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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会”的历史影响(2)


    现存的贺麟、冯友兰、汤用彤三人致胡适函如下,是了解“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活动的重要史料:
    中国哲学会设有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将近四年,编译书籍,训练译员,均经逐渐进行,不无成效,想荷赞许。顷本会复向政府请得外汇美元壹千元作为本会基金之一部分。本会为求妥善信实计,已商请中央银行开具支票,注明由先生在美国支取。兹特将原支票寄上,即希于取得美币现款后,设法托人带回国内,交彤等收存,以便组委员会保管,而利哲学译业为祷。
    该信写于1945年5月24日,由贺麟执笔起草,因为他是“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哲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的常务理事和秘书。落款除贺麟外,还有冯友兰和汤用彤的亲笔签名,因二人是中国哲学会主要负责人兼“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委员。由于胡适为中国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又一直担任该会的理事会成员,故信中向胡适汇报该会编译书籍和训练译员方面的成效,并请他在美国支取该会为筹款设立的用于翻译事业的基金,再汇给汤用彤等人。信纸末端印有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地址,信后另附该会工作报告一纸。
    “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聘请多位编译员,编译了一批西方哲学古典名著。此外,该会从1944年起兼收中国学者撰写的西方哲学著作,同时还多次举办编译演讲讨论会。1944年上半年举办了四次:首场汤用彤讲“关于佛经的翻译”,第二场陈康讲“亚里士多德本质论发展的痕迹”,第三场吴宓讲“我个人对翻译的经验和理论”,第四场郑昕讲“康德范畴论的体用”。汤一介保存下来一份汤用彤的演讲提纲《佛经翻译》,已整理收入《汤用彤全集》第2卷。由此稿可知,汤用彤在演讲中,不仅总结了佛教史上的翻译经验以为编译西方哲学著作提供借鉴,还提出“译场”(翻译机构)应具有教育功能,是培育有创造性思维人才的组织。根据这一思路,该会培养了不少青年学者,如汪子嵩、陈修斋、王太庆、杨祖陶等人皆成为西方哲学领域的杰出专家,有力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1947年3 月30日,中国哲学会在北平的成员20 余人,在北京大学蔡孑民纪念堂聚会。汤用彤主持会议,贺麟报告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与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的工作和经费状况,并为《哲学评论》约稿。会上,对于研究哲学与实际生活的关系问题,许多人承认虽然存在,但却避而不谈。对于这一关键问题,早在第二届年会上黄子通就指出:“已经感觉到现在中国哲学界所谈的问题多数与我们现实生活没有多大关系,有重大关系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去谈。”冯友兰也认为:“哲学总是与现实有关系的,有直接的或间接的,我们更希望着哲学能与现实发生密切的关系。”但是,他又说:“社会上的人不能对中国哲学会有过分的希望,有一部分人希望哲学会能领导社会思想与文化,这本来是哲学会不打算做,而且不能做的。”缺乏对现实的关注,是该会的历史局限性。
    1947年4月,中国哲学会北平分会邀请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教授柏特(Burt)来华交流,到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进行了《哲学综合问题》《美国哲学之趋势》等演讲。1949年北平解放后,该会自然解体。
    中国哲学会的学术活动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哲学学科建立、发展的一个标志。历届会议提出的重要课题不同程度反映了那个时代思想历程,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其学术活动和翻译工作更是为当时哲学界打开了通往世界的窗户和中西哲学交流之门。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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