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早期思想史研究的特色及学术史意义(3)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6:11:32 《晋阳学刊》 王启发 参加讨论
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一书的几大学术关节点 关于侯外庐所著《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按照他在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6月)文风书局初版的自序(1942年11月25日，于重庆郊外)当中所说，一方面，这本书是他当年讲授中国思想史古代编大纲的进一步扩充，而且更为注重研究，与讲义一类有很大区别；另一方面，他认为这本书和他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出版)为姊妹篇，“乃历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的自成体系”，并且在材料的处理上是“互为补充，避免重复”。这里，侯外庐还提出，“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所以将这两本书一并来读是很必要的。 同时，在这篇自序当中，侯外庐就此前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状况提出了自己带有批评性的看法，他说：“过去研究中国思想史者，有许多缺点：有因爱好某一学派和个人是非其间者，有以古人名词术语而附会于现代科学为能事者，有以思想形式之接近而比拟西欧学说，从而夸张中国文化者；有以历史发展的社会成分，轻易为古人描绘脸谱者；有以研究重点不同，执其一偏而概论全般思想发展的脉络者，有以主观主张而托古以为重言者，凡此皆失科学研究的态度”。而且，侯外庐强调说，“我们要批判地接受中国文化古代的优良传统，却未能犯此一道”，“本书自信没有此种积习”。 针对上述诸种研究态度，侯外庐指出，“有之固足以影响科学的研究，但无之亦不能必谓即可阐微决疑，主要尚在真理的钻研是否科学”。于此，侯外庐提出了一连串的设问，既构成了他思想史研究上核心性的问题意识，而且也是他给自己设定的具体研究课题： 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想的发展，关系何在？人类的新旧范畴与思想的具体变革，结合何在？人类思想自身的过程与一时代学说的个别形成，环链何系？学派同化与学派批判相反相成，其间吸收排斥，脉络何分？学说理想与思想术语，表面恒常掩蔽着内容，其间主观客观，背向何定？方法论犹剪尺，世界观犹灯塔，现实的裁成与远景的仰慕恒常相为矛盾，其中何者从属而何者主导，何以为断？ 在侯外庐看来，凡此诸条，“尤为研究学人所宜把握，紧密而严肃者犹恐失之误解”。而且，在四十年之后为《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所写的自序(1982年春于北京，1986年冬修改)中，侯外庐再次提到当年这段在思想史研究方法上提出的问题，并且说上述思想史方法论的问题，也包含着他在研究过程中对这些问题的解答[5]13。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书早年的修正版(国际文化服务社)的再版序言(1946年8月24日于南京)当中，侯外庐特别提到此书出版后的四、五年间，中国出版的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著作不下十多种，可见“这一门学问可以说已达到相当的水准”，而且“单就古代方面而言”，就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纪玄冰(赵纪彬)的《论语研究》(部分发表)、杨国荣的《论孔孟》等书。一方面，侯外庐认为诸书见解虽不一致，而皆有独创研究，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侯外庐也注意到学人间在这里面最成了问题的，主要有两个歧点：一是对“古代社会的阶段问题说明之不同，以致对于古代思想看法发生了极大的出入”；二是就“孔墨二家的学说在古代社会的估价方面发生了争论”。不过，此时侯外庐更为关注和强调的则是： 然而，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限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从前他们讲问题在执笔时总是先看取欧美和日本的足迹，而现在却不同了。他们在自己土壤上无所顾忌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发掘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 在这篇再版序言中，侯外庐还强调说“从前仍然限(于)十九世纪以前的步伐，语言形式重于内容，而现在则是内容更重于语言形式了”，而且明确地指出：“所以，我们万不可太重视着梁启超派今文家的写作方法，以言语来动人耳目，而应该特别关心于解决历史的疑难。”针对此书的写作，侯外庐自述说：“关于本书，就是在写作的当时，亦按照这一路径去布置篇幅，不为古人所役，亦不为欧美先进所役”，而他“委实试验着讲我自己的语言”；除了感谢同行友人公开或当面给予的批评之外，他也表示：“至于以难懂二字抹杀拙著的评断。我只笑一笑而已”。他还强调，“我警戒自己不走梁启超派的动人言语之路，因此或许矫枉过正，说我的文字没有文艺价值，实在一点也不错”。最后又自嘲般地说，“然而说拙著难懂得不值一读，则不能不令人喊冤屈了”。由此可见，这也就是侯外庐自我认定的进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态度与风格。 另外，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初版的《校后简记》中，侯外庐提到了两点：一是指出在此书写出两年后才进行校对和出版，而在这些的时间，他又“写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一书，也于最近问世”，可知当年侯外庐进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跨度和连续性。二是声明说，此书是继《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之后写出的，“当时采用了‘古典’二字非出心愿，虽然没有人批评我，但实在科学地讲来，这用语是极其不通的”，所以他在《中国古史疏证》一书中已经更正了。他明确地说，“简言之，‘古典的古代’与‘东方的古代’是一个阶段的两种特殊路径，在东方的亚细亚社会不应采用‘古典’二字。所以，在本书中亦有偶用‘古典’二字的”，希望读者“仅把它看做历史的一个特定阶段罢了”。其实，侯外庐的这一考虑，与他所用的“古代”限定的历史时间是确定在殷周时期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这一范围有关。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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