叠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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