蹴鞠运动早期群体及传播路径初探(3)
http://www.newdu.com 2024/11/09 01:11:38 中国社会科学网 段颖龙 参加讨论
文中的“太上皇”即汉高祖刘邦之父，刘邦建都长安后，将父亲也迁来长安居住，但其父很想念家乡丰邑的一切，于是刘邦便在长安的骊邑按照丰邑的街巷房屋原样复制，并把丰县的男女老少、鸡鸭羊犬悉数迁来，命之曰“新丰”，于是刘邦之父非常满意。文中所言故乡丰县有“斗鸡蹴鞠”，而其所居故秦地骊邑则“今皆无此”，说明原秦国本土绝无蹴鞠和斗鸡这类活动。而战国时代的秦国军队中也有军戏被纳入军事训练中。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60万大军伐楚，《史记·王翦列传》载秦军驻地情况是“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索隐》谓：“超距犹跳跃也。”则秦军的军事训练无非是用石头投掷和跳远这类缺乏互动性的体育运动。此外，刘邦故乡丰邑在战国末年虽属楚，但却北临齐地。丰邑今属江苏丰县，紧邻山东南部的微山湖。而微山湖、滕州以东和以北的各地大量出土战国晚期齐刀币证实，这里曾是齐人大量分布的地带，丰邑必然亦受齐文化影响强烈。而蹴鞠、斗鸡恰恰是齐都临淄的民俗。齐宣王统治末期，遭遇了以燕国为首的五国联军的打击。公元前284年，燕、韩、魏、赵、秦五国在济西大败齐军，进而攻略至齐都临淄，齐闵王弃城而东逃，落难到齐国东南部的莒地，这里已经十分靠近楚国东北疆，而齐都临淄之民也应随王逃往这一带并驻留下来。我们根据战国货币在齐地的出土分布就能大致将其迁徙路线勾画出来。战国后期齐国次生型刀币“齐法化”，其中“齐”表示齐都临淄，此种刀币本应在这里流通，但“齐法化”在山东淄博、青岛、潍坊、烟台、临沂、日照六市密集大量出土，且构成了齐国货币流通的强势区[3]，而齐都临淄位于淄博，齐闵王东逃所居的莒城位于日照所辖莒县，两者其间的潍坊、青岛的刀币分布区恰恰勾画出齐闵王的逃亡路线。沿日照以南临沂地区的沂水、沭水流域间北起沂源、南至郯城的诸县地构成的齐刀币流通强势区[4]，这又证明，由临淄逃往东地莒城等地的齐人还曾沿沭河、沂河流域向南推进至郯城、苍山，而至其西面的滕州虽亦有齐刀币出土[5]，但已属齐刀币流通弱势区。滕州之西南隔微山湖一侧便是刘邦故乡丰邑，即今江苏丰县。故丰邑有蹴鞠、斗鸡等齐文化的民俗应是齐人沿刀币流通分布区从临淄辗转向东向南逐渐迁徙带来。 刘邦既已建设新丰，而搬迁丰邑之民至故秦地骊邑无疑将已经盛行齐文化之蹴鞠、斗鸡等民俗的平民群体移植到了长安附近。“太上皇”居邑中的事物必然会在周边的民间大肆传扬，所以其后，蹴鞠便因新丰之民俗而逐渐在汉帝国都城长安一带兴盛起来。《盐铁论·国疾》记载西汉中叶都城长安的街巷情景是“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穷巷蹋鞠，秉耒抱臿。”极言太平盛世时“蹋鞠”运动在民间的普及程度。由于汉初太上皇喜好蹴鞠，必然又影响到了汉朝皇室成员对蹴鞠的重视。而汉代的军队中，蹴鞠继承了战国时齐国军队的游戏传统。《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述大将军霍去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集解》引徐广曰：“穿地位营域。”《索隐》曰：“《蹴鞠书》有《域说篇》，又以杖打，亦有限域也。今之鞠戏，以皮为之，中实以毛，蹴蹋为戏。”说明汉代边塞戍卒多以蹴鞠活动提振精神。甘肃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曾出土一件用丝绵填塞其内的鞠，其直径仅5.5厘米，发掘报告称“似为随军子女之玩具”[6]，可见蹴鞠游戏在汉代军队中的普及程度之广。直至东汉时期，文史家李尤还曾写了首《鞠域铭》来描述蹴鞠比赛的状况。这样，汉代以后的唐、宋等历代太平王朝，在民间与皇室蹴鞠运动均较为盛行。蹴鞠运动在唐代还一度流传至朝鲜和日本，亦成为这些国家上层社会所热衷的游戏项目。 综上所述，蹴鞠最早产生于黄帝时期，自黄帝以至战国，蹴鞠的发展演化因缺少史料记载而难于考证。在战国时期的齐国，蹴鞠运动呈现出较为兴盛的状态，可以视作对黄帝时期作为军事武戏的蹴蹋的继承，这项活动由齐国军队传入民间社会，成为闲暇时齐国临淄百姓的娱乐项目之一。后因齐国蒙战乱，逃亡的临淄之民将蹴鞠运动带到齐东南地区，进而蔓延至楚地的丰邑。汉初刘邦迁丰邑之民至骊邑，则将使蹴鞠运动传播至首都长安附近，成为汉代都城长安的平民与贵族都十分喜爱的游戏项目，亦成为汉朝驻防边塞的军队所喜爱的体育活动。 参考文献： [1] 魏启鹏：《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6页。 [2] 任秀玲：《稷下争鸣与<黄帝内经>》，《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3] 陈隆文：《春秋战国货币地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2页。 [4] 陈隆文：《春秋战国货币地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5页。 [5] 陈隆文：《春秋战国货币地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0页。 [6]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敦煌汉简》，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6月，第63页。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清与朝鲜间“漂民”救助问题管窥
- 下一篇：法律史研究的方向：法学化还是史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