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国维卷》出版(7)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1:11:3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newdu 参加讨论
五、边疆史地研究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涌入中国,各种名目的探险队、考察队进入中国西北边地,如入无人之境。而这一时期,山川效灵,地不爱宝,无数地下文物出土,被外国人劫掠走的难以估算。这种局面强烈地刺激了中国学者的神经,因而研究边疆史地成为热点之一。早在1911年,先生即撰《胡服考》、《鬼方昆夷狁考》,1919年作《九姓回鹘可汗碑跋》、《九姓回鹘可汗碑图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井渠考》,其后又作《西胡考》。到清华任教后又撰《〈元朝秘史〉地名索引》、《蒙文〈元朝秘史〉跋》。1925年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为国学研究院讲《古史新证》、《尚书》、《仪礼》、《说文》,在经史、小学、金石等学科指导学生,同时转入西北史地研究。1926年出版《蒙古史料四种校注》,发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黑鞑事略〉序》、《〈《圣武亲征录》校注〉序》、《鞑靼考》、《〈《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序》、《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金壕界考》等。 鞑靼是古代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交往密切。作于唐武宗会昌二年(842)的李德裕的《会昌一品集》,即已记载鞑靼事迹,但写作“黑车子达怛”与“达怛”。新、旧《唐书》与《五代史》都有关于鞑靼的记载。《新五代史》已有《达怛传》。宋初太祖、太宗两朝,鞑靼曾三次入贡,后因西夏崛起,交通阻隔,与中原联系绝少。《辽史•营卫志》记载诸部族情况,《百官志》记载属国职名,都不再见有鞑靼;本纪中三见“达旦”,但都去其偏旁,读者不知所指。《金史》则绝无鞑靼踪迹。《明史》的《鞑靼传》,但实际上是蒙古传,与鞑靼无关。在辽、金两朝的三百余年中,鞑靼的历史扑朔迷离,学界鲜有人措意。 1889年,俄国考古队领队雅德林采夫在今蒙古国呼舒柴达木湖畔发现阙特勤碑,碑正面及左右侧刻突厥文,记述后突厥汗国创立者毗伽可汗与其弟阙特勤之事迹,其中提到“三十姓鞑靼”与“九姓鞑靼”,引起学者关注。碑的背面为唐代玄宗亲书的汉文,故推测此碑立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 《辽史•圣宗纪》载,辽开泰元年(1012)正月“达旦国兵围镇州”,同书的《萧图玉传》则说“开泰中,阻卜复叛,围图玉于可敦城”。而《辽史•圣宗纪》与《地理志》中的镇州设在原先的可敦城。王先生指出:“《纪》、《传》所载地名既合,年岁又同,自是一事。而一称达旦,一称阻卜,是阻卜即鞑靼之证一。”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七月,太妃领兵三万,“西捍塔靼”;《辽史•圣宗纪》说辽统和十五年(997)三月,皇太妃献西边捷,九月,“萧挞凛奏讨阻卜捷”;而《辽史•萧挞凛传》说夏人梗边,军中号令太妃并委挞凛,挞凛“因讨阻卜之未服者”。再次证明“西捍塔靼”是阻卜,亦即鞑靼。 《金史•夹谷清臣传》载,“北阻叛”,右丞相襄奉命出征。同书内族《襄传》说襄的支军“为阻所围”,襄突击敌军并大破之,“众皆奔斡里札河,遣完颜安国追蹑之”。而《元朝秘史》记载此事说:“大金因塔塔儿篾古真薛兀勒图不从他命,教王京丞相领军来剿捕,逆著浯泐札河,将篾古真薛兀勒图袭将来。”王先生指出,“王京”是“完颜”的对音,《圣武亲征录》、《元史•太祖纪》记载此事均作“丞相完颜襄”。浯泐札河,即《金史》之斡里札河(今乌尔载河),可见二书记载此事完全符合。而《金史》中的“阻”、《元朝秘史》称为“塔塔儿”,与《辽史•萧图玉传》中的“阻卜”、《圣宗纪》作“达旦”者,前后一贯。“塔塔儿”是“鞑靼”的对音,足见“唐、宋间之鞑靼,在辽为阻卜,在金为阻,在蒙古之初为塔塔儿”。 关于鞑靼的地理位置,日本学者箭内博士根据阙特勤碑突厥文两次提到“三十姓鞑靼”时,顺序都在黠戛斯、骨利幹之后,契丹、白霫之前,据此推断,黠戛斯在突厥西北,骨利幹又在其北,契丹、白霫都在突厥之东,则列于它们之间的三十姓鞑靼,当在突厥东北,此方位与金、元时期的塔塔儿正好相合。王先生赞同箭内博士之说,并将此三十姓鞑靼称为“东鞑靼”。王先生发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入四夷道里记》历数回鹘周围山谷、车道、湖泊等,提到在回鹘牙帐东南数百里有“达旦泊”,他据此“疑以鞑靼人所居得名。九姓鞑靼所居,盖当在此”,并且称此部为“西鞑靼”。 另有漠南鞑靼,或称阴山鞑靼,见于文献的时间比漠北三十姓鞑靼及九姓鞑靼晚。其原因何在?王先生说,唐会昌初年,回鹘被黠戛斯攻破后,其一部南迁到中国近塞。《会昌一品集》所记近塞蕃族,没有鞑靼。唐咸通九年(868),鞑靼跟从蔚州刺史朱邪赤心讨伐庞勋,证明此时鞑靼已居于蔚州近塞,时间约在唐会昌(841—846)与咸通(860—873)之间。阴山鞑靼当是漠北鞑靼南下的一支,三十姓鞑靼与九姓鞑靼都有可能。《会昌一品集》所记三十姓鞑靼中的黑车子达怛,在唐末已南徙幽州近塞,其邻部的达怛同时南徙并州近塞。此外,回鹘被攻破后,九姓鞑靼相率南徙。如此,《新五代史》、《续通鉴长编》、《辽史》等所记阻卜的分布区域,与此三部鞑靼正相当。 唐、宋的鞑靼之名,为何到辽、金时期变成了阻卜、阻?他说,“阻卜”或“阻”,是“鞑靼”二字有意的倒误。证据有两条:《北盟会编》引《亡辽录》等文献可知,辽、金时有鞑靼,而且不讳言,其《国史》、《实录》亦当如此。而《辽史》、《金史》二史无之,是因为蒙古人讳言鞑靼。蒙古人原本就不是鞑靼,而汉人与南人好以鞑靼称呼之,这令蒙古人感到不悦。到了元末,连修史的汉臣已不知鞑靼与蒙古的区别。此外。辽、金史料中所记鞑靼之事,不是朝贡就是寇叛,史臣误以为蒙古之先朝曾经向辽、金进贡,顾虑有损于国家体面,所以讳之尤深。在蒙古强盛时,《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都记载太祖受金官职之事,而《宋史》、《辽史》、《金史》撰作于元顺帝之世,蒙古势力已经衰落,所以开始忌讳史书中的某些文字。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于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开宝二年(969)、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都记载鞑靼入贡之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也有类似记载。《宋史》诸本纪,于外国朝贡无一不书,唯独不见太祖、太宗朝鞑靼入贡之事。王明清《挥麈前录》引《使高昌记》,“鞑靼”共有六处,《宋史•高昌传》全录其文,唯独删去有鞑靼字之处。王先生认为,如此之类,“非元人修史时有意删去‘鞑靼’字不可”。辽、金史料提及鞑靼之处极多,史臣删不胜删,故“省其偏旁作‘达旦’字”。 最初记载鞑靼史事的《会昌一品集》与《册府元龟》等都写作“达怛”。新、旧《五代史》与《梦溪笔谈》写作“达靼”。南宋人所撰书刊乃写作“鞑靼”。北宋的韵书、字书当中还没有“鞑”字。加革旁之“鞑”当是因“靼”字而误。辽、金史料已有写作“鞑靼”的。“达靼”之倒文作“怛达”,或作“靼鞑”。“怛”与“阻”字形近,辽、金史料中已有少数将“怛”误作“阻”的现象出现,或者将“怛达”省作“阻卜”的。史臣乃将错就错,将史料中的不误者尽行改动,以避一时之忌讳。 清代乾嘉学派善于从同词异写的现象中归纳和解决问题,典型的是钱大昕的“上古无轻音”说。由本节的介绍可知,这种研究方法在先生手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令人叹为观止。毋庸置疑,王先生的边疆史地研究同样具有开创的意义,足称典范。 (责任编辑：admin) |