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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中乾:魏晋玄学本体论建构完成于郭象(2)


    郭象整合了“无”本论的矛盾
    正始玄学后,魏晋玄学经过竹林玄学的“自然”论和裴頠的“有”论,至郭象的“独化”论而达峰巅。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贤士们喊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这个“自然”虽有本原、本体的意义和思想价值,但只能是一种纯抽象的精神、思想领域的遨游。可以看出,竹林玄学的“自然”论接的是王弼“无”论中的抽象性、普遍性之维度。这一方面使得“无”论中的抽象性维度得到展开和落实,同时却使这种抽象性纯粹化而寿终正寝了。这正是竹林玄学的思想贡献之所在。
    裴頠的“有”论逻辑地接上了王弼“无”论中具体性之维度。裴頠在《崇有论》中开宗明义地说“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这就将玄学致思的方向导向了现象界的众有上。以“有”为本逻辑上会产生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众有是如何有的,而裴頠的《崇有论》的主要思想贡献正在于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现象界不是也根本没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存在,一物的存在必然和必须以它之外的他物为前提条件,这样一来一物与他物就构成了一个存在构架,在这个存在构架中一物和他物均可现实地存在。世上的事事物物本来就是一存在构架,故可以在相互依赖中同存共在。总之,在裴頠那里,“有”乃众有,众有相互依赖而构成一存在构架。然而,众有何以能依赖和要依赖呢?裴頠未探讨、论述此问题,他只就众有之间的现象存在而论述之。所以,裴頠的“有”论完全落在了现象上,这正是对王弼“无”论中所蕴含的具体性维度的落实和展开,但这也正好终结了这一维度。
    可见,无论是竹林玄学的“自然”论还是裴頠玄学的“有”论,都只是承接、展开了王弼“无”论中抽象性与具体性之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并未能整合、化解这一矛盾。但矛盾之展开是其化解的前提条件。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郭象玄学逻辑地整合、解决了“无”本体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矛盾,成就了他的“独化”本体论。
    郭象对他之前的“无”、“有”之类的本体作了认真自觉的考察,指出单一的“无”和单一的“有”均有所偏,都不能作天地万物之存在的本原、本体。何为本体?郭象说:“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这就是“独化”本体论。“独”显然不是现象界的事与物,因为现象界没有“独”可言,只能是本体之谓。作为本体的“独”是活的,即其在“化”中。而“独化”之可能在于其自身存在“有—无”性结构,这使得它能在有无交互作用中得以生生不息地存在。所以,郭象的“独化”论逻辑地整合和统一了其前的“无”论和“有”论,从而完成了魏晋玄学关于宇宙本体论的建构任务。
    魏晋玄学是本体之学,讨论的是天地万物之存在的本原、本体问题。玄学的这一本体思想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中有重要意义。一个有文化的文明民族倘若没有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之思想,它就没有了灵魂。就荦荦大端言,先秦哲学在其社会政治性质和形式下摊出了形而上的本体问题,这在孔子的“仁”和老庄的“道”处有表现。至两汉,在经学形式下讨论了宇宙生成论问题,这是宇宙本体问题的必要准备和思想开端。魏晋玄学正式、积极地讨论了形而上的本体问题。隋唐佛学,探讨和逼出了心性本体问题。至宋明理学,终于成就了伦理学本体伦的思想理论,这正是汉代将儒学定于一尊后所要求的必然的哲学结果。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演进、发展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形而上的本体思想之发展、成熟的过程。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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