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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灾难记忆口述史料收集水平(3)


    关注历史对个体命运的影响 
    目前我国对口述史料收集的方法并没有达成共识。苏智良告诉记者,有很多学者从理性的角度思考如何推进口述历史研究,包括口述历史应该使用哪些方法、注意哪些问题,尝试着将操作步骤升华到理性的、规范性的程序,但最终没有达成共识。尽管如此,口述史研究也越来越规范了。
    未来,如何才能更好地提升灾难记忆口述史料收集的专业水平?武黎嵩告诉记者,从惯例来看,口述史的采访者和受访人应该具备比较熟悉的私人关系、甚至应该是彼此了解和信任的。所以最合适的访问人应当是受访者的亲朋好友或该领域的专家,这样更容易被受访者接受和信任,在具体访谈过程中,问题的设计、口述内容的引导也才能有一定的深度和灵活性,从而更好地进行对话。
    受访学者认为,就口述史研究而言,灾难性历史事件口述史调查不应过度聚焦在受到伤害的那些历史片段,应更多探究历史对他们的人生、命运和家族产生的影响。苏智良强调,口述历史的受访者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人,他首先是一个人。在口述史料收集的过程中,应去关心他、了解他,去感受这些历史事件给他带来的影响。
    “我们目前就是这样实践的。”武黎嵩认为,南京大屠杀对于受害人命运和心理的影响是一生的。关切普通人的命运,不仅应是灾难性历史事件口述历史的要点,也当是日常的社会史学研究应有之义。
    杨彦君则表示,历史对于个体命运的影响更值得研究,如基于时代和历史背景下的家族命运、个体抗争、悲惨记忆。灾难性历史事件口述史研究不宜停留在罪证揭露的基本层面,应分析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趋向和今天人们的看法与作为。
    在采访中,武黎嵩还提到一个必须注意的要点,在灾难性历史事件口述史调查中,访谈者的心理健康也不容忽视。“南京大屠杀虽已过去79年,但由于其反映的不仅仅是日军的残暴,还有人性在灾难面前的复杂和脆弱,幸存者的再次讲述不仅会对其本人造成影响,还会对访谈者造成心灵的冲击,所以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们也会时刻关注访谈者的心理状况,并及时采取一些心理干预措施。”他说。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吴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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